1937，吴宓南渡记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1期　作者：刘宜庆   2026-03-09 15:32:23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这场战争，改变了许多学者的命运，清华学者是怎样从北平故城奔赴长沙临时联合大学，走前的心理是怎样的状态，吴宓同事冯友兰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

　　1937年中国军队退出北京以后，日本军队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才进城接收政权。在这几个星期之间，在政治上是一个空白。我同清华校务会议的几个人守着清华。等到日本军队进城接收了北京政权，清华就完全不同了。有一个夜晚，吴正之（有训）同我在清华园中巡查，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正之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我忽然觉得有一种幻灭之感。是的，我们守着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着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不属于中国了，我们还在这里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了吗？认识到这里，我们就不守清华了，过了几天，我们二人就一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了。后来我读到清代诗人黄景仁的两句诗：“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我觉得这两句诗所写的正是那种幻灭之感，我反复吟咏，更觉其沉痛。

　　冯友兰的心境，大致是那个时代学者共同的体验。吴宓1937年的行程是从北平到天津，由天津到青岛，由青岛到郑州，由郑州到长沙。在长沙逗留几个月后，1938年2月，又开始了南迁，先到香港，再由越南海防到昆明。抗战期间，吴宓的岁月在昆明，后半生在重庆，他再也没有回到北京。84年前，吴宓在南渡的路上。

　　1、七七事变前后吴宓的心绪

　　1937年7月7日，是吴宓生命的分水岭，此前他总是沉湎于个人情感的漩涡中，之后的吴宓随着南渡，踏上飘摇的行旅，读书治学的校园生活被改变，融入到大时代的潮流中。因此次南渡，吴宓的生命阅历变得更为丰富。

吴宓

　　我们不妨来看1937年7月7日吴宓的生活轨迹，日记中写道：上午读《儿女英雄传》，“深赏之”；下午接绛珠信函；是日，中国教育会儿童教育会在此（清华大学）开会，卫士生、郝耀东、赵宗晋、杨武之先后来访。香山慈幼院举办第三次“回家节”，熊希龄、毛彦文夫妇留在青岛未回北平，吴宓看到报上的新闻，言熊希龄因患病不能参加回家节，吴宓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熊“盖于主持此会，为之已厌，且安居逸乐，惮于跋涉，懒于应酬”，故以生病为托词。熊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听从了毛彦文的主张。是夜，吴与叶企孙、熊大缜等人一起散步，“熊大缜并初教宓乘自行车，至约近10：00始归。”

　　7月8日的吴宓日记，记录下了卢沟桥事变：“昨夜，日军占卢沟桥，攻宛平县城，与中国军冲突。是日上午，闻炮声。”7月9日，“上午仍闻炮声。”7月10日，“卢沟桥退兵，以石友三部保安队接防，而日兵则未尽撤。”

　　离开北平也许是吴宓唯一的选择了。人生正值盛年，此阶段应是“完成大业”之时，却被陡然打断。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西苑，夜晚炮声隆隆，窗壁为之震动。吴宓只能拥衾静卧，坐待天命，他说：“我今不敢求死，亦不再怨生。但即毕命于今日，亦欣遵上帝之意旨。”

　　时局剧变，国家大事渗透到书生的日记中。卢沟桥事变前，吴宓的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儿女情长的记录，吴宓“生性热烈多情”，他的日记中出现多个女性，似乎都动了感情，认真而投入。

　　吴宓虽然爱过多个女性，但他生命里只有一个“海伦”，他对毛彦文的爱，痴情、绵长却又痛苦而绝望，持续了一生。吴宓爱着毛彦文的同时，又常常追求令他心动的女子，比如清华大学女毕业生K，就频频出现在1930年代的日记中。吴宓常常和她约会，一起吃饭、游览，鱼雁传书之余，还常互通电话传达情意，其亲密程度远超师生的范围，俨然一对恋人。吴宓比K年长十几岁，这成为他们结婚难以逾越的鸿沟。

　　再比如1937年7月7日日记中提到的绛珠。绛珠原名朱崇庆，天津人，侍寡母，居北京，家甚贫寒。喜着红衣艳装，遂取字曰绛珠。抗战爆发前，吴宓和这两位女性过从甚密，依然在个人情感的小圈子徘徊。

　　面对国难，吴宓仍然坚信“道德救国论”，他在7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因张自忠军及石友三保安队等倒戈，我军大败，宋等已于昨夜退走保定。城中已另有政治组织云云。一夕之间，全局尽翻，转喜为悲。不特为实事上之大损失，抑且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败。益叹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但是隆隆炮声使他痛感自己声音的微弱。一边是坚定的信念，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尴尬，国家道德、国民素质、军队溃败、侵略者的坚兵利炮……使他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都无从把握。他的这份无奈也跃然纸上：“每经事变，乃深感且痛恨宓之无德无才，既未尽职国家，亦有负诸友好之人也！”战局迫切，大祸临头，吴宓心灵自省的结果，竟是消极之至：

　　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

　　这再次诱发了他久违了的“杀身情结”——但有自杀，别无他途。吴宓和陈寅恪探讨局势，写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尽管随着时势的发展，吴宓并没有去步王国维的后尘，杀身成仁，但在沦陷之城日诵《顾亭林诗集》，则其所持大节的决心亦可知。

　　2、离开故都，踏上飘摇的行旅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清华大学就已在长沙建立分校，并将图书和教学设备有计划地分批转移。事变后，教育部决定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课。清华教授们接到通知后，开始陆续南渡。9月7日，冯友兰、吴有训离开北平，属第一批南行人员。9月14日，沈履、潘光旦与赵世昌离校，属于第三批。9月21日，朱自清前往北平汤姆斯饭店三次兑换南下的盘缠。9月22日，朱自清到达天津。

　　吴宓行事仿佛比别人慢半拍，他不忍离开故都。经过反复考虑，并和朋友探讨，终于踏上飘摇的行旅。

　　1937年11月7日，吴宓离京赴天津。此前，他曾两次到天津，为南渡作准备。11月4日去天津时，大雾中，吴宓和绛珠结伴。

　　11月7日中午，吴宓和毛子水到达天津，住六国饭店，见到在此已多日的陈寅恪一家，汤用彤、贺麟等人也到了。翌日，吴宓领到清华大学发放的旅费140元，又预支了薪水60元，然后购买去青岛的船票。

　　11月10日，吴宓和毛子水、K等人登上船，船上人多拥挤，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有一个广东的商人携带生螃蟹一篓，不知什么原因，螃蟹从篓子中爬了出来，有一只爬到吴宓的床上，吴宓大吃一惊，忙起身抓螃蟹，一通折腾，终夜无眠。

　　11月13日下午，客船抵达青岛，吴宓和K等人登陆客运码头，将行李交给旅行社。码头上有人持“招待平津流亡学生”的横幅，吴宓持清华大学的证明书、徽章、名片等向警察游说，得以免检行李放行。

　　随后，吴宓乘马车行经街市，看到日本人在青岛的财产被查封，店铺大多关门闭户。青岛的街道整洁，依山傍海建筑的房子，红瓦掩映在绿树丛中，一阵清新的海风吹过，吴宓感受到冬天初起的寒意。早年在清华学堂求学期间，吴宓就对日本攫取青岛的企图十分愤慨，曾写下长诗《哀青岛》。如今吴宓来到青岛，一想到这样美丽的家园将要沦为战区，心中自是伤感。

　　吴宓获悉，此前不久日寇轰炸济南，但胶济铁路照样运行，于是他和毛子水等人商议，决定乘火车南下。11月14日一早，他们登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二等车车厢中，人极少，清洁又舒适。此时的吴宓，仍挂念着苦苦追求的毛彦文，毛嫁给熊希龄后，每年夏天都会来青岛避暑消夏，熊、毛二人打算创办幼稚园，推广学前教育，但因为卢沟桥事变，只好中断办学计划，仓促离开青岛。吴宓心想，自己的一生和青岛有缘，他对齐鲁大地素有好感：“宓于各省及各省人中，最爱山东，益信孔孟贤圣之生降此方，不为无因。但道旁已见掘战壕、运军械者，不日此区将罹惨劫，念之凄然。”

　　11月16日，吴宓一行到郑州。走在大街上，满眼都是伤兵，有军官战死前线的，士兵们抬棺而过，棺材上以随风飘扬的白纸条为旌旗，此番景象，令吴宓触目惊心，他强烈地感到郑州也将危在旦夕。

　　在郑州一旅社，吴宓给清华大学发电报：“长沙，临时大学梅月涵（梅贻琦）、袁守和（袁同礼）先生，吴宓率高棣华及学生陈慈、张婉英即到湘。”吴宓日记至此，K女士的身份谜团始揭开，原来她便是高棣华。这位多年占据吴宓日记头条位置的高棣华，后来到达昆明后嫁作他人妇。吴宓在一路的动荡离乱之中，像师长，又像男友一样照顾她。后来日军轰炸长沙繁华市区，在东车站投下炸弹，致两百多人死亡。那时，吴宓和K虽不在一起，但都在长沙街头，他很镇定，唯一担忧的是K的生死安危。

　　在平汉车站候车，小雨迷蒙，车站月台上，人多如山，拥挤充塞，喧哗纷扰，到处都是因战争迁徙的难民，吴宓看到，感觉情形恐怖。毛子水此时丢掉大学教授的斯文，跳入列车，吴宓等人将随身行李由窗口递入，在人潮汹涌之中，奋力挣扎，吴宓差一点被人挤下车。

　　3、向南  向南  至湘水衡山

　　1937年11月19日，离开武汉，正乘车经过洞庭、岳阳一带的吴宓，见窗外雾雨苍茫，山林湖泊，连绵而至的三楚风光，心情为之一振。这天下午抵长沙，被告知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衡山（南岳）圣经学院。吴宓刚到长沙，便遇上阴雨连绵，在泥路中摸索走了半个小时，才碰到一辆黄包车，将他送到了住处。然而一夜风雨不辍，棉被又小又薄，苦寒难眠。此后，吴宓几乎天天携带行李，冒着寒冷，在汽车站候车去衡阳。由于运送军队，再加上战争的影响，一连六七天搭不上车。

　　12月7日，又热又累的吴宓终于到“家”了——圣经学院的教授宿舍。吴宓与哲学教授沈有鼎住一室，每人分到一张木架床，一张椅子和一盏煤油灯。教授的伙食还不错，饭菜是由冯友兰从河南带来的厨师烧的。从教授宿舍楼极目四望，可观日出，可眺山景，吴宓自述道：“宓一生极少与自然山水近接，故恒溺惑于人事，局囿于道德……故今来南岳居住，至为快适，而于自然之美，赏悦吸收者亦甚多也。”

　　吴宓甫到南岳，生活虽贫困，却始终保持着绅士风度，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衣着，一个是对女士的态度。刘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写道：“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他负责教授三门课程：《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欧洲古代文学》，“比在故都时，空闲暇逸多矣。”吴宓讲课根本不用看讲义，就能准确、熟练地叙述史实，恰如其分地评论各国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他上课喜欢点名，点到漂亮女生的名字时，总要夸一句“Verybeautiful”（非常美丽），课堂气氛轻松愉悦。

　　此时，北大、清华的教授从不同的路径汇聚到南岳，摆脱了沦陷区的阴云笼罩，留下了不少佳话和逸事。

　　一次，教授们在饭厅吃饭，菜太咸，有人便说：“菜咸也有好处，可以防止人多吃菜。闻一多随即用汉儒解经的套路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大家听后大笑。闻一多还作了一首诗：

　　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

　　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此诗为调侃哲学、外文等系的几位教授：金公是哲学系的金岳霖，因患眼疾怕光而经常戴着一副眼罩；郑公是郑昕，平日喜好杯中之物；第三句指冯友兰，“马二”指其姓，他曾评点过吴宓的诗句“相携红袖非春意”，认为不甚得体；冗三指沈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替代蓍草。

　　冯友兰和闻一多所住的教授宿舍楼前有一棵腊梅，含苞待放，婀娜多姿，人站在楼上的栏杆旁边，恰好与腊梅齐平。一天，闻一多又与冯友兰笑侃吴宓的那句“红袖”诗，闻一多随口吟道：“每饭不忘‘红袖’句。”冯友兰灵机一动，接上：“凭栏惟见腊梅花。”

　　关于“相携红袖非春意”句，吴宓自注曰：“至于弭出京（北平）南下，赴津，与（绛珠）相约乃同火车系用作‘掩护’。”吴宓性格固执，甚至有点偏执、较真，对他垂青的女性可谓一腔赤诚，作为单身教授，在南行路上照顾几个女性，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不知冯友兰和闻一多的打趣，是否传到了他的耳中，刺激到了他敏感的神经。想当年，李健吾编写的一部以吴宓为原型的三幕话剧，剧名就叫做《新学究》，吴宓读后曾自怨自艾了多年，甚至起过自杀的念头。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于是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合住一室。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备课的严谨，给钱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沈有鼎看到他们勤奋用功，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听此言，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吴宓又规定了宿舍的作息纪律，限晚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碍他人之睡眠。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吴宓才回到宿舍。

　　钱穆了解吴宓的为人后，慨叹：“余与雨生（吴宓）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4、平静被打破

　　1937年吴宓辗转到南岳，刚刚获得心灵之宁静，就在这年的最后一天，一个消息好比一颗炸弹，将这份宁静炸得粉碎。

　　南岳临大文学院开“师生新年同乐会”，教授、学生沿长案列坐，有简朴的糕点，比起往昔清华园中的聚会，虽显简陋，但让吴宓真切地感受到颠沛流离之中的欢聚。席间，“有冯（友兰）、钱（穆）诸公的演讲；有自前线工作归来之学生报告；有各种谐谈……浦江清、沈有鼎之唱昆曲。”

　　晚会结束后，贺麟让吴宓看汉口《大公报》电讯，始知熊希龄于1937年12月25日在香港病逝，吴宓在震惊之余，也为深爱的毛彦文悲痛。万感纷集的吴宓在枕上得诗一首，有“忏情已醒浮生梦”之句。“此空前大劫之国难第一年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

　　接到这个消息，意味着吴宓又可以追求毛彦文了，此后，吴宓的情感处于希望和绝望的动荡交织中。而毛彦文面对这个重大变故，心如磐石，反而加剧了她终生不再嫁人的决心。

　　毛彦文是怎样看待吴宓的追求呢？她不承认她和吴宓之间有过什么“爱情”经历。毛彦文认为在吴宓心中有个完美女性的形象，很不幸他把“海伦”的理想形象投射到她身上。

　　吴宓在毛彦文心中是什么形象呢？毛彦文很清楚吴宓的优点：“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吴宓追求毛彦文，世人皆知，以致时人对毛彦文存有误解，比如，刻薄寡情，追逐名利……随着毛彦文的回忆录《往事》的出版，很多加在毛彦文身上的不实之词被一一抖落。

　　苦恋毛彦文是吴宓一生的感情悲剧，世事如棋，人生如局，吴宓沉迷其中，却无法觉醒。

　　5、一路飘零到昆明

　　据1938年1月13日至22日的《吴宓日记》载，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长沙至昆明的师生，分为三路：一路学生队由教授闻一多等率领由陆道步行赴昆明；一路教授队由广西省政府派车接至桂林，在游览桂林名胜后，经广西南部直过镇南关至云南境内；一路师生由长沙乘火车至广州，再经香港海路转赴越南入滇。钱穆走的是广西至昆明道；吴宓走的是经香港、越南入滇道。

　　1月19日，吴写了一信给毛彦文，约她到港访晤。吴宓对能否和毛彦文相见，没有把握，因为处于动荡的乱世，见面变得极其困难。吴宓在去昆明的途中取道香港，就是为了见毛彦文，他情急心切，甚至在长沙过春节时，对K情感冷淡。

　　吴宓在长沙除了和同事、朋友交游、宴请，一个人的时候，吃馄饨、元宵充饥，他最喜欢吃米酒冲蛋和牛肉粉，味美而且有营养。在飘零的旅途中，他孤身一人，没有家眷，在街头小餐馆品尝当地的风味小吃，获得短暂的喘息和片刻的慰藉。

　　吴宓于2月19日到达香港。在那里，他见到了清华的老朋友陈寅恪夫妇、叶公超、金岳霖等人，并在西文书店为联大外文系选购旧书。在香港，吴宓想见毛彦文一面而不得，但毛委托堂弟毛仿梅和吴见面，毛仿梅详细告知熊希龄到港后生病、去世、丧葬的情况，并告之毛彦文近况。另外，毛仿梅致吴宓信一封，写道：“吴先生：您寄来的信，我都给您转去了。彦姊在这悲苦的时候，您同情慰问她，是很感谢的！不过她这时的环境，和从前不同。她以后的做人是很困难的。鄙意以为先生如爱护她，此后就不必和她写信了，更不需要去看她，以免外间流言。”

　　吴宓接信，自然不悦。他在日记中评价道：“虽似合乎情理，实系外交辞令，只欲将宓远远推开，勿令侵扰，致妨害彦享受熊公之遗产而已。彦悲哀虽甚，然其中究有若干成分，系对熊公伉俪之恩情；更有若干成分，为自己取择之落空，及事实之困难，且恐旁人讪笑，而自伤自惜乎，则非宓之所知矣。”按说，这封代表了毛彦文想法的信，她已明确告诉吴宓，两人之间绝无可能再进行正常的交往。可到了昆明后的吴宓仍然痴心妄想，后来，毛彦文到重庆时，吴宓希望她能到昆明来看他，这不过是梦幻泡影。最后，毛彦文不再收阅吴宓的信，将他写的信原封不动退回。

　　在极度的失意中，吴宓离开了香港。3月3日早晨，因天气和饮食，他大病了一场。3月5日，吴宓一行上了滇越火车，他和毛子水、陈梦家、赵萝蕤同座。在去昆明的旅途中，吴宓感念身世，作诗一首，题为《流转》——顾炎武45岁作《流转》诗，吴宓也在差不多的年岁遭遇人生变故，借用其题，抒发心怀。诗云：“流转吴会间，……登高望中原，何处非吾土，……”

　　3月7日，车近昆明，云日晴丽，稻田广布，俨然江南风景。吴宓和同事游览圆通公园、翠湖等名胜，自离开故都北平后，吴宓行过不同地方的路，游过不同地方的城，唯有昆明最像北平。

　　此时，西南联合大学中大批学者云集，昆明由此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吴宓绝对没有料到，他的后半生会交付给西南，终老此地。

　　吴宓的人生轨迹和命运被抗战改写，但性格决定命运，左右他一生的除了时局，那就是他的性格了。吴宓的性情是孔夫子和贾宝玉的奇妙混合，再加上留美求学的经历，造就了吴宓奇崛多舛的人生。他的性情是古典主义的君子、浪漫主义的诗人与严谨刻苦的学者三位一体。

　　至于吴宓的感情问题，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者圈中的谈资，而且他也不忌讳。说到底，吴宓对女性的爱是发乎情、止乎礼，有时，隐忍着自己的情感痛苦，成全别人；有时，一厢情愿地为他垂青的女性着想。诚如江勇振所说：“吴宓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练又说，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

　　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吴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心灵之中蕴涵着20世纪的风云气象，以及历史的沉重和荒谬。1969年5月9日，在被批斗时，吴宓折断了腿，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1978年1月，吴宓教授弥留之际疾声振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他终究没有迎来一个春天，永远地沉没在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刻，连同他的尊严和哀伤。

　　时光隔着40多年，听一听吴雨僧传来的声音，心有所动，心有所思。这声音分明提醒我们——世间已缺吴雨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