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为矛 一代巨匠夏衍的抗战星火
来源：人民网   2015-09-23 10:39:37

　　有人说，要论杭城的老街，严家弄绝对排得号。严家弄坐落在艮山门外，虽然从外表看与其他老街大同小异。但它却因一个人，变得与众不同。115年前，在这条深巷的一所宅院中，诞生了一位中国文豪，他就是夏衍。

　　夏衍是我国著名的文学、戏剧、电影家，新闻工作者，更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上，夏衍以其犀利的文笔、富有创作性的才学，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周恩来会面 特殊时刻临危受命

　　早在1927年，夏衍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长一段时间内，夏衍就职于中共特科，从事地下宣传工作。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激烈炮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的夏衍，已经以半公开的身份活动在上海文化界，团结各界文人力量，发挥着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作用。

　　7月10日，对夏衍来说，是难以忘怀的日子。“卢沟桥事变”刚刚开始的第三天，夏衍应潘汉年召唤，来到了上海大光明咖啡馆。这是两人经常见面的地方。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刚碰面，潘汉年便拦了辆出租车，带着夏衍来到蒲石路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二楼。

　　轻轻叩门，一位身着白衬衫、深灰色西装裤的中年人出现在眼前。中年人紧紧握住了夏衍的手，热情地说道，“还是叫你沈端先（夏衍原名）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未等夏衍开口，来人再次说道，“我，周恩来。”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夏衍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夏衍有些紧张，久久未能开口。为了消除夏衍的拘谨，周恩来亲自给夏衍斟了杯茶水，坐下来谈起家常。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见夏衍，却不是第一次为夏衍指派任务。杭州江干区夏衍旧居管理办公室的关佳晶副主任告诉记者，“虽然周恩来是在1937年才见的夏衍，但夏衍这个人，早就在周恩来那挂上了号。1930年9月，周恩来便曾安排夏衍替代潘汉年担任中共秘密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络人。”

　　只是，这一次的任务，更为特殊。

　　周恩来亲切地询问了夏衍的各方面情况，见夏衍不再紧张后提出，组织希望夏衍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对国民党在内的各阶层的人士做好统战工作。夏衍当年在国民党左派支部工作的经验是宝贵的，现在国共合作了，很需要熟悉国民党工作流程的同志参与进来。

　　夏衍听到后，连忙推辞，“我学的是工科，这些年搞的是文艺和电影，搞统战工作，实在没有经验。”夏衍因自己非新闻专科出身，恐担不起重任。

　　周恩来听后，鼓励道：“你开始搞电影的时候，不也是外行么？干着干着，也就懂了、会了。”

　　夏衍为难地说，自己胆子比较小，没有潘汉年那样的本事，很怕和大人物打交道。周恩来同志耐心地分析当前形势，郑重地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很快就能够结束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纸、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

　　听到这，夏衍明白总理是任务的严峻性，不再推拒，“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尽力去做。”周恩来同志高兴称赞，“这就对了！”。周恩来接着告诉夏衍，目前国共两党打算办一张党报，作宣传抗战的文化战地。此外，还要办一些进步杂质、剧团、歌咏团等等，要做到事情很多，形式又肯定是复杂的。“不过，你不要怕，困难会使人收到锻炼。”

　　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夏衍双手，寄予厚望地叮嘱道，“我们很快就要到外地去，跟蒋介石谈判，也许明后天就要离开上海，今后的一切，由汉年和你联系吧。”

　　杭州夏衍研究会的童翠斌告诉记者，“这一次与周恩来的见面，决定了夏衍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性质和方向。夏衍今后的工作任务不再是秘密地下党的身份，而是以公开的文化人身份，宣传抗日。”

　　主编《救亡日报》日报 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同周恩来见面后，夏衍展开了与国民党的对接工作，筹划办报事宜。最后，中共两党商量各出资500大洋，办一份四开四版，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救国”机关报，起名《救亡日报》。

　　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在淞沪抗战的炮火中诞生，于上海正式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国共双方各派一名总编辑，共产党方面派的总编辑便是夏衍。这个日子，记载着夏衍开始新闻记者生涯的石刻，是他在坎坷征途中渡过漫长而难忘的十二年岁月的新起点。

　　当时上海有十多家大报，小报几十张。《救亡日报》即无广告又不登猎奇新闻，专登特写、评论、实地采访以及文艺作品等。要生存，困难不小。有人断言，《救亡日报》不出一周便会垮台。

　　但事情完全出乎了这些人的预想。夏衍在宣传上坚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方针为指导思想，《救亡日报》以其精辟的言论和准确的战地报道，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拥护，很快打开了销售困局。

　　在这一阶段，夏衍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救亡日报》的社务方面，并多次去往前线，进行战况报道。他曾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驱车数十公里，后因炮火太猛烈，不得不七、八次下车蛰伏在稻田树荫下。待炮火不再密集，继续兴致勃勃地前往战地采访抗日将士。

　　田汉曾饶有兴趣地评价夏衍，“在上海《救亡日报》时代，他已经表现非常卓越的记者才能。他对于处理事务是那样的精神勇敢，对于观察事务是那样的敏锐深刻，善能把握要点。”

　　原本新闻界的“门外汉”，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他对新闻工作得心应手，仿佛是几十年的老报人。夏衍的报道《始信人间有铁军》、《悲剧中的悲剧》等文章，发表后传播甚广。

　　1937年11月21日，这是五百万上海民众永远的伤痛。就在这一天，上海沦陷。《救亡日报》也于当日宣布暂时撤离上海，编辑部迁至广州。

　　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夏衍仍担任主编。10月21日，广州沦陷。当天凌晨6点，《救亡日报》一行十二人在夏衍的率领下徒步离开广州。当时，距离日军进城仅几十里。临走前，夏衍找来一张大轰炸时的一群童尸照片，贴在墙上，旁边用日语写道：“这是日本空军的战绩！你们也是有父母妻子的人，看了这张照片有什么感想？为着人道，打倒使中日人民陷于不幸的日本法西斯军阀！”

　　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此时的夏衍，掌握了新闻工作的“十八般武艺”，连排字和拼版就学会了，实属罕见。

　　“其实到后来，国共双方关于办报的分歧越来越大。《救亡日报》遭到监视，后被迫停刊。夏衍奉周恩来指示离桂林赴香港。”杭州夏衍研究会的童翠斌讲诉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纵观《救亡日报》办报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夏衍办报很重视言论的引导和战斗功能。作为《救亡日报》的副主编，他撰写了大量的言论，特别是社论。其文字简练、针砭时弊、观点鲜明。在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时，他写了《民众的力量大于一切》，抨击片面抗战路线；在汪精卫投日做汉奸时，他执笔写下《把跪像铸在人民心里》、《日寇汉奸的当头棒喝》等尖锐辛辣的战斗檄文。

　　据统计，从1938年9月起，《救亡日报》几乎每天有他的一篇社论，每篇千字左右，至报纸停刊，累计四百五十余篇。可以说《救亡日报》时期，是夏衍新闻工作的巅峰期。

　　夏衍在回忆《救亡日报》的文章中说，“从这时开始，我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具有效为人民服务的武器。”

　　以戏剧的力量 高举救亡的火炬

　　抗日期间，除了《救亡日报》外，夏衍还有戏剧这个舞台宣传抗日。与新闻工作不同，对于话剧创作，夏衍算得上是当时的大家。早在1927 年到1937 年，他参与创办上海艺术剧社、“左翼剧联”等活动，并创作了《赛金花》《都会的一角》《自由魂》等剧作名篇，早已名声在外。

　　为了办好《救亡日报》，夏衍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待《救亡日报》运行上轨后，夏衍陆续接到了来自各方的“催剧”邀约。

　　1938年8月底，《救亡日报》举行了周年纪念读者的招待会。茶会气氛正浓，一名热爱夏衍戏剧的年轻人从人群中站了起来。他望向夏衍的方向，说道，“在抗战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写剧本的应该贡献出剧本。夏衍先生是著名的话剧大家了，他不应该令色自己的才华。夏衍先生，我们热切期望着您的话剧新作！”

　　话音刚落，会场响起了掌声、叫好声。读者们纷纷要求夏衍戏剧方面再出新作。夏衍听后，十分感动，“我检讨我检讨。我一定尽快地在短时期内拿出一个剧本。”

　　事有凑巧，这时田汉从武汉发来电报，说中华全国戏剧节抗敌协会决定，以1938年的“双十节”为中国第一届戏剧节，要夏衍转告广州的戏剧界在这天举行公演。当夏衍向戏剧界传达这一消息时，戏剧界的朋友也趁机“勒索”，让夏衍写一个可以上演的剧本。因戏剧节将至，他们要求夏衍9月20号前给出剧本，好留出排练时间。

　　1938年9月19日，仅仅用了12个上午，夏衍完成了抗战以来第一个四幕大戏《一年间》。

　　《一年间》描写了普通乡村士绅刘爱庐全家在抗战爆发的一年里的遭遇以及思想转变。里面既塑造了明大义通情理的刘爱庐，也塑造了对抗战持有悲观怀疑态度的女婿于明扬。对于这些非英雄人物，剧中的刘爱庐一家，有着夏衍的岳父蔡家和二姐袁家的影子。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前线局势急剧恶化，广州危在旦夕，《一年间》排演的计划推迟搁浅。众人不得不撤退。随后，夏衍赶赴桂林办报。桂林期间，夏衍在戏剧上的收获了《心防》、《愁城记》两个多幕话剧。

　　1941年12 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两次急电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晓布置香港工作，指示夏衍组织戏剧界。1942年4 月，夏衍赴重庆任中共南方局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

　　重庆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要地，许多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云集在这座山城。抵达重庆后，夏衍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活动于各种名目的文艺协会、剧社之间，与文化人士进行广泛接触。这些人包括著名的剧作家、导演老舍、吴祖光、陈白尘、周峰、应云卫等。夏衍向他们分析抗战形势，商讨战场后方的演剧运动。

　　当时重庆演艺界最具影响力要数中华剧艺社，其负责人应云卫对夏衍的戏剧颇为欣赏。早在两人结识之前，中华剧艺社便排了夏衍的《愁城记》。认识夏衍后，应云卫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编剧，于是向夏衍“订货”。

　　在应云卫一次次的“催货”下，《法西斯细菌》诞生。这部作品讲述的是细菌专家俞实夫，如何从“科学与政治无关”到最后认清现实，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的故事。告诉观众，想要建设美好家园，必须消灭“法西斯细菌。”公演之后，“法西斯细菌”这一名词不胫而走，一时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代名词。

　　细细品读夏衍的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我们轻易地发现，夏衍作品中塑造的多是土、农、工、商各阶层的小人物，在抗战时代背景下的命运选择。

　　谈到创作小人物的意图时，夏衍说，“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很短的时期之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感情。但是从他们祖先时代就已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 思想方法, 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啊! 我不想凭借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期望去强要他们的生活! 我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 必须改变, 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 我想残酷地压抑他们, 鞭挞他们, 甚至于碰伤他们, 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式各样的路, 而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

　　夏衍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他是为革命而文学。夏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一名戏剧玩家，而是肩负着抗日的“文化救国”使命。抗战时期，夏衍的戏剧大都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味。吴祖光称夏衍为“作家和战士”。

　　夏衍，这位令杭州自豪的钱江之子，以其瘦弱的身姿，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995年2月6日，夏衍因病与世长辞。遵照其医嘱，同年10月30日，夏衍骨灰运回杭州，撒入钱塘江。斯人已逝去，音容犹在。

　　如今，沿着严家弄漫步，可以看到沿街的房屋正拆迁待建。夏衍旧居管理办公室的关佳晶介绍说，为了纪念夏衍，政府计划将以夏衍故居为核心，建设夏衍文化影视街区。夏衍精神，杭城未忘！亦不敢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