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地纪念他,是在其身后好些年,仿佛应了那句流行语—“距离产生美”,其实是历史产生了鉴别美,因为历史需沉淀方能见著清明透澈!
—作者题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适逢我之乡贤前辈、中国文坛巨子张恨水先生诞辰120周年。之前,我参与的团队为举办张氏新馆展览而北上南下,东奔西走,广为搜集资料。因循其由报人生涯而步入文坛的路径,特别留意从早年的各大新闻纸媒上发掘其遗踪遗产。张恨水创作量高居中国现代作家之最,三千万言的巅峰数据至今无人超迈!但从斥之为“三十六鸳鸯同命鸟,一对蝴蝶可怜虫”的鸳蝴派作家到“走向新文学的大众化小说大家”,前后正名竟历经数十春秋!
没有比战争更能检验作家人品与文品的试金石了!
不幸中有幸的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时间最长、前后14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洗礼加速了张恨水由旧融新的文学转型,张氏从此而一跃为抗战文学先驱,国难小说的开拓者!在其著作超身的成果中,抗战文学作品独树一帜,量踞第一,总字数800万言,可谓“高产中的高产”!有三十余部长篇抗战小说与五部中篇抗战小说,还有若干短篇小说及数千篇涉及抗战内容的散文随笔,留下了不容置疑的南京大屠杀的形象记忆,“客观、忠实”为指导思想的《延安一月·序》,正面战场的生动战史以及针砭种种腐朽现象的漫画式篇章!
“男儿要赴风云会”,“书生顿首唤国魂”!阅读张氏抗战作品,更多的已不在书香,而是硝烟味,烽火情!
弯弓射日笔为先
“版图变色九一八”,“烽烟连宵入汉关”。时值辛未八月初七,即公历1931年9月18日,日寇攻占沈阳,由于东北军的不抵抗,东三省很快整个沦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民激情,抗敌声浪沸天滔海。已经成为著名报人与小说家的张恨水当时正在上海《新闻报》连载自己的长篇小说《太平花》,本以内战为背景,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宣传非战思想,当写到第七回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氏的第一反应就是“心焚如火,百病来侵”,当即决定变更创作思路,从第八回起,改写抗敌御侮,由非战而变为歌颂义战,为抗日呐喊,如此大转折,正如他自己表白那样:“至于今日,外寇深入,国亡无日,而吾人耳闻目睹帝国主义之压迫,为世界人类所不能堪。于此而犹言非战,更何异率吾民束手就缚之余,且洗颈而就戮?……发扬民族思想,以与来束缚来戮者抗,理也,亦势也!”(《〈弯弓集〉跋》)。
如果说《太平花》仅仅是张恨水创作第一部带有抗战色彩的作品,那么他次年创作的《弯弓集》则完完全全是以抗战为母题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集,开抗战小说集之先河,张恨水在“九·一八”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就有一系列“赶上时代”之举;比如他仅用二十几天时间,就写了三篇小说《九月十八》、《一月二十八》、《仇敌夫妻》;此后又创作了电影剧本《热血之花》;一组(九篇)笔记:《江湾送粥老妪》、《汽车夫胡阿毛》、《不歇劲》、《神枪手》、《盘肠勇将》、《两兵士》、《却里张》、《大刀队七百名》、《冯木匠》;散文4题12篇:《风檐爆竹》、《以一当百》、《最后敬礼》等;诗歌14首。作者把这些宣扬抗战的作品汇集起来,由自家兄弟二人(张心远张心恒)组建的北平远恒书社在1932年三月初出版,取名“弯弓集”,意在弯弓射日,寄寓着一个文人的爱国抗日抱负,在《弯弓集·自序》中大声疾呼:“今国难临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无人所可否认者也”;“吾固以作小说为业,……于其间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出也!”
辗转北南纾国难
“忽动渔阳鼓”,“慷慨足悲歌”。1937年七七事变,将中华民族推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张恨水的命运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坎坷与动荡。
此前的1936年张恨水因受友人之邀而由北平南下,至沪上帮人办报三月,期满本当返京,却获悉自己被北平日伪特务列上了黑名单,有家难回之时便转至南京,自费办起了《南京人报》,在该报副刊上连续刊出以北平为背景的抗日小说《鼓角声中》与反映民族意识的《中原豪侠传》。没想到战争硝烟接踵而至,淞沪之战不久,上海即沦陷,南京亦蹈覆辙,《南京人报》于1937年12月初被迫停刊,张恨水遂将家眷送至芜湖转安庆,年底又迁回故乡潜山,自己抱病暂避县城,其间仍不忘时时就城中之便收听广播以获取时局消息。曾早晚登城“极目云天”,“潜山古称南岳,峻削锥天”,对家乡天柱山“愈增感慨”,遂赋诗云:“……昂头天外呼龙起,把盏风前当槊横,岂有丈夫甘病死,可能亡国作书生?”表达了弘扬天柱精神,誓死保家卫国的志向,觉得“这里渐近战区,固仍有用之地也”,深情寄望家乡潜山为抗战发挥作用。为此,他欣然接受潜山梅城小学校长聂志远与潜山抗日动员委员会的邀请,先后在梅城小学与圣庙明伦堂作了题为《我们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两场演讲,对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多种因素条分缕析,慷慨陈词,极大地鼓舞了家乡人民抗日士气。
果然不出张恨水所料,战火不久即燃至潜山。随着国民政府临时迁都武汉,日本大本营在部署徐州作战时,就决定沿长江西向实施武汉作战,国民政府立即安排第九战区在长江南岸抗击,第五战区负责在长江北岸分左中右三路抵抗日寇,其中路就是以潜山、太湖二县的西北山地为阵地,与左翼(大别山北麓),右翼(大别山南麓)相互配合,形成以大别山为屏障的武汉外围防线,当年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鲁夫曾写诗云:
“大别山,你是/北岭山脉的脊梁/送着淮水北去,南迎着长江。/替三个省份立下石界/豫鄂皖被你隔开。/……潜山,霍山,英山,/象根根肋骨,/卫护着祖国的心脏—武汉!”
张恨水尽管不久只身离开家乡到达武汉,心思仍留在潜山。他曾应四弟牧野及同乡青年之请,主张丢掉从《南京人报》社转运来的机器,回到家乡天柱山区打游击,并代表大家写了一篇呈文交武汉国民政府第六部,要求政府承认这支队伍的合法性,以免与其他武装发生冲突,然而呈文如石牛入海,了无回音。如此请缨无门,激起张恨水无比愤慨,浑身有一种因爱国而发狂之痛,不久,即以《疯狂》为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以发泄心中愤懑。此后张恨水身入重庆,仍一直关注武汉会战前后的家乡战事,先后创作了《潜山血》、《游击队》、《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桃花港》、《冲锋》等小说,以自己的两位弟弟仆野与牧野回家乡潜山打游击的事迹为素材,一再褒扬安庆及潜山人民抗战不屈的壮举,一再歌颂古岳天柱那“中天一柱”的顶立精神,1938年6月在安庆、潜山失守前后,张恨水还连续发表了《皖江战争概观》、《控制住安庆》、《潜山出头了》等文章,最集中地体现了他这种家国一体的思想情怀:
“潜山县是以山得名……南宋以前,这山似乎走了一时运,……南宋亡了,这山也就消沉了……”
“大时代来了,保卫大武汉的炮垒,已经架在潜山之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潜山出来了!……潜山……武汉东向的大门,自有他的价值。别辜负了这伟大的古时南岳吧!我希望卫国的健儿,作一番地灵人杰的事!”(《潜山出头了》)
尽管潜山这座武汉的东大门最终没能守住,但包括21集团军的176师、138师以及川军部队先后在潜山棋盘岭、太湖县城的激战以及三袭安庆城的战斗,进一步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天柱皖山作为武汉保卫战之前线作用已载入史册!屹立于天柱山南麓的野寨抗日阵亡将士墓园就是对张恨水笔下“安徽的前线”这段历史的最好纪念!
关头呐喊马前卒
1938年初,张恨水因抗日而付出了停办“一校”(北平华北美专)“一报”(南京人报)这半生心血的代价后,辗转来到了山城重庆,加盟了老朋友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渝复刊的《新民报》,陈、邓的民本思想浓厚,对于中国民主和自由有着锲而不舍的追求,全面抗战爆发后,夫妇由南京而迁重庆,吸收了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等“安徽三张”与一批著名报人作家会聚新民报,以“切中时弊,能说真话言真事”的风格而受到各层次人群的欢迎。
正是出于志趣相投为前提,张恨水欣然承担了《新民报》副刊的主编工作,他为新诞生的副刊命名为《最后关头》,并在发刊词中明言:“"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加"最后"两个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实现这一举,所以这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涵在内”;“我就毅然……在这《最后关头》来作一个守卒!”满腔报国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对副刊征文内容提出了五项要求,即:一、抗战故事;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他明确声明:“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原则自是不容摇撼的。”从此,他就以“关守”为笔名,撰写发表了大量杂文与诗词,椽笔为枪,为抗战呼号,为百姓请命,为时代写真,同年2月24日,刊出自撰杂文《怒吼吧,八路军》,热情祝贺平型关大捷;5月27日,又作《仇人土肥原》,对表面宣扬“中国亲善”,实则凶狠狡诈的日寇头目土肥原痛加抨击!这是继当年婉然谢绝给土肥原签名赠书之后再作直截了当的口诛笔伐了。
由于张恨水等报人爱憎分明,坚主抗战并鞭挞妨战之丑恶现象,触痛了重庆当局要遮掩的伤口,他们便以新闻检查等手段进行干涉阻挠。迫于政治压力,新民报奉命放弃了《最后关头》,于1941年10月9日停刊;但张恨水并未屈服,又变换策略,推出类似聊天的新栏目《上下古今谈》,以一种看似插科打诨的游戏之作,来传递嘻笑怒骂式的种种愤慨。张恨水坚持每日一篇,达三年之久,直至抗战胜利,累计发表杂文一千余篇,约百万字上下,或针贬时弊,或感咏时事,或点评战势,或描摹世相,上下古今,纵横捭阖,恣意挥洒,穷理格物,内容博大精深,形式却短小精悍,每篇不过几百字或百字,正是“小文章,大手笔”!如《自由纳粹领袖已下伏笔》、《作壁上观》、《读战国史看时局》、《亡国学者》、《第一种亲日派》等,精辟地分析了战局,指出了法西斯必亡的道理,嘲讽汉奸嘴脸;而对于腐败昏庸的当局以及官商勾结发国难财的社会现实,张恨水以一系列的借古讽今之作,进行揶揄嘲弄,如《闪击涨价》、《射人先射马》、《商奸——合理的称呼》、《升官图有哲学意味》等,表面上言之以物,讽刺却含而不露,逃过了“开天窗”之劫,但能让人一看就知“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被嘲弄者不便对号入座,书报检查机关徒唤奈何!
激浊扬清写春秋
日本侵略者为逼迫国民政府求和,采取摧毁其后方基地为目标,自1939年5月起,连续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张恨水被迫移家于重庆远郊南温泉桃子沟,借住抗日文协三间茅屋,风雨来时,屋外大雨,屋内小雨,屋外雨已停,屋内仍淅沥,他自嘲名之为“待漏斋”。全家人吃的是夹砂子的“平价米”,自己穿的是多年未换的一袭蓝布长衫,为了遮掩长衫上的破洞,他就套一件旧马褂,由于当时穿马褂人不多见,惟有他与共产党《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成为“重庆新闻界的两马褂”。
国事维艰,物质生活困顿,丝毫没有动摇张恨水守正不阿的品性,他多次拒绝入幕官府的邀请;听说自己的朋友张友鸾被人拉去重庆社会局当官,张恨水自绘一幅《松柏图》并书七绝一首加以婉言相劝:
“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
莫教堕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
张恨水还取陆游诗句“北望中原旧满襟”之意,为自己的写作兼卧室的草房冠名为“北望斋”,希望早日收复国土,争取抗战胜利!
这一时期张氏创作变化上的节点十分明确——如果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其创作意识大转折点,1934年的西北之行是其思想文字大变迁点,那么,抗战全面爆发便是其抗战中心意识大覆盖的关键点!张恨水由此而进入了抗战文学高产密集期!重庆八年笔耕,除《石头城外》、《赵玉玲本纪》两部作品与抗战无关外,其他所有小说都与抗战相关联,只是联系程度不一。从题材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直接写战的正面抗战小说,以《大江东去》与《虎贲万岁》为代表,前者于1940年在《国民日报》连载,后在结集出版时,张氏特意增加有关南京日寇大屠杀和保卫中华门战斗片断以及日军屠城的惨状,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凸现着张恨水的良知与正义感的光芒,着实难能可贵!全书共二十回,近15万字,自十三回至十七回中作者形象具体地描述了南京城广场尸横如山、日寇军曹比赛屠杀中国人,日军到处奸杀妇女,大肆抢劫放火等场景,对入侵者惨无人道、嗜血成性的丑恶罪行做了血淋淋、活生生的实录,使南京屠城这一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罪证昭示于天下,虽然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与阿垅的《南京》等小说也有对南京战事的描写,但并未有如张氏《大江东去》那样的具体描述式的屠城暴光!
《虎贲万岁》是张氏另一部不同寻常之作,小说以直接描写常德会战为视点,成为第一部全过程反映正面战场的一场会战的抗战小说!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党负责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坚持敌后战场作战,整个抗战期间,正面战场重要战斗1100多次,其中大型会战有淞沪、太原、南京、武汉、常德等22次,虽然有田汉、臧克家等新文学家创作了许多反映正面战场会战之作,但多为诗歌、报告文学、剧本等文学样式,以长篇小说来反映正面会战者,张恨水是第一人!
1943年10月,日军出动10万兵力,其中进攻常德的约3万人,使用了300余大炮以及飞机坦克等武器,把整个常德城几乎夷为平地,还动用了毒气。守城的74军57师仅8500余人,在敌我兵力兵器悬殊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固守孤城12昼夜,城破后巷战4昼夜,最后突围出去仅83人,由于他们的固守,为国民党大军四面合拢争取了时间,从而形成了包围之势,迫使日军不得不退出常德。张恨水深觉这是中日战争史上很典型的“很难找的一件事”,故而用33万字的篇幅,全面表现了常德守军拼死抵抗的英雄气概,于战事的酷烈中凸现虎贲壮士的风采!为了体现小说的纪实性真实性,张恨水反复向57师的生还者了解情况,熟悉军事,从而精心地再现了上至师长余程万,下至伙夫及无名战士的真人真事,该书出版后反映强烈,一位漂亮的苏州小姐对英雄余师长无比心仪,遂托人介绍,以身相许,追随终生。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形式与熟悉的生活素材来宣传抗战与传播新思想,这是张恨水笔下形成的第二类题材作品特征,张恨水发现以传统历史题材为主的章回小说在民间很有市场,不仅市民爱看,乡下书摊上也有“水浒传”之类的作品,但张氏认为“那不是现代的或者说现代思想的反映”,于是便予以改良,进行故事翻新,创作了《水浒新传》等新章回小说,描写梁山好汉被招安后归于张叔夜麾下,当金兵大举入侵时,梁山英雄奋起抗击,最终为国捐躯,作品表面上没有公开宣传抗日,使得敌伪机关无法对报馆挑眼,但观古鉴今,通过中国男儿抵抗异族凭陵的故事,无疑暗合了当时鼓舞抗战民气的需要,这样写出的小说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有曲折可信的故事和浓郁的趣味,完全摆脱了原先抗战小说简单化、粗疏化的弊端。无怪乎毛泽东称赞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张恨水抗战小说中,尤以第三类作品居多见长,即间接写战,暴露黑暗!张氏认为:直接写战的小说,重在表现歌颂,以鼓舞士气与民气,而暴露讽刺小说,则重在揭示内祸及国难,这两类小说是他“为报国而为之”的两手创作,因为对敌占区而言,需要坚决抵抗;对国统区而言,则应勤政廉洁,凝聚力量,共同对外,没有内部的勤政廉洁,就没有外部的抗战胜利,二者只不过是正面写战与揭露后方妨(碍)战(斗)之别,张恨水曾发表《忌言社会弱点》的杂文来陈述这一思想。
在现代文学上就讽刺艺术而言,典型的有鲁迅的深刻,老舍的幽默,沙汀的辛辣,张天翼的激愤。张恨水自1939年开始创作的《八十一梦》等一系列暴露批判小说,无疑为中国讽刺艺术增添了新的范例。作者以新闻记者的敏锐感知和文学家的深刻洞察,打造出一个古今相通的梦幻世界,把自己日常了解的雾都新闻怪象一一变成“我”之梦,并且运用寓言的外壳加以包装,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翱翔天地,贯古通今,挥洒自如地讽刺嘲笑,戏说挖苦,使小说亦庄亦谐,趣味无穷,让读者在嬉笑怒骂中受到教育与启发,进而产生愤怒情绪。梦中关于“一切罪恶都成合法”,“这世界是贿赂胜于一切”等反语的描述,于沉稳写实中透露出刻薄,嘲讽中不乏哲理光辉,对读者的吸引力远非那种直率教训文章所能比拟,自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赢得了周恩来、茅盾、老舍、王元化、聂绀弩等领导人与新文学家的赞赏。《八十一梦》被誉为现代文学的少数几部奇书之一,在大后方十分畅销。
纵观这一时期的张恨水创作,笔者发现,他与新文学家提出的“干预现实”、“揭露新的抗战官僚、新的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家,新的荒诞无耻、卑劣自私”等进步主张是不谋而合的。从《八十一梦》开始到《魍魉世界》、《巴山夜雨》、《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系列大作的推出,触目惊心地揭露了大后方重庆投机腐败与反文化性以及接受大员的政治黑幕,以“中华兵国”到“中华官国”再到“中华商国”的夸喻比况,从“狗才、奴才、蠢才与人才”相互地位的颠倒描写,发出了一种制度大厦将倾的崩裂声,体现了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独到而又带总结性的感受!如此深广地反映陪都黑暗弊端者,其艺术概括力与批判价值,在当时有几人能与之比肩?特别是作者在小说中一再强调的“国统区目前的乌烟瘴气必定给光复后的中国带来厄运”,这种预言式的描述,凸显出作品“意义大于"形象"的价值与前瞻性!”
山水同辉共天长
在抗战岁月,张恨水常以“天柱”“潜山人”等笔名而驰骋于文坛。无论是在南京的上新河,还是在重庆的桃子沟,抑或在逃难、躲避于防空洞中,一直孜孜矻矻,把笔讴心,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写作量,用作品证明了他作为反映民族抗战思想与情绪的小说家,完成了由旧融新的涅槃,将通俗小说改良并雅化,使之发生新飞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可信记忆与形象的国难史,受到国共两党的肯定。
1942年秋,周恩来在重庆接见《新民报》主要工作人员时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的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恨水先生的《八十一梦》不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吗!”
1944年6月,毛泽东接见“重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特向赵超构询问张恨水近况,并称赞“像张恨水这样的通俗小说配合我们的抗日战争,真是雪中送炭”。
同年,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刊专文祝贺张恨水五十寿辰与三十周年创作,社长潘梓年称赞张恨水“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向抗战有功的文武官员和社会贤达人士颁发“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荣膺其中。
张恨水一生苦旅蓬程,然无论身在何处,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家乡潜山天柱山的高大形象一直萦绕于心头, 1941年,他曾特别推出《潜岳引见录》,向国人介绍云:“予潜山县人也,家住山麓之丘陵地带,天下名山,近在咫尺;”“山为大别山之一支峰……实则潜岳当也!”自己“辄以……未掘此天地之奇为憾”;愿大力弘“发潜德之幽光”!曾面对古南岳自抒胸意云:“潜山高瞰如相问,肯负人间好姓名!”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日子里,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张恨水先生以抗战文学先驱的壮举已经为此名山增辉了!桐城派大师之一的朱书曾言:“五岳之气,皆能出云雨,产金玉,而其灵者常郁结盘魄,而发为伟人,或以德业,或以文章,卓卓有垂于天地,而与为不朽!”张恨水与天柱山,恰恰是一山一水相连理,山为水壮色,水为山增华,山水同辉共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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