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各地抗日救亡实录
来源：贵州民族报   2016-01-29 15:44:28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第一次抵抗外敌入侵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中，贵州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作出了巨大的奉献与牺牲。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本报今日起陆续选登抗日战争贵州人民的奉献与牺牲情况，记住他们，就是记住中华民族的这段历史。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预先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国民党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采取了“绝对不抵抗”政策，东北军相继退至山海关内，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贵州各族人民无不愤概。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全省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

　　在贵阳

　　1931年冬，在贵州中共地下党人和进步教师的领导和支持下，贵阳各学校学生组织了“学生抗日救国团”，通过搭台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形式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同时主办发行了《救国旬刊》，喊出了“打倒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在贵阳等地组织抵制贩卖日货，得到商界和群众的积极支持，成为当时坚决抗日的群众团体。

　　继“学生抗日救国团”成立之后，贵阳光懿女子小学、达德学校的女教师和省立女子师范的学生，也组织了“贵州妇女抗日救国团”，她们不仅支持和参加“学生抗日救国团”的活动，而且在《新黔日报》上开辟专栏《惊蜇》，积极宣传抗日。在贵州省工委领导下，共产党在贵阳高中、贵阳中学、男师、女师和达德学校发展了部分党员，组织了秘密的“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星光读书会”“贵州苗夷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并领导和支持贵阳地区的学潮，促进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5年7月至9月，贵州地下党领导人林青等人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和杀害，地下党和贵阳地区的学生抗日救亡活动遭到严重破坏。1938年2月，新的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后，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才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重新高涨起来。

　　1937年7月2日，“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学联在省立贵阳师范、女子师范、女中、高中、贵阳中学等学校建立支部，分别由共产党员周树楹、黄奇鑫、聂奇慧、乐恭彦、王锡桢等人负责。每个支部下设若干小组，利用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在学校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除张贴抗日救亡墙报、成立歌咏队、组织示威游行外，并秘密油印刊物《贵州学联》，刊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学联的《告同学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学联”的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937年秋，贵州苗夷委员会在梁聚五、唐植民、陈永康等人组织下，近千人在今贵阳市小十字附近的国民党省党部礼堂集会公开宣传抗日主张。1938年2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逮捕“学联”各分校负责人黄大陆、李策等10余人，并将他们秘密杀害。4月，张益珊、李良康、凌毓俊等人筹划并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部队”（简称“民先”），派出队员到安顺、郎岱（现六枝）、盘县、镇远、沿河、湄潭等地建立组织开展活动，大力宣传“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他们印发传单；教唱抗日歌曲；开办小型图书馆，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向民众传授军事知识；举办时事报告和演讲，进一步推动了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民先”的部分队员被拘押，组织被强行解散。

　　在“学联”“民先”遭到镇压以后，贵阳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文化艺术界。“筑光音乐会”“沙驼业余话剧社”“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等群众团体，用合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筑光”以其公开、合法的身份，继续通过音乐会、电台广播、街头演唱、集会教唱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直到1940年6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解散前，先后开展了下列救亡活动：1、台儿庄大捷后，组织上百人参加贵阳地区的庆祝大会，演唱各种抗日歌曲；2、与“黄钟音乐研究会”“贵阳医学院歌咏队”“达德中学歌咏队”“贵阳联合口琴队”“儿童联合歌咏队”等举行联合演奏大会；3、日军攻占武汉后，他们组织火炬游行，抗议日军侵略行径；4、举行劳军义卖音乐会；5、利用寒、暑假到贵阳邻近各县、区、乡演出抗日节目，“筑光”成为贵州地下党领导下的的参加人数最多，影响面最大的进步群众团体。在“筑光”等救亡团体的影响推动下，“贵阳市电机业职业工会”“贵州苗夷委员会”“贵阳基督教育青年会”“女青年会”“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贵阳大夏歌咏队”“贵州文艺界抗敌后授会”“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新文学学会”等组织都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推动了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在安顺

　　“九一八”事变后，省立第四中学校长冉茂森每当师生集会时都要领着师生高呼三声“打倒帝国主义”。30年代终末期，省立安顺中学校长黄国权、教员付以平、陈汉年、吴晓耕等，分别编辑和指导学生编辑《安顺三日刊》《安中校刊》《烽火》等刊物，公演话剧《江山小景》，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5年中共安顺县工委在省立安顺中学、县立安顺女中学等学校成立学习小组，组织部分教职工下乡宣传抗日活动。1938年，安顺县赴省学生同乡会寒假回乡，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0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安顺师资训练所、职业学校和其他部分中小学的爱国师生开展反投降活动。1941年3月8日举行5000多人的反投降游行；1942年5月4日又组织商人、师生游行示威，并当场焚烧汉奸汪精卫夫妇的画像，抗日救亡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在黔东

　　1934年5月，由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的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在建立区、乡革命政权的基础上，7月21日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9月，黔东苏区范围扩大到贵州的印江、德江、沿河、松桃和四川的西阳5县的一些区域，纵横200余里，人口10万多人。在对敌斗争中，黔东苏区先后建立了沿河、印江、德江、黔东、川黔边5个独立团，10多个游击大队和几十支游击队，各区乡成立了自卫队等群众组织。红三军还收编了一支地方武装“神兵”，编为黔东纵队师，后改变为黔东独力师，由于苏区军民紧密配合，打退了敌人多次向苏区的进攻，保卫了苏区，发展了革命力量。黔东根据地的创建，为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红军走后，留下的共产党人，继续进行地下活动，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沿河分队”成立后，组织了多次规模较大的抗日游行，声讨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民先队员还成立“夜呼队”，常在深夜高呼：“中华民族面临灭亡危险”“誓死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在铜仁，国立临时三中的进步师生们也组织了“读书会”“歌咏队”进行抗日宣传。

　　在黔西北

　　1936年，红二、六军团向西转移途中，于2月5日在黔西县城内总指挥部驻地新川祖庙内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石仟会议”作出的战略转移的决定，具体研究和部署了在黔西、大定（现大方）、毕节等地建立新根据地问题。

　　2月8日，在大定城内孔庙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贺龙、代主席陈希云，副主席朱长清。“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宣布：它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之后，派出若干武装工作分队分赴各地开展建立革命根据地工作，各区、乡先后建立了游击队，八堡苗族聚居区建立了苗族独立团。游击队经常带领群众打民团、打土豪，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宣传反蒋抗日，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仅大定县参加红军的就有2000多人。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代主席陈希云还向群众宣布成立“大定县拥护红军委员会”，彭新民任主任。“拥红会”配合红军到各区乡，散发传单、张贴布告，组织群众参加游击队，打土豪分浮财。在红军的帮助下，还成立了“大定抗日救国团”，经常打击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民团，同红军一起参加了有名的“将军山战斗”。

　　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后，先后建立了“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毕节乡抗日救国会”和“毕节县人民抗日大同盟”等组织，派出大批红军干部同地下党员、“草原艺术研究所社”社员分别深入到农村建立了31个游击团，开展反蒋抗日活动。贵州地下党领导人邓止戈与红军会合后，红军在毕节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任命周素园先生为司令员、邓止戈任参谋长。当红军离开毕节时，周、邓即率“贵州抗日救国军”随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黔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织金县立中学、金沙县新场一小、黔西县城区、大定县城区的爱国师生成立了“文艺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乡村教育团”“星火小组”“读书会”“大定学生抗日救国会”“大定职中学生自治会”“中国童子军3572团”等经常利用赶场天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大定职中的宣传队扩展到各个班级，如商科班有“莫忘我敌”队，普一班有“上前线队”等。

　　在黔北

　　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底组织了“遵义各界抗敌后援会”和“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地下党派谢树中等人加入，通过他们的大量工作，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爱国群众和地下党还利用国民党组织的“第三巡回戏剧队”到遵义的机会，组织了“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成立了以潘名挥为队长、傅邦荣为副队长的歌咏队，举行了有城区中小学生参加的抗战歌咏比赛。这些宣传抗日救亡队伍在街头出现，吸引了大批观众，在沉睡的山城，吹响了唤醒民众抗日的号角。

　　1939年寒假到1940年暑假期间，遵义教师黎恒章、刘鸣坤等参加了当局组织的“农村抗日宣传队”，利用这一宣传队先后到东乡的老卜场、礼仪坝、火烧舟，南乡的深溪水、三岔河、冷水坪、尚稽及团溪等地进行宣传，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向群众阐述抗日战争的战略形势，坚定抗战必胜信心，起到了团结群众的作用。

　　在湄潭，湄潭中学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团”，开展各种救亡活动。湄潭中学生还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组成了“飞鹰步行团”，由湄潭至贵阳往返数百公里，沿途作抗日救亡宣传。

　　在桐梓，1938年，省工委书记邓止戈曾带领几名党员，由贵阳到桐梓工作，邓在县政府民政科任科员做掩护，以县城西门小学为基地开展抗日活动。首先，在学校成立了“读报组”，学习文化，讨论国家大事。读报小组办了一个“合力藏书室”和《合力周刊》，发表了大家写的抗日救亡文章。同时还将各年级学生组成一个“晨歌队”，每天早上沿街歌唱，以唤起民众为抗日救亡出力。“晨歌队”的影响日渐扩大，一些单位于是请“晨歌队”队员教唱歌曲，这样，又成立了“歌唱组”。不久，学校还组织了“三〇三”话剧团，先后演出了《汉奸的女儿》《八一三》等反映抗日救亡的话剧。

　　1941年底至1942年初，分散在遵义、湄潭、永新三地的浙江大学，爆发了“倒孔（祥熙）运动”，得到当地进步师生和群众的支持和响应。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特务进行破坏，还逮捕310多名进步学生。此后，以浙江大学为中心发起的多次义卖、义演、劳军运动，都引起了遵义地区各阶层的共鸣。1942年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先后派李晨、赖为民到贵州工作，他们在浙江大学团结进步学生，在遵义一带坚持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浙大学生中组织了“黑白文艺社”“质与能社”以及各种墙报组织、秘密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各种读书会等进步团体，积极地进行抗日宣传，还派人到前方参加战地服务团。遵义私立杰生小学成立后，浙大的进步学生团体为避免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把活动中心转到杰生小学，成为遵义地区抗日救亡活动中心。1944年，国民党欺骗知识青年参加青年军浙大也有学生受骗，这些学生到青年军后，写信回校揭露青年军的黑暗和国民党的阴谋。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把这些信刊登在墙报上，教育了广大群众。后来，青年军逮捕了写信的青年，消息传到遵义，浙大举行了抗议罢课、上街游行示威，遵义各校也参加浙大的抗议斗争，把黔北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黔南

　　1932年春天的一个赶场天，都匀五中和女中的学生们手拿“抵制日货”的旗帜到场坝查收日货，向群众宣讲抗日，揭露日寇暴行，用抗战歌曲激发和动员群众的抗日志气。如抗日歌曲中的“黑龙江上，长白山头，江山如锦绣；战鼓惊天，烽烟匝地，沦落我神州。妻离子散，国破家亡，辛苦君知否？流亡四海，浪迹天涯，终岁难奔走；惨目伤心，令人难回首！往事如烟，家乡如蔓，何处是归程？一般星月，两样情怀，游子倍伤心；夜色沉沉，国风飒飒，踽踽独自行；大地寂寂，前途茫茫，纷纷泪满襟；往日欢乐，而今无处寻”及《流亡三部曲》等这些反映沦陷区人民苦难的歌曲，无不使听众伤心，特别是逃入内地的北方难民听后即当场鸣咽抽泣，对日寇更加仇恨。在《救亡曲》中有这样两句歌词：“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千万人的歌声为革命斗争而歌唱”。充分揭露了日本侵占我河山的罪行和表达了我中华民族不甘心沦亡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在《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首曲子里，有：“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所有的党派快快联合起来奋斗！”在另外一首歌词中有：“九月十八又来临，不分党派大家一条心，先要复国土，再来讲和平，亲善合作不要听，抗日救国要齐心。”在《枪口对外》这首歌词中，开头就是：“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打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这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是个有力的鞭策。其他如《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对鼓舞民众斗志，树立抗日必胜信心，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黔西南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团结抗战”，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口号，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出现了抗日救国的新局面。中共广西省工委和右江上游党组织多次派人到黔桂边委根据当时形势，发动各阶层人士，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派人分头到各地动员群众，协助组织抗日救国会和抗日义勇军等群众组织。边委委员王世文到望谟县乐元与当地头面人物黄吉昌、黄吉达等人配合，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抗日义勇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族青年踊跃参加，报名参加义勇军的共有一千多人，经过精选，还组成了一支一百多人的义勇军武装队伍，同时还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十分高涨。法卡地区的武岜乡有六个保，每保都组织了两个抗日义勇军两个分队，每个分队有枪十至三十支不等。

　　在抗日浪潮的推动下，黔桂边的一些上层人物，如然达寨的王建 、何亮臣，伏开的张昌国、陆文斌，打易的何良卿、何亮臣，乐旺的韦有珠、韦有瑞，邑赖的谭正邦、谭正明，麻山的罗老四、杨海辰。镇宁县王仲芳，紫云县的小罗山等，都派人到望谟县板陈与中共黔桂边委联系，要求帮助建立抗日救国会和抗日义勇军。乐望、麻山等地的抗日组织是由懂苗语的黄德光同志去发动建立起来的，其他地方派不出人去，就提出组织纲要，由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组织。在边委的领导下，黔桂边的抗日救国会和义勇军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建立起来。从而使抗日救亡运动出现在大小麻山、红水河两岸。

　　在黔东南

　　1937年，凯里地下党组织遵照贵州省工委的指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联合各进步团体、人士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

　　1938年春，在镇远邮电局、民教馆、师范学校爱国青年中成立“抗日民族先锋队”“读书会”和“音乐研究会”等群众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天柱、三穗、镇远等县大批热血青年和学生开展抗日活动，同仇敌忾，抵制日货，奔赴抗日前线。自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被害后，十军的许多军人相继回到天柱。他们仇恨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情被肆虐的人民群众。为了反抗县政府官吏的暴行，十军回乡军人结盟自卫。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逮捕了一些打抱不平的回乡军人，加上“土匪”“异党活动”等罪名进行迫害。1937年农历三月间，回乡军人秘密开会，商定营救被关押的旧同事。农历四月上、中旬，先后袭击天柱、锦屏县政府，营救被关押军人和百姓出狱，接着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开进锦屏县城。进城后，立即向省内外通电请愿抗日。在请愿书中，指责当时国民党中央政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揭发当时贵州政府歧视少数民族的罪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经编组成军的已达6000多人，拥有长短步、手枪3600支，组建成四个团。八月，在黎平接受收编，开赴抗日前线。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关键阶段，前线兵员严重缺员，在“国家危亡之际，全国总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分前方后方，青壮年赴前线抗日……”。黄平县苗陇乡的热血青壮年，在乡长雷震、乡文书龙润辉。五保保长刘跃青、三保保障龙通德和乡自卫队的雷国珍、雷朝凤、吴征文等人带领下，全乡120多名（全是苗族）报名参加去抗日。集中那天，由政府拨公粮、公款办伙食招待。苗陇小学廖如柏写出标语进行宣传，教师龙通荣将《义勇军进行曲》译成苗语教新兵唱，歌词中仅改开头的一个词“起来”，改译成“走啊！（苗文Maogllyod）。新兵启程时，沿途父老乡亲鸣放鞭炮欢送，经过短期训练即开往湖南省桃源县，正式编入国民党七十四军五十八师服役参加抗日战斗。七十四军是国民党的“辉煌军，坚守常德与敌军作战，战斗打了一年多，日寇始终没有把常德攻下。1943年7月，日寇攻不下常德，便转移进攻方向，由常德往汉寿、益阳、宁乡、湘潭到衡阳集结部队，向广西、贵州进犯。国民党二十四集团军（包括七十四军、一百军等四个军）负责阻击日军，七十四军到余田桥、金兰寺时与日军遭遇，激战两天两夜，日军被消灭近万人，败退衡阳。七十四军伤亡也很大。黄平去的180多名苗族抗日志愿兵，人人都参加了金兰寺等地的战斗，个个英勇杀敌，有的为抗日救亡，抵御外侮壮烈牺牲。黄平县苗族青年抗日志愿兵在这次阻击战斗中舍身报国，为保家卫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谱写了抗日救国史中有意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