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谟
艾雯(1923-2009),本名熊昆珍,江苏苏州人。作品以散文与小说为主,1951年以第一本散文集《青春篇》享誉台湾文坛。
抗战8年的岁月,艾雯分别在江西大余和上犹度过。1937年清明节过后不久,年仅14岁的艾雯跟随在钨业管理处工作的父亲从苏州来到“世界钨都”大余。抗战第三年,父亲身心交瘁,遽然病世,艾雯擦干眼泪、挺起肩膀、战战兢兢进入社会,在钨业管理处担任档案和图书管理工作,并开始学习写作。1944年初夏,日寇逼近大余,钨砂无法外运,钨业管理处采取紧急措施,疏散人员。艾雯与钨业管理处同事乘坐运输钨砂的木船,携带几十箱图书资料,经过两天两夜航行才抵达上犹县城。
“那真是个蕞尔小城,没有电灯,没有交通工具,但街道宽敞,市容整洁,新的建筑与原有的民房相映成趣,矗立在十字路口的精神堡垒,无时无刻不都在提醒人要‘抬头,挺胸’,公仆一袭‘阴丹士林’中山装,百姓节俭成性,生活刻苦,穿着更是简单朴素。一切运行,井然有序,自有一种新气象,匪徒恶霸早就销声匿迹,三年、五年计划实行以来已经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群山围绕,江水悠然流过县境,鲜明的国旗每天飘扬在蓝天青山间,烽火远离,小城竟还拥有一份遗世独立的清净和安详。”这一段在《赣江水流不尽》中的描写,就是上犹给艾雯留下的第一印象。经《正气日报》李主编推荐,艾雯进入上犹《凯报》编辑部工作。
当年,蒋经国先生正担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大力推行建设新赣南“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县一报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县都不计盈亏办好本地报纸,更在乡村设立读报栏,传达政令,培养民众每天看报的习惯。而上犹的《凯报》,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赣南地方报纸中被认为是“将来最有前途的”。《凯报》原来叫《上犹日报》。刘文渊任县长后,深感原来八开的《上犹日报》难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和建设新赣南的进度,就在赣州订购了四开平台机,浇筑新铅字,扩大组织,调整人事,充实设备,于1943年8月13日将八开的《上犹日报》扩大改为四开的《凯报》。“凯”字的含义,是军队得胜归来奏的乐曲。将《上犹日报》改名为《凯报》,充分体现了主政者“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为配合新赣南五年计划建设,发展地方文化,刘文渊又在《凯报》的基础上,创办了新上犹出版社。
在《凯报》编辑部,艾雯刚开始负责报社资料室工作。她参照管理档案的方法和杜威图书十进分类法,自订规范,很快便进入了工作状态。不久,副社长周鼎又安排她兼编《凯报》副刊“大地”。艾雯拟定了一套编辑方针,设计版面、更换刊头,“在文艺绿园做一名勤奋尽责的小小园丁”。她认为,作为一个良好的副刊,它应该是对一切丑恶作战的斗士,正义的扶植者,民众导师。于是,她开辟了几个专门或通俗的周刊、三日刊如《文谈》《文艺评论》《大家看》《民间》等,主要刊登能反映现实、富有战斗性而文笔生动、简洁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建设性的文艺理论、文艺评论,以及泼辣、幽默、针砭黑暗、阐扬真理的杂感等。当时,给《凯报》投稿最多的是院校的师生,也有许多爱好文艺的年轻作者和一些知名作家。取得初步成绩后,艾雯信心大增,雄心勃勃,她计划编一套大地文学丛刊,挑选副刊“大地”中的好文章编印成册。不久,就通过新上犹出版社出版了创刊号《祝福》,第二辑《奇迹》因战争影响未能印刷成书。
1945年2月,日寇侵入赣南,相继攻占了赣县、南康、大余、兴国等地的全部或大部分,铁蹄迫近上犹,全城立刻紧急疏散。艾雯一家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地避难到离城40公里远的营前镇,接着又进入山坳的平富乡。她回忆:“敌寇在离城二十五里时刹住兽蹄,赣南诸城尽失,上犹是唯一未遭蹂躏的福地。由于迫切需要,报纸就在平富乡一座未完工的小学内复刊。我在黯淡摇曳的油灯下看版面、校订文稿,手摇印报机在亮晃晃的竹篾火把下不停地转动着。一卷卷印好的报纸用空白竹纸伪装,送报的天不亮就挑着箩筐,翻过丛山、穿过田野,送去敌后的城镇乡村,直到打败顽敌,我们第一个白纸黑字印上抗战胜利的消息。”(艾雯《艾雯自述》)。
“别了,上犹——这寂寞的山城,五年的寄居不能说不悠长,虽然那止水般静寂的环境和单调沉闷的生活,忍不住教人厌倦,但那种忘世纪的清静和安详,别处怕是难以领略了。尤其是曾经让我们躲过战乱,在流离颠沛中度过一段苟安的日子,更让人难以忘情。而握别相处数载的同事和好友,黯然伤情,几不能忍禁,别了,寂寞的山城,愿你永远保持着宁静和平。”(艾雯《从赣南到台湾》)。1949年2月,艾雯告别上犹,随同家人前往台湾,先住屏东,后迁高雄,最后定居台北,专事写作,终生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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