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的全民抗日救亡热潮
来源：华夏经纬网   2015-11-26 16:48:45

 

晴隆县城原南街“美国陆军车站”旧址（陈亚林摄影）


24道拐盘山公路设计工程师邹岳生（陈亚林提供）


安龙县妇女救国会印发的“三八特刊”（唐保华提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处于大后方的黔西南各族儿女同全国同胞一样，怒潮汹涌，同仇敌忾，纷纷以各种形式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为争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1938年7月，中共党员张立按照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安排，到普安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各界抗日后援会”会刊上发表了《我们做什么》的抗日宣传文章，主张团结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中共党员李运亨在贵州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助理讲习所结业后，被分配到兴义县合作指导员室任指导员，利用组织合作社的合法身份，到乡下向群众宣传办合作社的重大意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群众唱抗战歌曲、演出抗日话剧，对社员和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增强大家对抗战必胜的信心。中共党员顾诗灵利用在兴义中学任国文教员的身份，结合日寇的侵华罪行向学生宣传“我们是炎黄子孙，不能当亡国奴”的思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各县成立了抗日后援会或抗日救国会，以中小学师生、县文教馆职员为骨干，组成抗日宣传队或宣传组，深入城乡开展团结抗日宣传，利用赶场天、集会进行抗日宣传演讲，传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游击队之歌》《怒吼吧！黄河》《在太行山上》《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在兴义、晴隆、普安、望谟等地的中共党组织及其成员，认真贯彻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方针，积极协同政府进行抗日宣传，组织编排演出了《血痕悲泪》《抓汉奸》《放下你的鞭子》《未婚夫妻》《流亡曲》《明耻教战》《抗敌军》等抗日宣传剧目。在抗战两周年之际，兴义县组织3个宣传队到马岭、乌沙、丰都等地进行街头演出。驻望谟的红军卡法连队和黔桂边委，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在懂苗族语言的黄德光副连长率领下，深入大、小麻山及罗甸、紫云、镇宁、关岭、贞丰等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中共党员黄小穆多方筹集资金在晴隆县城开办“新新书店”，出售马列主义著作和抗战时期的进步报刊。普安县文教馆公开陈列《新华日报》《解放周刊》和毛泽东《论持久战》，并创办了形式多样的墙报、黑板报、宣传画。当时在各县创办的《兴义抗日》《莲风》《安南月刊》《晴隆半月刊》《慧星周刊》《胜利晚报》《“三八”特刊》等报刊上，不仅及时报道抗战消息，鼓励广大民众积极支援抗战，而且还发表文章讨伐失败投降主义情绪，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日军暴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各学校是抗日宣传的主阵地，“九一八”事变后，各校自发组织师生游行示威，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收复失地，抗日到底”“把鬼子赶出中国去”等，表达对日寇的刻骨仇恨和不共戴天。兴义城区中小学组织晨呼队，每天凌晨6时左右到各片区，手执三角旗，沿街呼喊“早早起床，振奋精神；不当亡国奴，不做东亚病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保卫祖国”“抓好生产，支援前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口号。晴隆、安龙开办识字班、民众夜校，利用课堂教学宣讲抗日时事，宣传进步思想。兴义各校纷纷举办抗日演讲，每逢赶集天，各校演讲队都分赴各集市，先唱几首抗战歌曲，等到群众聚拢后，演讲人就站到高处进行抗日宣传演讲，揭露日军罪行，宣传“只有抗日才能救国，退避必然灭亡”的道理，教育和鼓舞学生、民众共同抗日。

　　 积极组织战备防空

　　 为了给抗日前线储备提供经过初步训练的兵员外，同时能够担负当地治安和军事勤务，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对民众进行军事训练，使民众掌握一般军事技术，增强军事意识。1938年3月，各县成立军事训练总队（后改编为县国民兵团、国民自卫总队），分为警备班、妇女队、少年团、壮丁模范队、壮丁队、大众俱乐部、公益社等不同类型进行训练。凡受过第一次训练的壮丁，都编成义勇壮丁队，县、区、乡（镇）、保各级都设有义勇壮丁队队部。每保均选送壮丁l—2名到县城集中训练，每期2月，经过训练的壮丁组成预备队，准备随时被征调上前线。1942年6月，各县根据军事地位等条件组建100-200人左右的常备队，每年训练壮丁400-700人不等。同时，成立区防空指挥部，各县成立防护团，各乡、镇成立防护分团共25个，其中兴仁巴铃、晴隆沙子岭是重点防护分团，8县防护团人员达2047人。还成立了防空队哨、防空情报分所，配备通讯设施和专人，加强防空。

　　 抗日战争暴发后，敌机加紧对我后方战略支撑点、指挥中心、补给基地和连接国际通道的川黔、滇黔、滇缅公路进行轰炸，位于滇黔公路咽喉的盘江桥成了敌机轰炸的重点目标。为确保运输畅通无阻， 1939年3月国民政府先后派中央炮校炮兵排、国民革命军陆军炮兵41团4营14连、贵州省防空司令部第5连防守保卫盘江桥。在部队防空的同时，还积极组织民众防空，定期和不定期地向职员、居民和学生介绍防空知识，组织学生向民众宣传防空知识；规定进入防空洞、紧急疏散、空袭解除、消防灭火等信号，开展防空演习；动员军民整修城内通往四郊的道路，规划居民疏散路线，设立路标，整修利用自然山洞、沟渠等。抗战期间，全区共修筑防空室22间，防空洞91处，可容纳34920人，防空壕（掩体）1343处（个）。

　　 除防护团执行救护任务外，还组织民众开展自救、互救活动，对被日机轰炸蒙难的人员和同盟军空难人员进行救护。l940年5月14日，在日机6批18架次轰炸盘江桥时，当地民众踊跃参加自救自护；1941年1月12日，美军一架运输机在广西西隆县境的革步上空失事， 7名机组人员跳伞着陆后，被兴义县边民救护，由巴结乡副乡长护送至昆明。同月22日，美军航空第十四联队一架运输机在望谟卡法上空失事，4名机组人员（美籍3名）安全着陆后，民众完好地保护了该机上武器和机身残骸。同年11月12日，美军运送武器的车队从昆明经兴义到贵阳，在万屯失落机枪18挺，被兴义养护公路职工拾到后，立即送交美军晴隆供应站。1944年10月3日，盟军l架飞机因故迫降于册享县达秧乡央绕村，当地民众及时上报寻找，于11月4日将8名机组人员——找到接回县城，然后护送至晴隆转赴昆明。

　　 全力保障交通运输畅通

　　 黔西南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隅，境内深沟河谷、山高坡陡，交通不便。在抗日战争期间，黔西南共投入10多万民众修筑、抢护重要公路、机场、桥梁，为保障抗战物资和兵员输送畅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急修沙八公路。沙八公路北起晴隆县沙子，南至册亨县南盘江八渡渡口，全长267公里。该路分两个时段修成：即沙子至安龙段，1928年修成毛路不能通车，1936年10月晴隆县征调公路沿线村寨18至45岁壮丁和中营、马场等地1500名民工自带干粮、义务筑路，1938年4月通车；安龙至八渡段，1939年在日军逼近广西时，为使广西百色与京滇公路相衔接，使由滇缅公路运来的物资，缩短经贵阳至柳州的路程，从昆明早日运到广西前线，同年11月开始急修安龙至八渡段。安龙县先后征集14070名民工参加筑路，于1940年3月建成通车便道。1940年6月，南宁沦陷，经南宁转运内地的港口被封锁；1942年2月，惠通桥被炸，滇缅公路中断。为保证抗战物资由云南沿滇黔公路，经普安、沙子、兴仁、八渡运至广西抗日前线，国民政府征调大量民众在短期内对沙八公路全线进行整修和续建，为加快进度，一边设计一边施工。从晴隆、兴仁、安龙、贞丰、兴义、册亨、望谟等7县征调35000多民工整修续建。由于天气不好，疾病流行，医药困难，全线计有472名民工死亡。在广大民众艰苦卓绝的努力下，1943年2月沙八公路全线通车。抗战期间，所有从昆明运往广西前线的武器弹药、医药器械、救济物资、服装给养，全部通过沙八公路运达广西。从1944年10月至1945年10月，每天几十至几百辆运输车队日夜行驶在沙八公路上，第八军、五十四军、新一军和两个炮兵团都是经过沙八公路开赴广西战场。

　　 修筑二十四道拐公路。位于滇黔公路上的晴隆二十四道拐段公路，是渝（重庆）昆（昆明）曼（曼德拉）公路咽喉地带，从1928年1月开始勘测修筑，开工后时断时续，直到1935年底才大规模正式修建，共征调民工5万多名，于1936年9月竣工通车。“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和南方的广东、汉口、上海、南京等华中、华东、华南地区，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被日军封锁，切断了中国由海路获取国际战争物资援助的渠道。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东面、东南面及南面的交通运输线被断绝，滇缅公路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运输通道。1942年5月，缅甸全境沦陷，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并占据滇西，加大对抗战大后方的威胁，使中国获取战争物资的陆路通道只能延伸到大后方的滇黔公路上，外来援华物资通过“驼峰航线”运达昆明，转到滇黔公路，经贵阳再运到重庆。二十四道拐是滇黔公路上的一个最重要关口路段，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为此，为保证抗战物资的运输通畅和安全，美军在晴隆设立公路改善工程处，发动当地民众对二十四道拐实施改造和维修，增宽了路面及角度，增强了运输能力，保障了运输安全。二十四道拐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总计将45万吨国际援华物资运抵抗日前线，尤其在抗战中后期，平均每天有3000多辆运送抗战物资的车辆通过，真正成为“抗战生命线”，为保障外援通道，稳定抗战大后方，粉碎日军灭亡中国的图谋作出了巨大贡献。

　　 抢修盘江桥。位于晴隆县城东27公里，地处关岭、晴隆两县交界处的盘江桥，是滇黔公路上的一座重要桥梁，在抗战时期，往返湖南、重庆、贵阳、昆明、缅甸的各种军用物资车辆日夜不绝，十分繁忙。因此，盘江桥也成为日军重要的轰炸目标。1940年5月至1941年6月，日军出动飞机63架次轰炸盘江桥，共投掷各类炸弹228枚。1941年6月8日，9架敌机超低空向盘江桥俯冲轰炸，连续投下300-500磅的重型炸弹9枚，将盘江桥桥身、桥基础全部炸毁。为尽快恢复盘江桥运输能力，西南公路局在晴隆县建立公路管理站，在盘江桥设置工程处，采取抢架临时浮桥、赶建新桥、加强防守的措施，迅速抢修盘江桥。当地千余民工与部队官兵一道同心同德、夜以继日奋力抢修，9日便建成浮桥维持交通，30日，浮桥被炸，立即集聚木船浮渡，保障了军用物资正常运输，1942年4月修成链式吊桥。1938年3月21日，在改建新桥中盘江桥断塌，40名工人坠落江中，死亡16人，17人重伤，黔西南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障了抗战通道的畅通。

　　 大力支援抗日前线

　　 在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影响和激励下，黔西南一批又一批爱国志士踊跃参军参战。1937年9月，兴义县一批学生46名（其中女生2人）投笔从戎。他们出发那天，县里组织万人欢送，排了几里长的队伍，鞭炮声、口号声、抗日歌声不绝于耳。在赠给他们的锦旗上绣着“民族先锋”四个大字。1938年，贞丰县一个有150人组成的志愿兵连开赴抗日前线。“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连年在黔西南大量征兵。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五、六、五十四军等部队都曾在黔西南整训并补充了大量兵员。据黔西南州党史资料统计，在抗战八年间，黔西南8县共有4万多人被征集入伍，而当时黔西南才约76万人口，参军人数超过5%。在从军人员中，有的参加了淞沪战役，有的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有的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有的随中国远征军入滇缅征战，大多有去无回。据各县（市）档案记载，全州在抗战中阵亡有名者仅300人，退役回乡者3000多人，许多人喋血抗日沙场、为国捐躯，连名也没有留下。

　　 抗战期间，支援前方将士、支援全国受难同胞的募捐活动在黔西南一直十分活跃，各族各届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纷纷慷慨解囊，支持前方抗战。兴义城区中小学师生设立募捐协会和募捐小组，举办募捐演出，组织“救济难胞”募捐，开展节食运动，分头到各商号、店铺、政府机关等处募捐，仅1939年就募捐到559200元（旧币）善款。在中共党员张立的影响下，普安开明绅士易晋候一次就捐献粮食300石支援抗战。1945年初，晴隆县中营乡公所兴办庆祝黔南大捷游艺大会，乡绅许再新、秦振麟将义卖梨膏糖收入的7000元全部捐出支援抗战；7月，发起为抗战“献金献粮”活动，募集捐款8000元。普安成立“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委员会”，设立募捐组动员开展募捐，募捐到资金12526元、食盐25千克用于优待抗战家属。安龙县妇女救国会组织会员500余人，除宣传鼓励青壮年踊跃参军抗日外，积极开展各种支前活动，向安龙城内的“裕安”“永安”等盐店和“乾昌”“恒义”等商号劝捐款项的物品，交由县抗敌后援会寄往抗日前线，发动妇女做了2000双布鞋献给部队。兴义、贞丰、普安、晴隆等县设立“协济委员会”或“救济院”，负责办理伤兵、难民救济工作，全力做好过境部队和难胞的粮秣柴草等后勤保障，仅晴隆就为40000余名开赴前线的滇军征集捐助食粮12750斤、马料3500斤，柴禾无数，征用力夫827人，为抗战前线解除后顾之忧。同时，还开展了田赋征实和军粮征调，认购抗战公债等支援抗战。

　　 黔西南抗日救亡运动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大后方人民抗日救国斗争的一个缩影。它唤醒和教育了黔西南各族人民，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壮大了革命力量，彰显了黔西南人民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民族精神。它记载了黔西南人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团结一心、共同抗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荣历史，是黔西南人民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不忘国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