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出我们的众志成城（铭记·抗战中的音乐）
来源：人民网   2015-09-01 10:09:13

　　聂耳（左）与田汉（右）。

　　1941年，保罗·罗伯逊担任独唱，刘良模指挥在美华裔工人合唱，灌制了名为《起来！》的唱片。

　　1936年6月7日，刘良模指挥上海几千名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孙慎，生于1916年，音乐家，1935年起投身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作曲代表作《救亡进行曲》。

　　狼烟起，铁蹄奔。颠沛流离，生离死别。战争没有让中国人屈服，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怒吼。“起来”“前进”“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的雄壮歌声，响彻神州，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把四万万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抗战音乐，是中国人民绝地反击的心声，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魂，更开创了民族新音乐的先声。穿越80余年的峥嵘岁月，那些雄浑的歌声依旧令人荡气回肠。

　　——编 者

　　从战歌到凯歌

　　——《义勇军进行曲》的战时传播

　　董 阳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紧接着，日本侵略者又挑起“一·二八”事变，攻打上海。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1935年时，虽然还未进入全面抗战，但中国局势已经危如累卵。

　　这年5月，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百代公司录制唱片，随后，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曲的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从此，“起来”“前进”“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的呐喊，通过电台、唱片和歌咏队回荡在城市和乡村的天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不久后，人民日报头版刊文提出：“《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

　　“最流行”不是虚言。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曾在他的抗战报道集《人民之战》中写道：“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歌词把中华民族陷入绝境的命运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回头来看，颇有“哀兵必胜”的意味。然而，《义勇军进行曲》并不消沉，富于号召性的音调、铿锵有力的节奏、短小精悍的曲式结构调动起生命深处最顽强的力量，吼出了一个身负百年苦难的民族的心底愤怒。

　　民族危难孕育了音乐，音乐又召唤起命运的共同体。1936年，音乐家吕骥在上海电台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同年6月，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一周年之际，爱国人士刘良模指挥民众歌咏会，和几千名群众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1937年9月，南京举行纪念“九一八”群众大游行，电台播放的也是《义勇军进行曲》……在收音机、唱机昂贵，民众文盲居多的年代，学唱歌曲多需要口头传授。随着全国性群众抗战歌咏活动的发展壮大，抗战歌曲通过歌咏团、演剧队深入中国城乡大大小小的角落。“一盘散沙”、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在不同的地方唱着同一首歌，心汇到一起来。1938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3年后，丰子恺从浙江经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他听到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长沙的婆婆、汉口的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义勇军进行曲》深入军营，响彻在中国军队奋勇抗敌的战场，成为军歌和战歌。爱泼斯坦曾说，《义勇军进行曲》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他在台儿庄进行战地采访时，看到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冒着猛烈炮火，前赴后继，打垮了敌人的进攻。

　　1939年9月，德国军队发动闪电战，突袭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不做奴隶”“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义勇军进行曲》也迅速飞越国界，远播寰宇。1940年，刘良模赴美留学，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在纽约遇到了“美国歌王”保罗·罗伯逊。罗伯逊关心中国抗战，主动要求学唱中国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几个月后，在纽约的一个音乐晚会上，罗伯逊用中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1941年，罗伯逊担任独唱，刘良模指挥的在美华裔工人组成的青年歌咏团担任合唱，灌制了汉语演唱的名为《起来！》的唱片。在唱片的附页上，宋庆龄写下了这样的序言：“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抵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愿我们的这些融汇东西方风格的古老民间旋律和新歌曲，成为又一条联系自由人民的纽带。”

　　田汉早年的一段回忆录写道：“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歌……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得有人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以为是中国人，回头一看却是一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凡此都足以证明全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的心是一脉搏动的。”

　　从战歌、凯歌到国歌，80年后的今天，《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声音图腾。她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激荡在他乡游子的肺腑，响彻在健儿扬威的奥运赛场和“神舟”翱翔的浩瀚太空。她联系着你、我、他，联系着我辈与先贤，联系着今天与未来，熔铸成一个顶天立地的“我们”！

　　唱到人民心里去

　　孙 慎

　　上世纪30年代初，我在上海的一家百货公司会计部当小职员，经人介绍，我参加了职业青年群众团体“蚁社”。凭着学生时代弹风琴、吹笛子、识谱的一点基础，我担负起歌咏队的教唱任务，当时感到不能应付裕如，于是做中学、学中做。

　　1935年，我参加了吕骥领导的业余合唱团，在吕骥的指导下学习创作群众歌曲，并经常和大家到群众歌咏团体和工人夜校中教唱救亡歌曲。当时，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个波澜壮阔的救亡歌咏运动首先在上海应运而生，学生的、工人的、职业青年的救亡歌咏团体纷纷成立，目的是“用歌咏作为组织群众走向革命的武器”。歌咏运动的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优秀歌曲。1936年，由吕骥、孙师毅发起组织的词曲作者联谊会和吕骥领导的歌曲研究会，团结了更多的词曲作者创作救亡歌曲。作为参与者，我们经常带着自己新创作的作品到会上讨论。这两个组织培养了一批音乐骨干，创作了一批符合时代要求的歌曲，为中国的新音乐运动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当时，词曲作者们大都参加了各界救国会，参与到群众性的集会、游行中，也多联系着一个或几个群众歌咏团体，因此对群众的思想感情有切身的体会，对他们的审美观和接受能力有所了解。当时的许多作品都是根据需要而写，写好后立即到群众中去教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快知道群众喜欢什么样的歌曲，也能对自己的创作即时进行调整。如《大刀进行曲》，起先，“大刀”两个字是一拍一个音，群众把它唱成了切分节奏，这样一来，歌词与旋律结合得更为紧密。

　　为了适应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群众的接受程度，抗战音乐必须走民族化、大众化之路。“九一八”事变之后诞生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抗战歌曲与当时群众的接受程度尚有距离，难以广泛传唱。到1934年以后，聂耳创作的群众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以鲜明的音乐形象、生动平易的曲调、乐观主义的气质，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开创了新一代的乐风。1935年，冼星海从国外回到上海后创作的《运动会歌》《救国进行曲》，从中还能感觉到一些“洋味”。后来，随着他的投身革命和深入群众，作品的“洋味”渐渐褪去，更多地体现了人民大众激昂的革命热情和斗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加入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和大家一起把抗日救亡的歌声传到街头、农村、工厂、学校和军队。那时，有无数的革命音乐家同我一样，在全国各地辗转，使救亡歌声遍布全国，不断激励、鼓舞着中国人民。

　　（本报记者 张珊珊采访整理）

　　1931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黄自和韦瀚章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抗日救亡歌曲《抗敌歌》。

　　1933

　　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等左翼音乐组织成立。

　　1934

　　任光作曲的《渔光曲》、聂耳创作的《毕业歌》《大路歌》等歌曲诞生，开创了新一代的乐风。

　　1935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上海兴起，民众歌咏会和业余合唱团成立。

　　1936

　　词曲作者联谊会和歌曲研究会成立，争取了更多的词曲作者加入救亡歌曲创作的行列。

　　1937

　　“七七”事变后，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八一三”事变后，贺绿汀创作了《游击队歌》。

　　1939

　　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

　　1949

　　开国大典上，伴随着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响彻中国。

　　版式设计：蔡华伟

　　学术支持：布里、钱仁平、唐培勇

　　图片提供：国歌展示馆（上海）、孙慎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24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