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一时期,桂林作为广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侨务工作亦紧紧围绕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一首要任务,团结侨胞,共同御侮,焕发出极大的民族热忱,表现出强烈的爱国行动,谱写出一曲曲抗日救国的战歌。
一、国共联手,支持抗战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民心所向。在中华民族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危急关头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在这一时期的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团结广西当局及爱国人士和各阶层人民,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服务。一是动员侨胞筹募款物。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和指导香港和南洋侨胞为八路军、新四军筹募和运输军需物资。1939年1月,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主持“欢迎侨胞暨纪念‘一·二八’大会”,纪念“一·二八”抗战七周年。会上,南洋侨胞代表黄兴明送来1辆救护车和一批物资献给八路军和新四军。1939年5至7月,在日军切断由香港经越南至桂林唯一国际运输线前,李克农主任组织回国的20多名华侨司机汽车运输队,运回大量海外侨胞捐赠的抗战军需物资,完成了一次次最艰险而又最繁重的运输任务。1939年11月,李克农主任直接领导和精密安排部署相关人员将由香港募捐来的华侨捐款用于购买物资,转运延安,有力地支持了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前线。同时,广西当局为了支持国民党将军李宗仁等指挥的第五战区部队担负守备津浦铁路沿线及周边地区的任务,以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司令部名义至函海外侨胞,并指派专门人员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侨社区,呼吁发起捐款为祖国前方抗日将士购买胶鞋、雨衣等抗战物资的运动,得到了包括广西籍在内的广大海外侨胞的积极响应。如马来西亚彭亨文冬广西会馆387人捐赠叻银539元;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广西籍华侨李光前,动员勿里洋商会会员捐款捐物转运祖国抗日前线。特别是以爱国侨领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不但为祖国筹募了34亿元的抗日经费,而且还为前方抗日将士募得御寒衣服50万件;为第五战区广西军队募得雨衣数十万件,胶鞋数十万双,有力地激励了前方抗日将士。二是培训和输送抗日骨干。抗战时期,一大批海外侨胞激于民族的义愤,不畏路途遥远艰险,千方百计设法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广西当局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和满足广大侨胞的要求,利用广西航空学校、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作为华侨为国服务培训基地,为抗战前线培训和输送骨干。祖籍广西陆川的华侨吕天龙,于1931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国,被招收为广西航空学校第一期飞行员。1938年3月在
武汉保卫战中,吕天龙驾机击毁日机4架,击伤3架。同年4月在支援台儿庄大战中,吕天龙率队把枣庄日军司令部炸成一片火海,把南西公路上的数十辆敌人坦克全部炸毁并击落敌机6架。中央航委会授予他抗日英雄勋章。1939年8月,泰国华侨司机工团48人抵达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为他们举办回国服务训练班。训练1个月后,这些华侨司机奔赴广州前线参加抗战。在当时,回国的侨胞中,有的用话剧、演讲、宣传画等形式揭露日寇的滔天罪行,歌颂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发动群众抗日;有的积极参加汽车运输队运送抗日物资。三是投资办厂,发展经济。抗战中,广西籍一些海外侨胞回乡投资办厂,帮助广西当局发展经济,支援前方抗战。据不完全统计,回乡从事矿业开采的华侨公司有10家,辖17个矿区。马来西亚广西籍华侨陈国材、陈俊群等发起组建“桂光煤油公司”、“家庭工业社”等,在他们的带动下,广西曾一度掀起华侨投资生产建设的热潮。与此同时,广大侨胞还慷慨解囊捐资兴办广西桂林中山纪念学校、儿童教养院及建立抗战阵亡将士遗孤教育基金等,招收抗日将士子女读书和教养战时难童,推动了抗战时期桂林社会事业的发展。
二、募集资金,开展救侨
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加强了对东南亚国家的侵略。广大华侨不堪忍受,纷纷扶老携幼,辗转道途,突破封锁,回国避难。据统计,至1942年11月,疏散到广西境内的海外侨胞达11万人,其中桂林就有25700余人。为不使回国的侨胞颠沛流离,生活无着,在广西当局的领导下,桂林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发动了募集资金,开展救侨运动。一是成立救侨机构,全面开展救侨。1942年1月,桂林市政府成立了“救济归国侨胞委员会”组织开展回国华侨的救济安置工作。二是开展募捐。桂林实业基础薄弱,工商界的富绅不多,再加上日本侵略战争给桂林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失业增加,民众生活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好众多回国侨胞的救济安置工作困难很大。尽管如此,桂林市社会各界在救侨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捐款捐物救济侨胞。1942年4月,为了募集救侨经费,国民党将军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在桂林举办了救侨美术展览会,展出国画、油画、木刻、浮雕、摄影等杰出作品300多件。同年11月,桂林市以举办音乐会和球赛、话剧义演等活动来筹集救侨款。三是安置归侨。为了确保做好接待及救济安置工作,设立归侨招待所,落实专门接待人员。一方面对回国的侨胞进行登记发证。证件内容包括回国侨胞的姓名、年龄、性别、籍贯、职业及发证机关等,华侨出入境时将证件佩戴胸前,以便检查。另一方面为他们发放生活救济费,介绍就业及其子女入校就读等。当时回国的侨胞中以工人、商人、职员、学生为多,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少。但尽管从事农业的华侨不多,桂林市也在大中乡、马万正乡、湖塘等一带分别设立“试办垦区”安置原从事农业的华侨。
三、弘扬文化,服务抗战
抗战时期即从1942年12月至1944年8月,经香港等地转辗桂林的文化人士及眷属达360多人,如著名文学家夏衍,著名画家郁风,著名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金山,著名编剧蔡楚生等。他们的到来,给桂林的抗战文化带来了空前的发展。一是兴办刊物,宣传抗日。如夏衍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以文化人的身份出现,一方面协助当地做好文化人的接待工作;另一方面主持大后方的抗日文化运动,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二是积极开展抗日文化运动。为了充分发挥文化人士的才能,桂林当局对文化人士的工作进行精心安排。如旅港著名翻译胡仲持参加桂林文协分会并任理事兼总务部部长;旅美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主持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桂林分会和工业合作研究所工作;旅德学者张铁生负责编辑《新建设》杂志;旅美女作家黄庆云恢复期刊《新儿童》。1942年5月8日,旅港戏剧工作者章泯、司徒慧敏、丁聪、彭凤子等人在桂林中北路大众电影院公演了《北京人》。香港《天文台报》社长陈孝威,在桂林桂西路广西省立桂林中学大礼堂作“会师东京”的演讲。他们为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奏响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三是作家直接同抗战实践结合,创造出一大批抗战文化硕果。以夏衍、田汉等人合编的话剧《再会吧,香港》在桂林公演后,引起民众强烈反响,曾一度轰动了广西乃至全国。写于、出版于桂林的报告文学如夏衍的《走险记》,矛盾的《虚惊》,萨空了的《香港沦陷回忆》等书籍民众踊跃购买,争相传阅。以柳亚子的《流亡杂诗》、何香凝的《香港沦陷后赴桂林有感》以及《太平洋鼓吹集》中的338人写的441首诗,无不令人传唱。在此时期,这些文化人士还创作了《走出香港》等50多幅美术作品和《再会吧,香港》、《白云故乡》等深受民众欢迎的话剧和电影主题歌曲。(贺继孟,作者系桂林市侨办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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