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湖南的文化
来源：网络摘录   2014-03-19 16:30:44

　　作者：刘国武

　　抗战时期，随着战区文化机构内迁到湖南，湖南成为文化名人云集之地。尤其是抗战之初，湖南文化繁荣，除武汉以外，长沙被称为“文化城”。战时，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湖南形成了以长沙和衡阳为中心，辐射全省的抗日文化运动。

　　一、文化教育机构和文化名人云集湖南

　　抗战之初，由于湖南受战争影响很少，长沙等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内迁的首选之地。1937年9月8日，教育部决定以南开、北大、清华等校为基干，组建长沙临时大学。派张伯苓、蒋梦龄、梅贻琦、杨振兴、胡适、何廉、周炳琳、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为筹委。10月底，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校址分设长沙和南岳，分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以蒋梦龄为总务长、梅贻琦为教务长、张伯苓为建设长。接着北平民国大学、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国立杭州艺专、唐山交大、北平交大等高校随后迁入湖南各地，一些报刊、出版社等也陆续迁到湖南。影响较大的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中央日报社、国际新闻社、东方杂志社、教育杂志社等。由于文化教育和新闻出版机构迁到长沙等地，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文化名人云集长沙等地。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7月至9月，先后来长沙的学生和文化界的人士即达1500多人，到1938年底，在长沙的文化名人有700多人。著名的有：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自清、胡愈之、张奚若、吕振羽、翦伯赞、范长江、陆诒、张天翼、谭丕模、曹禺、田汉、阳翰笙、郁达夫、沈从文、郑君里、周立波、艾青、谢冰莹、王彦西、张曙、丰子恺、张乐平、张伯苓、黄炎培、曾昭伦、陈垣、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叶公超、吴俊升、陈子展、朱光潜、王力、浦、贺麟、汤用彤、晏阳初、郑天挺、潘光旦、董每戡、吴祖光、孙伏园、蒋良牧、钱穆、李剑农、薛暮桥、许涤新、熊佛西、范寿康、刘彦、刘开渠、杨东纯、廖沫沙等。这一大批名流学者有的在高校任教，有的驻留湖南的时间虽短，但通过演讲、写文章、著书立说，或办报纸杂志，或组织团体，或开展文艺活动等方式推动了湖南战时的文化建设。

　　二、发展概况

　　战时湖南文化发展主要表现在：各种抗日文化团体的建立，新闻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各种文化活动的空前繁荣。

　　（一）各种文化团体的广泛建立

　　抗战爆发以后，为了推动湖南的抗战，唤醒湖南民众，各种文化团体像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主要有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湖南战时工作团、湖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长沙戏剧界抗敌后援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长沙通讯社等30来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

　　1937年7月13日，湖南学生立即组织起来，开展救亡运动，成立了湖南大专院校学生援助前方将士委员会。9月底，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动员会议，易名为湖南省学生抗敌后援会。下设总务、组织、宣传、慰问等部。随后，该会组织长沙市50多个学校学生，编成1295个小队分别进行宣传、劝募、慰问等活动。1938年1月，该会成立寒假救亡工作团，深入民众当中进行宣传、劝募、演出。此后又慰劳伤员，救济难民。“长沙大火”前夕，各校疏散，不久即停止活动。

　　1937年10月，吕振羽受的派遣来到长沙，与在湘的文化界的党员和进步人士翦伯赞、李仲融、张天翼、谭丕模等人发起成立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该会在成立宣言中指出：“为了民族生存，为人类文化，我们要义无旁顾地自立于斗争前线，抗战文化之一个主要任务，一方面在扩大文化运动的领域到全体人民，给大众以丰富的现实性的文化食粮，提高并加强其斗争的民族意识，使大众的精神武装化……另一方面，在积极地消灭一切汉奸理论和汉奸思想，使全国民众的意识在民族抗战的原则下，纯净化，积极化。抗战文化另一主要任务，在于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与伟大的民族解放、‘军事创作，相配合发展民族新文化。”“文抗会”成立后，组织讲演队、歌咏会、街头剧团、壁报团、慰劳队、难民指导委员会、读书会、时事座谈会等，并创办会刊《抗战文化》、《农村周报》、《抗战小丛书》等刊物。到次年2月，人数扩大到1000人。“文抗会”与全省36个县建立了联系，在常德、岳阳、衡阳、桃源、湘潭等地筹办了分会。“文抗会”是湖南省工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全省性的抗日团体，它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为主题，对动员湖南民众参加抗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新闻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

　　战前，湖南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快，但湖南的新闻事业发展较快。在20世纪30年代，约有三四十万人口的长沙市，就有报刊40余家。抗战爆发后，湖南的新闻事业更加迅速地发展，到1938年底，除原有的40家外，又增加了40多家。这些报刊可分为日报、三日刊小报、晚报等种类，由不同的政治派别主办。主要有属领导的《抗战日报》、《观察日报》、《中苏》半月刊、《联合旬刊》；何键派的《衡报》；复兴社的《力报》；cc派的《正中日报》、《国民日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民间的《大公报》。这些报刊大多宣传抗日救亡，但由于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宣传的力度轻重不一。

　　在“长沙大火”之后，一些报刊陆续迁往大西南。但是湖南的新闻事业并没有因此而走向衰落，而是出现了报刊由原来集中于长沙向全省各地发展的势头。据1941年9月8日《大公报》记载：当时湖南全省共有报刊94家，有近70个县市办有报刊，比较多的地方是长沙、衡阳、耒阳、沅陵、芷江、邵阳等地。这对于全省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湖南民众的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战前，湖南省的传媒载体主要是报纸杂志，还没有无线电广播。战时，湖南的广播事业也开始建立。1939年11月12日，湖南省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每天用长沙语广播新闻，这是我省传播媒体走向多样化的一个开端。

　　随着湖南新闻事业的发展，1940年2月22日，长沙市新闻记者公会成立。它的成立，又推动了全省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文化活动的空前繁荣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长沙市有剧团及剧社共35个，有戏院或戏园11个；从外地迁来的戏剧团体有23个，如孩子剧团、长沙临时大学剧团等，还有一个票友社——晨社。这是近代以来长沙文化事业所没有的现象。如1938年11月，在田汉的组织下，成立了抗敌演剧六队（话剧），湘剧抗敌宣传一至七队，以及杂剧宣传队等50多个文艺表演团体，开赴抗日前线和本省城乡，演出《史可法》、《江汉渔歌》等剧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又如当时后方重镇的衡阳，就组织了“晨呼队”，随后改为“衡阳歌咏队”，深入城乡慰问演出。

　　战时各文艺团体通过多种形式，如剧院、上前线、下乡等，为部队和民众进行文艺演出，既繁荣了文化艺术，又进行了抗日爱国的宣传。如1942年7月，政治部“抗剧”在衡阳公演名剧《大地回春》、《愁城记》，并与铁血剧团联合演奏《黄河大合唱》等，深受衡阳军民欢迎。当时演出的戏剧电影等名目繁多，如《保卫卢沟桥》、《抗敌救国》、《八百壮士》、《血溅沈阳城》、《岳飞》、《木兰从军》、《保卫大湖南》、《国家至上》、《狼山喋血记》、《炮火下的中国》等。

　　三、抗战时期湖南文化发展的特点

　　首先，战时湖南文化的繁荣是在文化“外来户”的推动下形成的。如前所述，抗战爆发以后，大量的学校，尤其是高校、各文化团体、各新闻机构内迁湖南，其中有全国一流的高校，最有影响力的报刊和众多的中国文化界的名流学者，提升了湖南文化的品位和格调，使湖南文化界的面貌为之一新。其次，战时文化的主流是抵御外侮，维护民族独立，增强了湖南人民的政治整合力和民族凝聚力。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清王朝闭关自守，在清朝中央政府官员的头脑中尚缺乏国家观、主权观和民族观的概念，更不用说民众了。主义扼杀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社会像一盘散沙，这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敌侵略中屡遭失败的原因之一。尽管清末民初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深入人心，但广大的工农群众知之甚少。抗战爆发后，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起来抗战，首要任务就是要用文化的力量来发动民众，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战时湖南文化界正是通过讲演、报刊、电台、歌剧、电影、墙报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鼓舞民众不畏强暴，去英勇抗战。这既是湖南文化进步的表现，也塑造了湖南人民乃至中华民族一种新的民族精神。

　　再次，战时湖南文化深入工农，深入基层，具有大众化倾向。战前，湖南文化虽发展较快，但大多数文化创作者只能说是孤芳自赏，且文化的重心在大中城市，是一种典型的“都市文化”，未能起到应有的宣传民众的作用。抗战爆发后，湖南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1938年，郭沫若在湘的多次演讲中就反复地强调：文化工作必须“纠正偏重都市的错误，今后的文化人，应该分散到乡间去，尤其是到沦陷区去”。田汉也对长沙文化工作者呼吁：“到农村去！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随着抗战的深入，广大的文化界人士在的影响下，纷纷深入到农村、工厂、前线，进行“文化拓荒运动”。如湘西是湖南文化最落后的地区，战时著名的文化界人士翦伯赞、张天翼、谭丕模、廖沫沙、周立波等人都到湘西开展过文化工作。迁入乾城的江苏省立商业专科学校及江苏省银行专科学校，由张振尧、马骥伯、张阶平教授组织师生深入湘西农村，调查农村经济，为湘西经济的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