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抗日战争造就了伟大的中国抗战戏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没有哪一个反法西斯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像中国抗战话剧这样如此迅猛发展,如此有效地发挥了艺术在抗战中动员群众的作用。
回望历史,抗战戏剧至今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其留下的精神财富将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其一,话剧的民族化方向。话剧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发展,是因为中国人不断创造性地将它转化为民族戏剧。抗战时期,为适应大众的需求,戏剧人创造了多种贴近群众的戏剧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等,演遍大江南北,广受欢迎。
其二,话剧的历史剧传统。从历史中寻求精神支撑,是民族戏剧的重要元素。面对侵略,剧作家从历史中寻找英雄传统,汲取精神力量,并由此推动了历史剧的兴盛。以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为代表的战国史剧,以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翼王石达开》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史剧,以古喻今,借古讽今,讴歌爱国主义,鞭挞投降变节。
其三,话剧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外话剧杰作无不敢于面对现实,面对现实的矛盾冲突;无不敢于提出时代的新问题新趋势,紧紧把握着时代主流和时代精神。时代性是现实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它的基本特点。
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历经五四时期的滥觞、30年代的奔涌,至40年代已成浩荡之势。一方面,抗战戏剧充分发挥了现实主义戏剧的威力。剧作直接反映抗日战争,揭露日寇侵略罪行,歌颂抗战英烈,批评政府腐败等,如洪深列举的《流寇队长》《国家至上》《同志,你走错了路》等“十大抗战名剧”。另一方面,透过民族的灾难,更深刻地思考民族的命运,将现实主义艺术演进为诗化的现实主义。如曹禺的《北京人》《家》,虽然不直接描写抗战,却透过一个曾经显赫而渐趋衰败的官宦家庭,对中国社会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夏衍的《水乡吟》《离离草》《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则善于将平凡的现实生活戏剧化,在人生的艰难中,显示出细腻的心理波动、含蓄的情感状态。这些优秀的现实主义剧作共同缔造了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
可以说,诗化现实主义是在吸收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精华,以及中国戏曲和深厚的诗性智慧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更是在奋起抗战的民族大觉醒之中形成的中国话剧宝贵的艺术品格。中国话剧艺术在民族苦难和奋起的大时代中,实现了民族艺术的创新。
历史证明,中国话剧只有契合民族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才能得到发展,才会有属于自己的光辉前程。面对今天,中国话剧当如何有所作为?继承前人开拓的话剧民族化道路,发扬话剧艺术的现实主义针对性与批判性,当是抗战戏剧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与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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