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照亮舞台春秋（铭记·抗战中的戏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09-01 10:13:37

　　烽烟为幕，大地为席。八年全面抗战，山河悲泣，草木哀鸣。硝烟与铁蹄之下，戏剧在中国以从未有过的强大的生命力与号召力，凝聚着万众之心，淬炼着民族之魂。

　　有战火的地方就有戏剧，有反抗的民众就有戏剧的观众。因物赋形、因地制宜，抗战戏剧深深扎根于脚下的土地，不断变换着自身的样貌，为民众代言，为全民族的抗战填充精神的子弹。在这支文艺的队伍中，有彪炳春秋的中国话剧奠基人与巨擘，更有无数未曾被后人传诵的佚名者。在贫穷、疾病与炮火的缝隙中，是他们共同携手创造出戏剧的辉煌。而今，这辉煌穿越时空，让70年后的我们仰望，让未来的道路闪亮。

　　——编 者

　　放下你的鞭子

　　宋宝珍

　　《放下你的鞭子》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演出最多、影响最大的“街头剧”，也是走出国门、享誉海外的爱国戏，1931年由陈鲤庭创作，表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区的一对父女凄惨卖艺的故事。1937年，该剧被列入《大众剧选》出版，后经多次改编，广泛流传。

　　抗战爆发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北平学生群聚香山脚下，在空地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只见一位衣衫褴褛的老汉，敲打一面铜锣，引导大家围成一圈。他拉起胡琴，催促一位俊俏的姑娘出场，姑娘呜呜咽咽地开唱：“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姑娘一阵咳嗽，老汉向观众作揖，逼迫姑娘继续，姑娘饥饿疲惫、力竭声嘶，老汉暴怒，扬起手中鞭子狠狠地抽打，姑娘扑倒在地。观众中冲出一位青年男子，大声喝止：“放下你的鞭子！”全场惊呆。老汉痛哭流涕，告诉大家，姑娘是他的亲生女，因为日寇占领了家乡，他们只好四处流浪。女儿则恳请大家谅解父亲。一时间，观众情绪沸腾，高呼抗日口号。此剧由崔嵬、张瑞芳主演，青年男子和喊口号的人隐藏在观众中，打破了观与演的界限，让戏剧表演与真实事件浑然无间，带动了大家的情绪反应，具有强烈的演出效果。

　　1937年，多个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出发奔赴各地，他们带着被称为“好一计鞭子”的三个小戏（《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在硝烟战火中穿行。由抗战孤儿组成的孩子剧团、北平学生移动话剧团、廖承志在延安创立的人民抗日剧社、金山率领的新中国剧团等，都把《放下你的鞭子》当成是看家戏。王为一与朱铭仙、崔嵬与张瑞芳、赵丹与辛曼萍、金山与王莹、洪深与常青真，都是扮演卖艺父女的好搭档。此剧的演出场次数不胜数，仅王莹的演出就达2000多场。

　　1939年，金山、王莹带领新中国剧团赴南洋演出，为抗战募捐，《放下你的鞭子》令观众深受感动，慷慨解囊。徐悲鸿以王莹扮演的香姐为原型，创作油画《放下你的鞭子》。郁达夫称赞：“画里分明戏一场，万头攒动看香娘”。1943年，王莹在美国白宫演出此剧，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的赞扬。

　　我所亲历的抗战话剧

　　刘厚生

　　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话剧人就已开始了抗日救亡和国防戏剧活动。抗战全面爆发后，从政治上形成了三大区域：以延安为中心的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根据地，以“孤岛”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以及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原先聚集在上海等地的话剧人也大多分流，张庚、崔嵬等不少人进入延安；于伶、阿英等少数人有计划地固守上海；田汉、洪深、阳翰笙等大部分人集中到重庆、桂林等地。

　　三方面的话剧人发挥各自的可能，创造了各有特点的成就。延安的优势是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保证了戏剧的顺利发展，但战斗环境下的物资装备十分匮乏；上海“孤岛”时期在敌人鼻子底下还能争取演出抗战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只能演些有意义的“艺术戏”，但仍然坚持正义，从没有演过汉奸戏；抗战八年戏剧的主体还是在国统区，地区广、城市多、剧人多、名家集中，政治上虽受到国民党的限制甚至迫害，但进步力量始终是主流。

　　抗战初期的戏，编演都较匆忙，鼓动性很强，而题材较窄、思想不深入。光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不能持久的，剧人们逐渐因抗战而思索，我们这么一个大国为什么如此孱弱可欺？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腐败混乱不能团结？我们的人民为什么缺少文化？这些问题是话剧人应当探讨并在作品中表现的。我们的优秀剧作家们的视野逐渐开阔，思想向纵深发展，作品逐渐丰富起来。有些是从抗战出发，比如老舍、宋之的合写的《国家至上》，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郭沫若的《屈原》以及于伶的《夜上海》，王震之的《流寇队长》等等，更有表面上与抗战并无关联的曹禺的《北京人》《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正是这些优秀剧作，或写民族团结，或以古喻今，或暴露社会黑暗，或挖掘封建余毒，或批判顽固派，构成了中国话剧创作的一个丰收时期。

　　人们会问，抗战戏剧为什么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构成话剧史上少见的繁盛景象？我学习和投身话剧工作始自抗战期间，那时基本上都是在重庆。结合个人经历，我主要以国统区的抗战话剧为例对此问作答。

　　华彩剧作的出现，是同完美的舞台演出互为因果的。当时重庆的主要剧团有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国万岁剧团等五家，舞台上活跃的导演有洪深、应云卫、陈鲤庭、章泯、贺孟斧、沈浮、张骏祥、杨村彬等。演员方面，赵丹、金山、白杨等原已成名的更加成熟，频繁的演出更培育出像小荷新笋似的年轻演员，如张瑞芳、秦怡、路曦、项堃、石羽、江村等。这些艺术战士八年间创演剧目240台以上，其中优秀作品最少占有1/4。

　　话剧的繁荣离不开评论、理论的关注。重庆报纸有六七种，都关心话剧，剧人们则尤其注意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凡是较重要的演出和戏剧运动情况，《新华日报》都有评论。理论研究虽然专家少、力量弱，但仍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最突出的是1940年，有人提出应以民间形式为戏剧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葛一虹起而反对，引发争论。郭沫若、茅盾、阳翰笙、夏衍等都发表了意见。田汉特地从广西到重庆主持座谈会，争论长达几十个月，影响广泛。

　　抗战戏剧的成就主要源自话剧工作者爱国主义的辛勤劳动。写到这里，我要再说一句：关键还在于共产党的领导。这时，话剧的领袖人物田汉、欧阳予倩等人的主要活动在湘桂一带，在重庆的先有阳翰笙、洪深、陈白尘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夏衍、于伶、司徒慧敏等由香港回来，力量加强。他们按照又团结又斗争的统战原则，对顽固派和地方势力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同时在剧界内部广泛团结，广交朋友，扩大进步影响，提高艺术水平，解决各种困难。对于话剧的全面性问题，就向常驻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从根本上说，国统区以及沦陷区的话剧活动都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之下的。他关心热爱话剧，自己又懂戏，重点剧目常是反复看几次。他经常同话剧名家以及青年见面聚会，讲解形势。南方局文化组还有几个青年同志如张颖、陈舜瑶等更是多看戏、交朋友，谈问题、写评论。这样的领导本身就是对抗战胜利的一种重要贡献。

　　抗战话剧的历史距今已有七十多年，那时的境况与现在的剧人已离得很远。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写下短文，是因为作为当年的一个老兵，我有责任告诉青年人：

　　不能忘记抗日战争，没有抗战胜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不能忘记抗战话剧对抗战胜利所做的贡献，虽然话剧人的付出不能跟战场上的战士相比，终是尽了心力；不能忘记当年创下的话剧辉煌，以及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都是值得我们今天传承的宝贵遗产；更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把戏剧工作做得更好，不负今天的伟大时代。

　　不能忘却的远逝

　　抗战戏剧在战斗中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最令人痛心的，是戏剧人的逝去：或因贫穷，或因疾病，或因炮火。此处，我们摘录老一辈军旅剧作家胡可的回忆，谨以此表达对抗战中牺牲的戏剧人的哀悼与致敬。

　　我们的贡献无法同部队相比，但我们有一些同志为文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所在的创作组，十个人就有四个人不幸牺牲。女作者方璧在对敌政治攻势中被敌人的枪弹射进头颅，剧作者崔品被俘后遭敌人杀害，写过很多剧本又是优秀演员的吴畏在反“扫荡”突围中被敌人的刺刀刺进胸膛，极聪明的少年作者赵鹏牺牲在延安保卫战的清涧城下，许多同志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当年杭州五月花剧社的创立者，陕北公学流动剧团团长，我们的副社长黄天，抗战后期调往冀东开辟工作……他们没有看到演出便在掩护剧社转移的战斗中牺牲，时间是日寇投降前的一个月。日寇投降，军区狂欢，他的社员们却失声痛哭。……以上只就个人见闻举例，我军那么多文艺单位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胡可《军旅戏剧往事》）

　　代表性人物

　　编导：洪深、夏衍、郭沫若、田汉、陈 鲤庭、焦菊隐、曹禺、吴祖光

　　演员：金山、赵丹、王莹、张瑞芳、舒 绣文、白杨、曹禺

　　代表性剧目

　　直接表现抗战：《放下你的鞭子》 《保卫卢沟桥》《法西斯细菌》

　　深刻思考民族命运：《风雪夜归人》

　　《北京人》《家》

　　以古喻今的历史剧：《屈原》《天国 春秋》

　　儿童剧：《秃秃大王》（《猴儿大王》）

　　代表性社团、机构

　　1937年：上海沦陷后组织了13个抗 日救亡演剧队，奔赴全国各地

　　1938年：将汇集武汉的戏剧团体组织 了10个演剧队、1个孩子剧团

　　皖南事变后的国统区：中国万岁剧团、中国电影剧团、中央青年剧社

　　延安、晋察冀边区及各军分区：西北 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战斗剧 社、挺进剧社、联大文工团等20多 个专业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