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志成城佛山各界投身抗日救亡
来源：光明网   2016-01-31 15:11:56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这是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发出的《通电》。

　　在佛山，自侵华日军铁蹄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开始，或自卫御敌、奔赴沙场，或结社游行、募捐献金……各界民众投身抗日救亡的行动从未止息，在全民抗战历史洪流中，演绎了一个个值得铭记、传颂的“佛山故事”。

　　各村自发成立村民自卫队

　　南海区里水镇赤山村村民李仪出生于1928年，对70多年前发生在村里的抗战故事，年近九旬的他仍是记忆犹新。因邻近广州，日军入侵广州的消息甫一传来，赤山村村民就自发组建成立了村民自卫队。

　　广州沦陷不久，日军一支小分队迅即开进赤山村，鬼子进村第一件事就是搜缴自卫队的武器。李仪回忆说，刚进村时摆出一副和善面孔，在村前村后搜寻无果后，才原形毕露。因为自卫队已临时从村中撤出，日本兵抓来自卫队保管员的儿子严刑逼供，甚至将其双手捆绑，不断沉入水塘塘底“浸水”。直到最后，这位村民也未说出半点信息。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佛山很多村居与赤山村一样，纷纷成立了村民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周旋或直接交火，使日军始终心存忌惮，未能真正对佛山全境实现有效控制。

　　其中，1938年10月，日军攻占三水县城，拆民房、筑工事，并向外围大举扫荡，木棉、基塘、白沙等村受害最大。当地人士李芝鎏、欧梅庄等将各村年轻村民集结起来，组织了一支村民武装。

　　农历九月十三清晨，木棉村壮丁自卫队队长李芝弦与韩彪率队员80余人，趁大雾天气分成两队潜入日军据点。李芝弦率队袭击西门，韩彪袭击东、北门，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混战中，自卫队两支队伍失去联系，李芝弦冲至日军队伍中，弹尽被俘，在西门口被日军杀害。

　　武林人士组建抗日大刀队

　　在上世纪30年代，武术之乡佛山镇内武馆林立，活跃着一批武林人士。外敌入侵，这些习武之人也迅速组织起来，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力量。

　　打响佛山抗战第一枪的著名抗日英烈、广游二支队司令员吴勤，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成长在武术名镇佛山，吴勤自幼爱好武术，拜鸿胜馆钱维方为师，练就一身好功夫。

　　1938年10月，佛山沦陷，吴勤即组织抗日义勇队，在夏教附近河面伏击了两艘日军运输船，消灭10多名日军，缴获数百袋粮食，分给逃荒的灾民。

　　市政协委员、佛山市武术协会名誉主席梁永流曾提议拍摄反映佛山抗日的爱国电影《大刀队》。他认为，佛山抗日英雄吴勤率领武林人士组成大刀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在佛山家喻户晓，值得大力宣传和弘扬。

　　更多的老佛山人习惯称吴勤组织的抗日队伍为“鬼仔队”，他们的抗战故事在佛山街头巷尾广泛流传，在忍辱负重的日占时期，这支“神出鬼没”的抗日力量，曾寄托了佛山市民抗日救亡的希望。

　　中共佛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钟秀文告诉记者，在当时，很多人知道吴勤是抗日志士，却并不知道著名骨科医生李广海也是吴勤的“战友”。抗日战争时期，李广海任鸿胜武馆理事，在忠义路平政桥附近河边开设医馆，秘密免费救治广游二支队抗日伤员，使之能够重返抗日前线。“与在前线直接参加战斗一样，秘密救治伤员同样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钟秀文说。

　　爱国青年成立救亡呼声社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佛山各界成立了多个抗日民间团体。

　　1937年冬，日军进入珠三角地区前，进步青年黄侠生、陈火生就在佛山福禄路成立了救亡呼声社佛山分社。

　　中共佛山特别支部以救亡呼声社佛山分社为阵地，通过共产党员在分社积极活动，出版“救亡呼声”专栏墙报，举办演讲会、歌咏比赛和抗日示威游行，向青年学生、手工业工人和佛山各界民众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宣讲抗日形势和抗战必胜的道理，发动群众抗日。当时，佛山不少青年、学生、手工业工人以及南海县政府的职员参加救亡呼声社佛山分社。该社成员达几百人，遍及农、工、商、学各界。

　　1938年初，同为救亡呼声社成员的何若愚、黄月夫妇，在佛山锦华路开办进步书店“精神粮食供应社”，出售《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当时的佛山市民偷偷到书店借书、买书，陈火生亦不时到书店秘密开展活动。

　　当年8月，中共佛山党支部重建，陈火生任支部书记。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形势危急。中共南（海）顺（德）工作委员会委员林锵云在佛山火车站前的草地上，向中共佛山特别支部成员陈火生、何君侠传达省委青年委员会的决定，提出如果广州一旦沦陷，就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打游击。10月20日，中共佛山特别支部随即以救亡呼声社佛山分社为主，成立了救亡呼声社佛山分社战时工作大队。

　　抗日团体的活动，在佛山社会各界不断掀起救亡高潮。从1937年秋冬至1938年10月间，佛山各界先后举行过3次抗日示威游行、3次抗日歌咏会。各中学师生也组织乡村服务团，到弼塘村、张槎、官山和乐从等地，举办战事画片展览。

　　六旬老妇捐出毕生积蓄

　　佛山沦陷期间，街头到处是食不果腹的难民。本地不少爱心人士、公益组织看到难民载道的情况，纷纷向难民施粥，当时有赞翼诚善堂、九莲会等组织发起施粥行动，在主要街道上分设多处施粥所。

　　据1939年4月3日的《工商日报》报道：“计纪纲街旧警察署一处，每日领粥者2000余人；邻近仁寿寺一处，每日领粥者8000余人；上沙合昕一处，每日领粥者2000余人；蜘蛛山一处，每日领粥者4000余人，核共1.7万余人。另石湾廖家祠未计。”

　　当时的记者还观察到，回乡妇女、孩子占领粥难民的大多数。因一发起人无偿施粥，垫挪款项达4万余元，虽有停办之势，但当时有佛山旅港人士“爱心接力”，努力倡组筹赈佛山难民会，发起募捐行动，以期筹集款项接济难民。

　　与此同时，佛山各界群众节衣缩食，纷纷为抗日捐款献金。

　　一位60多岁的老妇，把一生省吃俭用的储蓄全部捐献出来，并致函宋庆龄：“暴日侵凌，举国共愤，我虽妇人，爱国之心，不敢后人，兹特将数十年所积之国币一千元汇呈政府，以作抗敌救国之用。”

　　南洋乡亲驰骋滇缅运输线

　　佛山是著名侨乡，在港澳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大量乡亲。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旅居海外各国和港澳地区的乡亲就同仇敌忾，积极投入抗战救亡运动。通过集会、游行、抵制日货、举行义卖和募捐等多种形式，支持佛山和祖国抗战。

　　三水文史专家麦国培收藏了一批资料，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名叫刘礼的三水人捐款抗日的收条。“这批收条共有7张，均为刘礼向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捐款的收条。”麦国培说，收条明确表示只收美元，不收国币。据麦国培考证，刘礼是三水南边大日头村人，出生于1880年，抗日战争爆发之际，57岁的他正旅居美国旧金山。听闻家乡沦陷，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拿出了自己的积蓄，捐给了家乡。

　　“从收条内容来看，刘礼至少为抗日捐赠7次，每次美金10元，从1937年起，他至少捐赠了70美元，用于购买飞机，当时的说法是‘航空救国义捐’。”麦国培说，1940年前后的10美元与现在的10美金不能等量齐观，当时美金的购买力要强很多，加之刘礼并不富裕，70美元对他而言，并不算小数目。

　　麦国培收藏的一本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美籍华人积极捐款抗日的照片，美国芝加哥、旧金山、纽约等华侨聚集区均发动起来，社会各界演员、商人、理发店老板甚至9岁的小朋友均积极募捐，芝加哥的募捐处甚至排起了长队。

　　翻阅佛山市和各区史志，其中记载的海外和港澳地区华侨为抗日募捐款项的例子不胜枚举。

　　据《顺德县志》记载，马达加斯加侨胞陈礼纯、陈文石领导的华人体育会剧团，为抗日义演募得50万法郎；香港金融家简东浦亦发动全港华资银行，捐款近百万港元。

　　除了募捐，不少青年华侨还毅然回国投军，直接奔赴前线参加抗日战争。马来西亚的何永道回国考入桂林空军学校，毕业后参加中原大会战及缅甸反攻战等战役，立下显赫战功；新加坡归侨谈季燊任六十六军一五九师上尉副营长，1937年9月在上海保卫战中捐躯殉国；三水西南鲁村村民何伯逵，自广州起义失败后避居新加坡，抗日战争爆发后，何伯逵听闻乡土陷落的消息，马上组织一批侨胞回国参加抗日。

　　当时，不少南洋侨胞司机，踊跃参加由陈嘉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驾驶汽车日夜奔驰于滇缅公路运输线，其中很多司机即佛山旅居南洋各国的乡亲。

　　市民提灯庆祝佛山新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佛山光复。那时的佛山还没有电视和广播，仅有伪政府开办的报纸。日本投降的消息，在伪政府报纸上只刊登了一个“豆腐块”，但在市民百姓中间，消息不胫而走。看过报纸与未看过报纸的市民，悄悄奔走相告。

　　其实，日军大势已去，百姓早有预感。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士兵不断被调往太平洋战场，到日军投降前夕，驻守佛山的日军已经很少。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市民看见日军也日益垂头丧气，一洗入侵初期横行霸道的姿态。以前在店铺看见想要的东西，日本官兵从来都是伸手就拿，到投降前夕，竟会主动掏钱来买。

　　日本宣布投降当日，佛山镇内并没有聚集多少日本兵。几日之后，驻守各地的日军开始陆续在佛山集中，准备撤离中国。怕事的市民看见日本士兵到来，纷纷关门，唯恐突生变故，也有不少市民，向队形已经散乱的日本军队扔石头，发泄心头愤怒。

　　零星的庆祝活动后来陆续出现。平洲几家学校，组织全体师生提灯游行庆祝。几百人的队伍，各自提着手糊的纸灯，插上蜡烛，热热闹闹地穿过横街窄巷，一边游行，一边大声唱歌。

　　佛山就这样在欢歌中迎来了新生，沉寂多年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这个城市很快恢复了战前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