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让作家走开（铭记·抗战中的小说）
来源：人民网   2015-09-12 11:55:18

　　《生死场》的封面是作家萧红自己设计的，像是东北地图被一道锋利的直线切过，变成鲜红的血色，又像是一匹昂首咆哮的战马，奋勇跃起。“萧”在关内，“红”在关外，被迫流亡的作家心心念念那受尽屈辱的故乡。

　　战争不让作家走开。抗战时期，以笔为枪的中国作家一手挡住硝烟，一手记录现实。现实里不仅有战时生存的艰难困苦，有浴血奋战的英勇顽强，也有全民族同仇敌忾的精诚团结和不屈精神。创作于抗战时期的一批批题材丰富、情感充沛、掷地有声的抗战小说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以小说的方式记录下正在进行的战争并做出及时而又深刻的思考，为抗战将士摇旗呐喊，为民族精神添柴加薪，在艺术手法上也积极探索，为中国文学贡献了独特的抗战书写。而今，壮歌不远，让我们重温抗战小说，从血与火的淬炼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编 者

　　怒吼的先声：《生死场》

　　胡妍妍

　　让人晕眩的日头下，弓腰瘸腿的人们艰难地扒着活路，血混着汗，泪连着诅咒，而生，时时刻刻系着死。这是上世纪20年代东北大地上的生存场景。眼见着连这最后的生存都将保不住，日本旗升了起来，宣传“王道”的汽车开了进来，针、刺刀、血，强奸、抓捕、屠戮，恐慌、死寂、骚动，直至最后的反抗！“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那疲惫、嘶哑、沧桑、一路压着的嗓子，终于从最深处爆发了一声怒吼！

　　1933年9月9日，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近两周年之际，23岁的萧红在青岛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死场》，冲撞着，悸动着，鲁莽而又敏锐地将东北大地上的故事裹挟而来。1935年12月，在鲁迅等人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生死场》终于与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起作为“奴隶丛书”系列在上海出版。

　　不到8万字的小说在上海引起轰动。“九一八”之后国家危若累卵，整个社会的抗日情绪高涨，东北成为中华大地流血的伤口，义勇军在白山黑水奋战，一寸山河一寸血，牵动着全国民众的心。《生死场》以及《八月的乡村》等的出版，让焦急等待的读者“第一次在艺术作品中看到了东北民众抗战英雄的光景、人民的力量、理智的战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萧红极具个性的表达不仅没有妨碍，反而灼热地表达出由“蚊子似的为死而生”到“巨人似的为生而死”的动人历程，夹着痛楚的愤怒让人过目难忘。

　　《生死场》面世后仅两个月就脱销加印，4年内连续再版7次，到抗战结束时先后重印10多次，受其鼓舞的读者无以计数。1939年4月，《生死场》连环画作为《大众战斗图画丛书》之一出版。绘者张鸣飞在《自序》中说：“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够把这本原著更扩大宣传开来，至少可以增加宣传抗战的一分力量。”

　　这本薄薄的却“带血带毛”的作品，不仅抗战期间流行，在今天也依然没有过时。经由几代人的阅读与阐释，《生死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它在全面抗战之前的那声“怒吼”、它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直到现在仍震撼人心。

　　前不久，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导演田沁鑫于1999年执导的话剧《生死场》复排上演，再次座无虚席。舞台上，当窝囊怯懦的二里半说出了那句“我去赶死了，你们要好好活着”时，全场掌声雷鸣。抗日战争的“生死场”上，多少平凡的中国人挺身而出，活成了血气方刚、勇敢坚毅的大写的人，又有多少这样的壮志怒吼，被聆听、被书写、被阅读，被铭刻在历史的记忆里，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丰碑。

　　不写战争，便是假充糊涂

　　房福贤

　　明知艰难也要记录

　　不妨先从抗战时期的茅盾、巴金与老舍讲起。当战争来临时，这三位领衔文坛的小说大家虽然没能与许多年轻作家一样走上前线，出入战场，但都怀着巨大的热情，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投入到抗战文学的写作中。茅盾创作了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中篇小说《走上岗位》，巴金则在流亡路上完成了抗战三部曲《火》。老舍抗战初期出版了长篇小说《火葬》，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又开始了《四世同堂》的创作。

　　有意思的是，这三位作家对自己初期的抗战小说都不满意，甚至认为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或如老舍在《火葬》序言中所说，“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太少。”身处危机四伏的战时境遇，想对战争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展开全面深入的书写，何其艰难！明知艰难也要写、哪怕失败也值得写的原因，在巴金看来不仅是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也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使人看出“黎明的希望”。老舍也说过，“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历史，在这节段，便以战争为主旨。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过日子，假充糊涂”。

　　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文学

　　尽管中国的全面抗战是从“七七”事变以后才开始的，但中国的抗战小说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出现了。1932年初，张天翼就以“九一八”事变为背景创作了《最后列车》，描写东北军战士的抗战悲剧；女作家葛琴则根据上海“一·二八”事变创作了短篇小说《总退却》，赞扬十九路军高涨的抗日热情与英雄气概。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与暴行有着切身感受的东北作家群则以《八月的乡村》（萧军）、《生死场》（萧红）、《万宝山》（李辉英）、《没有祖国的孩子》（舒群）、《第七个坑》（罗烽）、《伊瓦鲁河畔》（白朗）等开创了抗战小说的新篇章。“七七”事变之后，抗战小说迅速发展起来。短短的一两年内，就产生了《差半车麦秸》（姚雪垠）、《太湖游击队》（谷斯范）、《大江》（端木蕻良）等作品，构成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抗战小说写作潮。

　　虽然时间仓促、生活艰难，还是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比如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小说既写出了中国军人伟大的爱国精神与英雄气概，也写出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荒谬。透过他的小说，我们似乎闻到了苏联战壕小说的气息和美国二战小说的反思意味。然而这些美苏小说都产生于二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而大战刚刚爆发的30年代末，丘东平就对战争作了这样深刻的思考，可以说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大贡献。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也是抗战小说的重大收获，它没有停留于主人公简单的抗争经历，而是侧重战争中人的命运发掘，实现了由人的战争向战争中的人的转移。这部小说受到苏联文学界的青睐，被收入于1942年翻译出版的《中国小说集》中，成为最早介绍到国外的战时中国的文学作品之一。

　　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主题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到底发表了多少抗战小说，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小说创作贯穿抗战始终，而且越到抗战后期越成熟，越有作家自己的特色。比如，孙犁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创造的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荷花淀》《芦花荡》《钟》《“藏”》中大都没有残酷的战斗场面，也很少艰难的生死抉择，但展现出来的普通中国人身上的精神美，却让人动容。再如，在所有的抗战小说中最为厚重的《四世同堂》，老舍以整个抗战时期的北平为背景，以小羊圈胡同祁家为中心，描写了十几户人家、一百余人的遭遇，古都人民的亡国之痛、亡城之难和不可征服的民族之魂，让人震撼。

　　中国抗战小说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救亡与启蒙。当战争需要整个民族站起来的时候，救亡意识的强化是必然的，但在救亡的同时，作家们并没有忽视思想的启蒙。比如王西彦的《眷恋土地的人》《乡井》、吴组缃的《鸭嘴涝》、陈瘦竹的《春雷》等，在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对当时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精神困境等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实际上，不仅是大后方作家，延安抗日根据地的作家也都有着浓烈的启蒙精神，丁玲的《泪眼模糊的信念》、刘白羽的《枪》、柳青的《地雷》、梁彦的《磨麦女》等，都对农民的狭隘性、封建意识等，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反思意识的出现，使抗战小说进入一个富有深度的层次，实现了启蒙与救亡主题在战争这个特殊语境下的变奏。至于沙汀、张天翼、周文、严文井、李广田等人创作的暴露现实黑暗、讽刺人性弱点的小说，更是深化了启蒙的历史主题。因为这些作家懂得，抗日战争既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决战，也是人的解放战争，民族解放与人的解放是一致的，抗战小说在以文学的方式支持着民族战争的同时，不能忘记人的解放这个时代主题。

　　中国的抗战小说，是民族的生命之歌，是在炮火、恐惧、奔波、饥饿、失望、痛苦、希望中诞生的信念之作。中国作家在抗战时期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灵活的文学策略以及深刻的战争思考，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敬重。

　　版式设计：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