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西迁 文脉长征——抗战时期文化西迁的档案记忆
来源：四川省档案馆   2026-08-25 16:17:26

　　抗战时期的文化西迁，是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保存文化火种、延续教育命脉的伟大壮举。这一时期，四川以其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和稳定的后方环境，成为接收西迁机构和文化力量最多的省份，为延续中国近代教育、科研与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省档案馆馆藏的大量文化西迁档案，不仅全面记录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为我们凝聚复兴力量、走好新时代新征程，提供了历久弥新的精神滋养与力量源泉。

　　202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铁蹄踏碎山河，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事业面临毁灭性威胁。为存续文明火种，大批高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及国之瑰宝向内地迁徙。四川作为文化内迁的核心承载地，以其博大胸怀和坚强支撑，成为国宝文物的“诺亚方舟”，教育薪火的“传承之地”，科研攻坚的“实践沃土”，文艺抗战的“响亮号角”。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是一场成功的文化自救，更是一部全民族在血火中共担命运、于困厄中传承文明的英雄史诗。

　　国宝守护 光耀千秋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据档案记载，1932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向国民政府请示，提出将故宫珍藏文物、档案等打包装箱，运往上海等地，以策安全。在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后，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博物院联合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机构，将近两万箱珍贵文物分批运往上海。

　　1936年8月，这些文物被转存至南京。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又分三路向西南大后方疏散。北路文物先后经徐州、宝鸡、汉中、成都，最后迁到四川峨眉县（今乐山峨眉山市）；中路文物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最后运到四川乐山安谷乡（今乐山市中区安谷镇）；南路文物始迁长沙，继迁贵阳、安顺，最后到达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

　　（一）辗转入川

　　迫于战火威胁，西迁文物一路辗转多省，历经颠簸。三条运输线中，北线路途最漫长，条件也最为艰险。1938年5月至1939年2月，北路文物陆续由汉中运抵成都千年古刹大慈寺。文物入存后，由省会警察局派警士守护，后改由成都警备司令部派一名排长率两个班士兵守护。

　　因寺庙是烧香拜佛之地，僧众往来频繁，火灾隐患较多，出于安全考虑，故宫博物院会同省政府秘书处实地查勘，将库房与僧人宿舍区用砖墙隔离，并拟定了“大慈寺僧人应遵守事项”七条。1938年9月，省政府令省会警察局将这七条事项转大慈寺僧众切实遵守，馆藏档案里清晰记录了这些事项：一、室内应严禁吸烟；二、晚间只限用清油灯，不得使用洋油，或装设电灯……七、库房附近不得堆积干草及一切易燃烧之物。

　　1939年4月，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接行政院命令，要求存于成都的文物运往峨眉。4月28日，故宫博物院发函四川省政府，请求从成都到峨眉进行沿路保护。5月2日，四川省政府、川康绥靖主任公署给成都警备司令部及沿途的华阳、双流、新津、彭山、眉山、青神、夹江、峨眉等县发出训令，要求各地执行保护任务。7月，7000多箱珍贵文物全部到达峨眉，存放于峨眉县城东门外大佛寺和西门外武庙。1942年，大佛寺的文物又全部运往峨眉南门外的土主祠和许氏祠堂。

　　1939年9月，中路9000多箱珍贵文物从重庆经宜宾全部运抵乐山安谷乡，分存于安谷乡一寺（古佛寺）六祠（“朱、潘、刘三氏”、宋氏、易氏、陈氏、梁氏、赵氏）。1944年秋，在贵州安顺华严洞存放了6年的南路80箱文物转迁巴县，存放于一品场石油沟临时库房。至此，西迁文物悉数汇聚于巴蜀。

　　（二）安居巴蜀

　　在国宝避居蜀地的岁月里，四川各地腾让寺庙、宗祠、民居院落存放国宝，安置随迁人员，积极确保文物转运与存放安全。中路文物迁到乐山安谷乡后，安谷乡乡长刘钊积极张罗，联同乡民主动让出祠庙及自家房屋存放文物，刘钊后被聘为乐山办事处顾问。1943年，峨眉县发生大火，守护人员及民众及时拆掉寺庙周围的民房，阻断火路，最终使库内国宝得以安然无恙。

　　各路文物迁川后，故宫博物院在四川设巴县办事处、乐山办事处及峨眉办事处。选择四面凌空，不与民居比邻的大庙或祠堂作为文物仓库，由军队驻扎在各库房附近负责安全守卫。各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防火、防潮、防鼠、防白蚁。对怕潮湿的文物定期检查晾晒，周而复始，从未间断。

　　在川期间，故宫人与当地官兵百姓结下了跨越烽火的深厚情谊。1944年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职员与守卫部队官兵合影，记录下了典守文物的故宫人与守卫国宝的警卫部队休戚与共之情。马衡赠峨眉山报国寺果玲和尚的联句“山灵笑我多事，今夕与君谈诗”，亦见证了故宫人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与当地僧侣心照神交之谊。

　　（三）文化播扬

　　西迁文物数量极其庞大，其中包括甲骨、青铜器、瓷器、书画、玉器、古籍善本等无价之宝。迁入四川后，广大民众在烽火岁月中欣赏到了国家和民族的瑰宝，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马衡为了答谢西南父老协助运输、保卫之劳，在重庆两路口中央图书馆内举办了故宫书画展览会，展品从存放在贵州安顺的华严洞80箱中挑选运送。

　　抗战胜利后，分存四川三地的文物分批汇集重庆，即将东归。1946年11月至12月，故宫博物院根据四川省教育厅的提议，挑选一百件精品书画运往成都，在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举行了展览。

　　抗战时期的国宝西迁，是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物大迁徙，逾百万件珍贵文物行经十数省，辗转数万里，无一遗失，无一重大损毁，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四川作为战时最大的“国宝避难所”，其历史功绩永载史册。抗战胜利后，为表彰乐山市安谷乡民众保护文物之功，故宫博物院以国民政府名义，向存放文物的各宗祠颁赠了由院长马衡亲笔题写的“功侔鲁壁”牌匾。这一珍贵匾额，既是对当地军民护宝功绩的至高肯定，更是对这段文明守护史的永恒铭记。

　　教育火种 生生不息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沦陷区或战区的高校根据政府要求或自身实际向内地转移。作为大后方主要基地的四川，是高校内迁的主要目的地。在全省各界尽己所能的支持下，迁川高校克服重重困难恢复教学，不仅保留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火种，更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抗战胜利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烽火迁川

　　高校迁川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37年到1939年，华北、华东、华中大批高校因战乱仓促内迁，全部或部分迁川的院校有31所。二是1940下半年至1943年春，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部分在沦陷区继续坚持办学及迁徙东南各省的高校纷纷内迁，其中有11所高校迁入四川。三是1944年夏到1945年抗战胜利，因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与黔南战役，广西、贵州等部分高校及内迁该地的部分高校，又分别迁往四川。

　　整个抗战时期，全国各地先后迁入四川的高校达48所，占战前国民党统治区全部108所高校的44%。这些高校大部分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其中重庆25所，成都7所，其余的分散在璧山、万县、江津、乐山、巴县、三台、金堂、泸县等地。入川高校中，除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等20所高校从原校址直接迁徙入川，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10余所高校经历了2次迁徙，其余高校大都数度辗转，穿越硝烟战火，历经坎坷艰辛。

　　（二）共济时艰

　　迁川各高校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坚持办学，物质极为匮乏，条件极其艰苦。四川各地发扬爱国主义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给予广大高校师生极大的援助。

　　1937年，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先后迁至成都华西坝，作为东道主的华西协合大学紧缩本校师生用房，租用和新建简易校舍，与友校共享教学资源。是时，华西坝大师云集，迎来了最辉煌的“五大学时期”，并与重庆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宜宾李庄并称为“四坝一庄”。据作家岱峻《永远的华西坝》写道：“以华西坝为中心的齐鲁等五所大学，加上其他内迁和原有的高校，如中大医学院、上海光华大学、山西铭贤学校，原有的四川大学、省立艺专和川康农工学院等，形成一个有近万名学生的大学群。”

　　1940年，李庄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慷慨接纳了历经6次搬迁的同济大学。1941年，四川省政府为解决同济大学留在昆明两所附设学校的安置问题，令四川省银行转让出李庄镇禹王宫仓库作校舍。在各方协力支持下，饱受搬迁之苦的同济师生终于在李庄觅得一块相对清静的治学之地。

　　1940年，位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大因日军轰炸受损严重，决定在叙永设立分校，叙永人民热烈欢迎，并将春秋祠为代表的多处祠堂改建为分校校舍。叙永分校作为西南联大在昆明之外设立的唯一分校，杨振声、吴晗、袁复礼、朱自清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专家、教授曾来此授课。先后培养出了《红岩》烈士刘思扬的人物原型刘国鋕、抗战时期美军飞虎队翻译彭国焘、著名剧作家杨毓珉等优秀学生。

　　为接纳和安置西迁高校，四川不仅全力解决教学与办公场所，更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环境下，持续供给药品、纸张等紧缺物资，并积极协调本地工厂为教学提供实验设备。同时，地方政府还专项补助困难学生，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推荐服务。在这样全方位的支持下，各校师生得以迅速安顿，不仅教学秩序有序恢复，更在烽火岁月中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三）弦歌不辍

　　在川期间，各高校因地制宜，艰苦奋斗，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迁川高校先后在川毕业的学生，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40年，26所学校毕业生共有1826人；1942年，30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共有3000人左右。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为抗战及日后全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黄旭华、袁隆平等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随着大批高校和学者入川，四川各级学校数量猛增，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抗战胜利后，西迁高校虽复员故地，然其遗泽犹在，孕育出了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众多知名学府，为新中国四川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据馆藏档案《私立光华大学分设成都始末记》记载，抗战时期，上海光华大学曾在成都西郊开办分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上海本部恢复，成都分部由川籍人士接办，改名成华大学，成为今日西南财经大学的重要前身之一。

　　科研攻坚 矢志报国

　　抗战时期，沦陷区或战区的科学研究、学术机构及其科技人员、学者纷纷入川。四川为这些科研机构提供了必要的工作场所和研究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社会形态也为战时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域。在川期间，这些机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仅服务于抗战需求，奠定了战后中国许多学科发展的基础，也对四川的科技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批科研机构和顶尖学者的迁入，让重庆北碚、宜宾李庄等地成为战时著名的“科研小镇”，尤其李庄这个当时“地图上找不到的”偏僻小镇，以博大胸怀护佑了颠沛流离的各界精英，成为当时与重庆、成都、昆明齐名的四大抗战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

　　1940年起，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多个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和众多文化研究者，相继迁至李庄。政府及百姓排除一切困难，对这些内迁机构和学者进行了妥善安置，并尽可能地协助其从事科学研究。1941年5月，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为考察四川古迹合组考察团，由副研究员吴金鼎带队到成都平原等多个区域进行古迹考察，省政府令沿途各县市政府在考察团到达时妥善保护，并予以工作上的协助。

　　当年的李庄，大师云集，名流荟萃。李济、傅斯年、陶孟和、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此潜心钻研，在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建筑学、生物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童第周完成了“无尾两栖类青蛙、蟾蜍胚胎的纤毛运动和极性的形成”“金鱼卵子器官形成物质的定位”两项重要研究，震动欧洲生物界；董作宾完成了《殷历谱》，李济开展殷墟器物研究，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础；梁思成完成了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文稿。

　　文艺号角 鼓舞民心

　　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全国各地的文化机构和文艺界仁人志士纷纷入川，聚集在重庆、成都等川内中心城市，四川迅速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四川为这些文化人士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创作环境和活动舞台，巴蜀大地的人文风情也给予了新的创作灵感。他们与四川人民共同生活、共同经历轰炸与苦难，通过戏剧、文学、音乐、美术、电影等多种形式，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现实、鼓舞军民士气的文艺作品。

　　在川期间，郭沫若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历史剧，借古喻今，弘扬爱国精神与反抗意志。老舍创作了《四世同堂》《火葬》等长篇小说，描绘抗战时期的众生相，鞭挞丑恶，歌颂崇高。贺绿汀创作了《嘉陵江上》《还我河山》等抗战歌曲，唱出了对故乡的思念和收复失地的决心。徐悲鸿创作了《群奔》《会师东京》等经典画作，展现了一代巨匠的文人气节和家国情怀。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西北影业公司拍摄出品的《塞上风云》《长空万里》等抗战题材电影，更是令无数中国人热血沸腾、同仇敌忾，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抗战热情。

　　抗战时期的文化西迁，不仅保存了中华文化火种，为战后国家重建与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深刻推动了西部地区特别是四川的文化启蒙与现代转型进程。这场中华民族空前的文脉长征，深刻彰显了中华文明不可摧毁的强大生命力，极大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心，锤炼了知识分子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担当品格，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四川再次肩负起国家战略腹地的时代使命。回首那段峥嵘岁月，先辈们在艰难困苦中所展现的爱国情怀、学术坚守与乐观斗志，四川人民于危难之际所展现的开阔胸襟、无私奉献与不凡担当，既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写照，更是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勇担使命、砥砺前行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