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半月刊在沅陵
来源：《抗日圣地重千秋——抗日时期的怀化综述》   2014-05-30 16:14:04

　　文/赵范

　　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的会长是孙科，湖南分会的会长是覃振。湖南分会的会务由翦伯赞同志负责，党内受湖南省委领导。

　　《中苏》半月刊于1938年在长沙创办，它是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简称长沙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刊，由翦伯赞任主编，张生力任编辑。张生力同志被调走后，由王时风和王仁忱任编辑。长沙被焚后，随长沙中苏文化协会迁沅陵，仍由二王任编辑。

　　长沙中苏文化协会迁沅陵后，改称湖南中苏文化协会，但仍以原来的名字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联系。主要是接受他们赠送的书报杂志和寄赠给他们《中苏》半月刊及其他公开出版的刊物。

　　1939年秋，二王相继离开沅陵，翦伯赞同志要求省委派人接编《中苏》，于是我就被派往沅陵接了这个工作。这时湖南省委领导的公开报刊，在国民党反动派日甚一日的压制下，一个接一个地被迫停刊了。迁在邵阳的《观察日报》也处在朝不保夕的厄运中，能够继续出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中苏》半月刊，省委决定维持下去。这个情况是当时的省委书记高文华同志向我交代任务时谈的。

　　10月，我带着组织介绍信到沅陵找伯赞。他不在，但交代过住在中苏文化协会的同事们，待我来时立即告诉他，由我到溆浦民国学院或由他来沅陵见面。协会的门牌号码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沅陵北门里的一个小院，大门向西，院内只有一明两暗——中间是堂屋，两边是两层木板楼房。会址只是东边的楼上，但是用木板隔成两进的。《中苏》的助理编辑刁牧夫同志和一个青年朋友胡剑琴（现名胡振平，在南京江苏省政协工作）就住在这里。我自然也住在这里。

　　住下后，我遵照党的指示，马上写了一封平安到达的信。党万分关心每一个同志的安全。这在白区特别突出。一封平安书信岂止值千金!遗憾的是，我在信中装作过路的样子，说“日内即动身他去”，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误会。组织上马上回信，叫我不要走。这使我很不安。幸好伯赞同志从溆浦来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哈哈一笑，答应向组织解释。我想，省委负责同志在听到伯赞同志的汇报时，也会哈哈一笑的。

　　伯赞同志告诉我：《中苏》的主编是他，我是负责编辑。每期编好后，送溆浦定稿。刁牧夫是党员，但他不知我也是党员，我们之间没有发生横向关系。协会的行政工作由翦伯赞的联襟王世昌（槐庭）负责，他不是党员，但比较可靠；协会在沅江南岸农村中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仓库，王全家住在那里，那里也是我们躲警报和休息的地方；王时风和王仁忱离沅陵时答应给《中苏》继续写稿，要和他们不断联系。另外还谈了一些情况，现在记得的，只是关于蒋史安的一些。他说蒋史安原是一个同志，时常到协会来，曾被捕，释放后在沅陵一个植物油厂工作。他在监狱里的情况还没弄清楚，要尽量少同他来往。这时的沅陵特务机关除警备司令部第二处外，还有伪装着的中统机构，也设在中苏文协附近。

　　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公开反对中苏间的文化交往，也就不敢公开地阻挠《中苏》的出版。他们采取了打击承印机构和威吓房东的办法，同时由警察局出面，恫吓《中苏》的工作人员。后者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前者却渐渐奏效。

　　湖南警备司令孙常钧找翦伯赞同志谈话，吓唬他说：“你们中苏文化协会有很多共产党员，我们知道。你知道共产党员是要杀头的，共产主义无论怎样好，杀了头就看不见了。”翦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的同事也不是。中苏文化协会是搞人民外交的，我们不宣传苏联的文化不行。不然，苏联不帮助我们抗战，对我国非常不利。你们应该支持我们的工作，不应该和我们为难。还有，我不能不提醒你，国共合作抗战是蒋委员长的决策，你们杀共产党的头，如果上边追究责任，你怎么办？”孙常钧否认他要杀共产党员，客客气气地将翦伯赞同志送出了警备司令部。翦伯赞的话在孙常钧的心里并不是没有分量，但不能改变他继续执行反动派的政策。

　　承印《中苏》的印刷所，要求取消契约，房东也要求协会腾房。《中苏》虽名为半月刊，实际上已经成了不定期的刊物。个把月能出一期就不错了。湖南省委决定加强《中苏》的阵容，1940年初建立了省文委，要求委员们都要给《中苏》写文章，提高文稿的质量。主编仍由伯赞担任，他每期至少写一篇文章；张天翼开始发表他的长篇童话小说《金鸭帝国》；我开始翻译《列宁传》（署名大概是“宋弗落”）；谭丕模和杨荣国也每期都写文章；吕振羽和李仲融因已离开湖南，暂时没有文章。可惜政治形势越变越紧张，反动派的限制越来越厉害，《中苏》依然不能按期出刊。

　　大概是1940年的清明节，刁牧夫同志在兰田被捕了。伯赞同志在这前后被调往重庆去了，杨荣国也准备离开湖南。《中苏》的力量大减。

　　湖南省委决定尽一切可能把《中苏》维持下去。这年5月，湘西工委书记李文定（李鳌）第一次来找我，传达省委的指示，要我到长沙去向省委汇报工作。我遵照省委的指示，先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王凌波同志。凌波同志告诉我，聂洪钧同志到湘潭去了，行前嘱咐派交通员带我到湘潭去找他。凌波同志立即找到交通员同志，带我到了湘潭。在湘潭聂洪钧同志带我到离江岸不远的一个小丘上，那里有一个僻静的茶馆。在那里，他对我讲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告诉我：“习牧夫同志已壮烈牺牲，没有告诉敌人任何东西。现在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我们就越要坚守岗位。《中苏》是湖南省委唯一公开出版的刊物了。它的作用不只在宣传，更重要的在组织。湖南的同志有一些失掉了联系，他们看见《中苏》仍在出版，就知道省委仍在湖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足以鼓舞同志们的斗志，所以必须坚持出版。当然，我们也不应轻易牺牲，在确有牺牲的危险时，要脱离险境，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他又说，他不久要离开湖南，以后有事多和李文定商议。受到这样的重托，我十分兴奋，但又怕工作搞不好，辜负党的期望。我匆匆地渡过洞庭湖经常德，回到了沅陵。

　　警备司令部乘我不在沅陵时，检查了中苏文化协会。检査了我的信件，在我的箱子上贴了封条，要胡剑琴告诉我，在我回来时立刻到警备司令部二处报到。特务们说：“共产党闹得很厉害，湘西就有30000人，不能不严加防范”。

　　我一回到沅陵，胡就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并劝我快逃走。我刚刚接受坚守岗位的任务，岂有逃走之理。仔细问了一些情况，知道特务们拿到警备司令部去的信，检查后又送回来了。我看了一下，有的还不曾剪开。同时，他们只封了我的箱子，没有拿走。看样子是威胁侦査，不是要直接动手捕人。我如果害怕、逃跑，他们就下令逮捕。我决计闯一闯，到警备司令部去“报到”，并质问他们为什么检查中苏文化协会。当然，这样做有自投罗网的危险。我请胡剑琴立刻以中苏文协名义打了一个急电给孙科，说湖南分会横遭警备司令部无理检査，要求保护；另外，如果我被扣留，中午还没回来，就请他去找王槐庭，打电报给翦伯赞营救，并把警备司令非法检查中苏文协和捕人的消息宣扬出去。

　　第二天上午，我穿得整整齐齐地到了警备司令部。传达室的值班问我什么事？我说明了我是什么人，并说是二处处长要我来的，我也正要找他。传达说:“处长刚来。你坐一下，我去请。”过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回来，说：“处长不在，你有什么事？”我说：“你们检查了中苏文化协会，封了我的箱子。我要问问为什么。我办公的文件，图章都在箱子里，你们贴了封条，我无法办公!”他说:“不巧，处长不在。你明天再来吧。”我知道至少他们还没有决定捕我。第三天，早饭后我又去了。传达一见我就说：“处长不在，你有什么事，给他留个条吧。”我留了一个条子，请他三天之内派人给我的箱子启封，不然，我就自己启封了。他们一直没有派人来。我揭去了箱子上的封条。以后，警备司令部不再公开找中苏文协的麻烦了，但他们却加紧了暗中捣鬼的把戏。

　　《中苏》继续不定期地出版。但是房东说什么也要我们搬家，说：“你们不搬走，我们不得了”。我们只得搬到沅水南岸的一位小学教员的房子里去。印刷所也说什么都不承印了。《中苏》在湖南实在出不了版了。翦伯赞同志从重庆来信，决定迁桂林出版，由已在桂林的李仲融编辑，改为月刊，仍由他主编，依然是湖南的刊物。这年10月，在桂林出了第一期。这一期刊载了编辑委员会的名单：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谭丕模、杨荣国、李仲融、田价人（我）。其实这也是湖南省文委的全部名单。我在沅陵看到以后很诧异。1941年我到桂林去接编《中苏》月刊后，才知道这是南方分局的意思。目的之一就是让湖南省委知道这仍是湖南的刊物，让同志们知道湖南省委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