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团山党支部 —— 摘自《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邵阳的活动》
来源：   2014-07-24 14:51:00

　　团山是邵东县农村的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集镇，原城老邵阳县太一乡。历来以革命斗争尖锐著名，被称为“团山八烈士”的刘惊涛、宙毅庵、李柏青、李畴、吳伯屏、邬建农、石霜坚、肖金城八同志就于“马日事变”后在这里同时就义。当时太一支部的李翰仪、李翕如、李绍芳、刘寿龄等同志后来也都在这里遇难。 但革命从来也没有被杀头杀退过，正如原上许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抗日战争第三年——1939年2月，党又派彭柏林同志来太一乡建党，我和曾新光，禹洁等同志相继入党，这里又建立了党的支部。

　　入党以前，我在团山附近的禁山岭老家教私垫，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省工委、八路军驻湘办亊处，《观察日报)>和战时书报供应社等单位先后搬来邵阳，徐特立、高文华、帅孟奇、王凌波、李锐等同志也来了，加上1938年8月即已建立的号称“南方抗大”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因而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邵阳城乡各地蓬勃发展起来。我的老同学禹竹楼同志经常从塘田讲学院给我寄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讲义和他自己的听课、学习笔记，我受其影响，便自发做起救亡工作来。我办起了一个叫《晨钟》的壁报，每期抄写数份，张贴附近交通要逍，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后来，与邵阳的战时书报供应社取得了联系，它向我们免费供应三日一期的《壁报资料》,因此《晨钟》得以充实了内容，刊期也就由五日改为三日。供应社同时还免费寄来了许多旧书刊。后来我们按照他们建立救亡小图书室的办法，寄去五元钱，买来一百余本书，其中包括《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自传》(斯诺）、《抗日的第八路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流行小册子,加上我们自己原已订阅的《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刊和私人购置的书籍，成立了“晨钟壁报社附设救亡小阁书室”。这个小图书室后来不断扩大，最后拥有近千册书，几十种报刊。包括莫斯科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新哲学大纲》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丛书》,还有高尔甚的《母亲》等苏联文学，鲁迅的《彷徨》、《呐喊》等本国文学，还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靖华、肖军等人的著作。报刊则有《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解放》、《群众》等，这些书刊后来都转到了团山支部所在的善汉小学，它一直是联系群众和团结附近进步青年的纽带。

　　团山支部成立后，我被任命为支部书记。支部较初设在禁山岭，后来禹洁到善汉小学任教，转移到团山。在全民抗战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积极投入救亡运动。除上述《晨钟》及其附属的“救亡小图书室”外，我们还举办了星期时亊座谈会，彭柏林同志经常参加我们的座谈会，还亲自教唱抗日歌曲。彭有时带来传单的底稿，我们便设法翻印，由他拿去寄发。其内容大都是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嘴脸。我们还发动和组织安罝在太一乡暂住的安徽难民生产自救，对难民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培养和吸收难民青年中的积极分子王玉华、王玉珏、穆海楼入党，并通过他们在难民中开展对

　　汉奸煽动难民回乡当“顺民”的斗争。这些都锻炼提高了党支部和全体党员的觉悟，鼓舞了团山和附近崇山铺一带群众的斗志，激发了山村人民的抗日热情。 从1939年5月至1940年9月，除上述王玉华等三人外，闭山支部又陆续发展了禹新初，禹仪善、曾翔青、尹仲容、禹云乘、彭先勋、禹若林、禹琳之、禹重生、李求保等入党，除了团山支部，当时附近还有两个支部——流光岭支部、燕子塘支部。三个支部合成一个区委（相当于总支），负责人为尹昉（后自首叛变）。区委对上联络由彭柏林同志负责，他当时的名义是县委联络员，实际上是县委的负责人之一。1940年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邵阳党组织进到严重的破坏，彭柏林等同志遇害。在此不前以久，我的另一位路人禹竹楼同志也不幸病故。支部从此与上级失去了联系。这对我们虽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我们并未因此灰心丧气，更没有人自首变节。在没有上级下达指示、布置任务，也无法请示报告的情况下，我们支部成员仍然个人或几个人一起继续坚持工作。

　　1941年春，我和禹洁等从本族学阀手中夺取了团山善汉小学的领导权，以后直至本地解放，我都是善汉小学的校长。这个职务绐我聘请进步青年当教师，提供了许多方便。因为当时的小学生一般年龄都比较大，老师们便利用课堂这个阵地，对他们灌输连自己也未必全懂的新知识、新思想。他们在上课时，讲时事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把新的内容“装”到旧教材甩去。他们教唱救亡歌曲，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和“太行山上”等。还组织抗敌宣传队。如歌剧“重上前战”，话剧“破地狱”等，在青树坪演出时，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又和老师们一道在《晨钟》的基础上，办起了《善汉周报》(手写的），公开张贴，宣传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救亡图书室的书刊也仍在青年中秘密传阅。从此善汉小学成了太一乡及附近现双峰、衡阳边境青年聚会的中心。

　　尹如圭同志原来是流光岭支部书记，这个支部在他的领导下，也开展过许多类似的活动。我们曾多次在区委参加会议，研究工作，从此结成较为深厚的战斗友谊。1940年9月彭柏林同志被捕牲牺后，尹昉随即自首叛变，尹如圭同志因而暴露了身份，离家出走，匿迹安乡。1943年他回到家乡和我恢复了联系，开始酝酿抓枪杆子的活动，从此我们的斗争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一九四四年家乡论陷，我们在太一乡原有自卫武装的基础上，通过募捐添置枪支弹药，发展队伍，成立了太一乡抗日游击大队，人枪300余，尹如圭同志任大队长。这支部队活动于太一乡和衡阳、湘邵边堍一带，多次袭击过境的日寇，取得了重大的战果。例如在黄龙大山战役中，击毙敌伪30余人，又如牛形山战役中除击毙敌伪一批外，还活捉日本军官二名，每次战役中都缴获了数量不同的枪支弹药及其它物品，从而保卫了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在沦陷期中，太一乡及其附近地区不但没有遭到日寇铁蹄践踏，有些地方反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距团山五华里的崇山铺本来只是一个农村的小集镇，过去只布一个买卖粮食的市场，这时却发展成为一个省内外商业的中心，一时有“小南京”的雅称。另外我们还互相配合，对官僚地主尹渔江、尹之骧等组织维持会的罪恶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之未能得逞。

　　一九八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