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左翼文人身处逆境却心怀家国,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聆听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心灵呼唤,抗击各种堕落的、逆时代潮流的思潮。他们在困难条件下创造的各种具有生命活力和影响力的精神产品,影响了数代人的心灵。
左翼文人介入创制的左翼电影,尤其是左翼反法西斯电影无疑是其中最为瑰丽的鲜花。从某种意义上说,左翼文人的工作开启了文化抗战的先声,成为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一个精神支柱。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深深缅怀以夏衍、田汉、蔡楚生、司徒慧敏、袁牧之、钱杏邨等为代表的一代左翼电影人的重要原因,他们的电影,包括他们其他文化作品的重要性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贡献了最早的重要作品。从世界文艺的视角来看,中国左翼文人对时代精神把握的敏感性、对法西斯政治黑暗本质体察的深刻性,对法西斯政治破坏力认识的清醒程度,以及他们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原创才能,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时代高度。第二,他们在作品中表达了最热忱、最真诚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他们的人道主义热情、对于平等的呼唤、对于一切压抑人性政治制度的批判意识,令人动容。关心广大底层人民,永远站在底层劳动人民的立场为他们的不公平处境摇旗呐喊,甚至为这种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而在所不辞,是中国这一代左翼知识分子最令人钦慕的政治品格。
上世纪30年代的反法西斯电影及其他类型的左翼电影对我国当前电影事业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夏衍、钱杏邨、郑伯奇、田汉等在步入影坛的时候,都是“半路出家”,他们生活困顿,随时有可能遭遇生命危险,可就是这样一些人,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阶段内,不但掌握了电影方面的重要技巧,而且摄制出了很有美学分量的作品。我个人认为,他们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特别值得重视。一是立场正确。夏衍等人步入电影界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打破业界低俗的、以感官刺激为鹄的生产理念,努力使电影作品成为承载先进思想观念和高尚艺术趣味的精神园地。他们通过电影作品,有力宣传了党的民族革命斗争、反对阶级剥削的理论,正是这种政治洞见在当时吸引了最广大的民众。二是视野宽广。当时的左翼文化人一般说来都有向“苏联经验”一边倒的倾向,但具体到电影业,他们则表现出非常开阔的国际性视野,不但学习苏联电影中的精华,也注意博采好莱坞、日本与欧美电影之长。三是律身严谨。旧电影界有一些极其腐朽堕落的风气,但历史证明夏衍等人经受住了考验,作为党在电影界的领导集体,“左联”电影小组的主要成员没有一个与业界人士闹出过绯闻或其他不良讯息。他们在当年能够以在野人士身份吸引、团结一批不落俗套的电影人——这批人通常是业界的精英人士,应当与这种严以律己、严以修身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四是思路灵活。他们尽管有着明确的政治抱负,律身严谨,但工作作风亲切灵活,并且非常重视作品的市场效应。夏衍总是说,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部电影卖不出去,几十个人乃至上百人的饭碗就受影响。因此,他始终都重视结合时代需要来生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今天,以夏衍为代表的一代左翼电影人几乎凋落殆尽。但他们的精神不会死,他们的英名将为我们后辈记取,他们的事业将为我们后辈继承,他们所立的文化传统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更加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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