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的北平文化
来源：凤凰读书    2016-07-26 10: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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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一词似乎早被污染了。因为有“大东亚共荣圈”的记忆，国人对此一直是有种不快的印象。有位欧洲的朋友很奇怪这样的反应，说欧洲人战后，能不再计较前世的恩仇，组成了欧共体。东亚似乎不行，彼此被一条绳索捆住了。

我那时候沉默着。心里想，没有在东亚战场上生活过的人，无法理解那些记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对于以往的历史，战争制造者留下的灾难还没有说清。

我对东亚的理解，多是感性的片断。因了二战的资料的梳理，一些概念才开始形成。事情是从对华北、东北的现代史的理解开始，后来及于我们的台湾，和日本、韩国，一些话题便联翩而至，那些远去的旧影也慢慢有了轮廓。

曾经有段时间，日伪时期的北平文化一直吸引着我。帝都在太阳旗下颜色突变，已不复往日的姿容了。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写过北平那时的惨状，但因为是远离故土的地方的书写，有隔膜的地方也说不定。然而关于那时候的生活，除了像老舍这样的作家生动的记录，别的文字都显得苍白，困守在城里的人，后来没有写出反映那个时期的好文章，真的可叹。

日本的存在，对近代中国是个复杂的参照。如果去掉这个参照，我们将无法看清许多近代的迷雾。每次去日本，都带着诸多疑问，新奇的与惆怅的感觉都有。在渐渐了解了其间的情况后，似乎从中看到了我们的被遮蔽的存在。

有一次在仙台的东北大学图书馆，看到民国时期的北京市民生活图，作者是民间的画匠，内涵很丰富，有多样的神采在。据说那作品是青木正儿带回来的。看着那件作品，忽地觉出近代日本人对北京的特别感觉。许多文人墨客对旧京历史的兴趣，真的不亚于我们国人。后来日寇进犯北平，东瀛的一些文化人也追随其后，这些旧事人们谈得不多，其间还是大可深究的。

中国读书人眼里的日本与日本文人想象的中国，是大不相同的。德富苏峰《游中国偶录》里叹道：“日本人对中国的一大错误是以日本的标准衡量中国。中国人自己陷入的一个误区是把中国人和日本人看作一样的群体。”（引自杨小洲《夜雨书窗》）此话未必对，也说出了内心的真切感受。一百年来，两国人一直在这样的错位里彼此凝视着。离着最近的，可能相去甚远，这是东亚的悲剧。

除了三百多年前的甲申之变外，1937年的北平的沦陷，乃京城大的耻辱。我偶读到日伪时期的北平资料，见流血的时光下百姓之苦，真的不能平静。也就是那时候，文人生活发生了逆转。比如胡适、沈兼士走上抗战之路，周作人变成了附逆之人，老舍由中立作家一下子担起文坛重任。战争时代的文人生活是个可以深谈的话题，在民族危亡之际，思想与情感之间的张弛有着诱人的地方是无疑的。

失去暖意的北平在迷乱里流着血。

日军入京的那一天，城里城外一片死气。马路上的紧张、无序，在一些人的日记里都可见一二。俞平伯在那年的日记里写到了日军进城的场面，真的让人不寒而栗。俞平伯不善关注时事，但此次巨变，让他触目惊心。此后的文字也越发阴冷，不复有亮色了。与他同时期的作家，多有类似的记录，都是刻骨的文字。但是也能够看出国人的抵抗。比如伟翰先生在《“通州事变”见闻》对那时的场景是这样描述的：

1937年7月27日晨，我正在梦中，突然听到东南方向枪炮声大作。直到九时许，枪炮声才逐渐停止。此间，听说日军在南门外被杀若干；在潞中校内被杀若干。这时大家被压抑的心中突然闪出一线希望，收复失地了！

枪炮声停息后，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日军为攻击二十九军南苑大本营集结时，途经通州留下了一部分兵力。27日晨三时左右，即以众多兵力和较强火力向驻守通州新南门外的二十九军军营发起进攻，企图将这批军事力量逐出通州。二十九军立即奋勇应战。晨八时，日军百余人出新南门向车站冲去，刚越出百余米，即遭到埋伏在公路两旁苇丛和青纱帐内的二十九军官兵的袭击。战士们手持大刀与敌展开白刃战，杀死日军多名，余下的退入城中（白刃战的战场两侧正是潞河医院门旁，有一个看门的刘老头就是由目睹人头滚地的场面而惊吓死的，足见当时战斗之激烈）。日军又加强火力，以数十人冲入潞中校园，两军在校内激战多时，互有伤亡。二十九军官兵终因敌众我寡又无后援，而向西南北平方向撤退。（《文史资料选编》第32集，145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日寇入侵北平，百姓的生活一下子改变了。但一面也是抗日的活动此起彼伏。知识界的抵抗从未停止过。日军对此颇为恼火，对反抗者的镇压手段极为凶残。政治犯、经济犯都在那时出现。北大红楼的地下室就是囚禁学生的地方。孙道临当年就被关在那里。据沈兼士回忆，军警殴打学生的声音传出，真是惨极了。

留在北平的读书人生活可用暗无天日来形容。从后来的各种回忆录里，我们能够看到空气的压抑。即使是年轻人，他们的文字也潇洒不起来的。比如女青年雷妍的小说、散文，总体的调子是压抑感伤的，无边的苦楚流水般地涌动着。赵荫棠的苦述，南星的独语，都是黯淡者多。我偶读顾随的文章，见其贫困交加之态，为之一叹。既不是英雄，却也非奴隶，要保住内心的宁静，是大难的。顾随毕业于北大，后一直以教书为业。他颇有才华，性情温和，文章亦好。偶有诗作，都写得苍冷沉郁。他本来学的是英文，而古代文学的修养很深。在困苦的日子里，他常以读鲁迅的文字解脱自己，内心总有一种渴望在。但残酷的环境实在无法让他快慰起来，他的旧诗多记录了彼时的心境，可看出那种凄苦绝望之情，如1943年所作《浣溪沙》云：

城北城南一片尘，人天无处不昏昏。可怜华月要清新。

苦药堪同谁玩味，心寒不解自温存。又成虚度一番春。

同年还作《临江仙》云：

可惜九城落日，被遮一带遥山。凉波淡淡欲生烟。悲风来野外，秋气满尘寰。早识身如传舍，未知心遣谁安。紫薇朱槿已开残。今宵有明月，休去倚阑干。

顾随的诗词乃京城生活的折光。它让人忽地想起那些死灭、灰色的片影，哀怨的调子可谓极矣。他是典型的安静型的学者，而那时的平静也打乱了。他是曾被鲁迅关注过的作家，内心是认可鲁迅的意志的，精神有惨烈的血气。可是这些不是外化在社会政治的层面，都交织到学问之间了。那时候北平这样的人很多。齐如山、郭绍虞都拒不与日本人合作。沉默中留下沉重的诗句。我们要写抗战的文人史，这些是不能不关注的。

张中行、启功、邵燕祥等人都有关于日伪时期人的生活的文字，能感到那时候的环境与生态。都是黑暗社会的一缕闪光。从那时候坚持写作的京城作家的文本里，多少能嗅出一丝绝望的气息。张中行、启功困顿而不得不委屈求生，俞平伯则在朱自清劝导下拒不入世，以免有失节之虞。读书人以小反抗面对日寇的很多。邵燕祥那时候很小，他回忆说：

我小学六年全在日本占领下度过。所受的是奴化教育，首先倒不在于增加了日本教官和日语课，而是从历史教科书里删除了由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的记录，删去了一切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容，删去了北伐战争、国民政府等字样包括蒋介石的名字。涉及历史--更不用说涉及抗日和民族解放、涉及对压迫者的反抗的书刊都遭查禁销毁。我们沦陷区的青少年，依靠亲友师长私下的教导、社会传闻，还有劫余书刊字里行间的消息，了解世界形势、民族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一些事项，确认我们是忍气吞声当亡国奴。偷听《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一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老的小的，真是“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啊。

北平人在无声中的抗拒，真可以写一本大书。漂流在那里的青年写下的文字，多是寂寞和苦楚的，没有多少温存可言。我浏览日伪时期的一些资料，看到那时候文人之生活，觉得大凡坚守底线者，都在饥寒之中。可是他们目光流出的哀怨和坚毅，怎么也不能让人忘记的。

2

北平是有一批日本通的。

在日本入侵北平之前，北大是有一个日本文化研究的小圈子的。他们多是留日的出身，对东洋文化有深的理解。周作人、钱玄同、钱稻孙、朱希祖、张定璜等都是。自然不都是拥日派，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的关系，他们还没有梳理清楚，侵略者的铁蹄就踏进来了。曾经迷恋过日本文明的文人们，怎么也没有料到，黑暗的网也恰是从那里来的。周作人、钱稻孙、沈启无的亲日选择，得到的是无尽的羞辱。而像钱玄同等人抗日的绝然的态度，也真的让我们叹之又叹的。

五四后，一些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是热心于介绍日本文学的。在那些译者看来，日本固然有侵略的野心，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些叛逆色彩的知识人是认可的。周作人在读到武者小路实笃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中，看到了一个和平主义者的日本新人的形象。鲁迅后来翻译了这个作品，也是有相似的期待。可是到了四十年代，武者小路实笃却不再坚持和平的观点，转而支持帝国的战争。连喜欢他的周作人也卷入事件里，他与武者小路实笃的对话，就显得极为复杂和难堪。

我在周作人的一本书里看到一幅武者小路实笃的画，是赠送给周氏的。他们的友情还是1919年建立的。那时候武者在搞新村运动。周作人颇为关注，还到新村参观过。日本人把乌托邦变为现实的设想，很是感染了中国读者，作为一个介绍人，周作人把东瀛的新风吹到中国，一些幻影也随之到来了。

武者小路实笃的转变，给熟悉日本文化的中国学者许多疑虑。对其进行质疑的是流亡在北平的台湾作家。那时候几个从台湾来的青年吸引了我。比如张我军、钟理和、洪炎秋，流落在旧京，成了一群漂泊者。家乡已被日军所占，而北平亦复如此。他们翻译日本文学，从事创作。日本、北平、台湾的话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张我军和鲁迅、周作人一样，对日本的白桦派作家很是喜欢，可是后来白桦派作家在战争中的态度很使其困惑。在大谈人道主义的作家面临侵略战争的时候，应持一种什么态度，深切地困扰着东亚的作家。我在张泉先生《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看到了张我军的一段话，是质疑武者小路实笃的：

日本的国民是不会反对日本政府的国策的，这事我充分知道。然而，一向被称为人道派的他们，对于这次战争，拿着什么方法来使自己的信念和政府的国策两相调和呢？一向彻底主张个性的自由的他们，拿什么方法来使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和全体主义或统治主义融合下去呢？

张我军对武者小路实笃的质问，其实也是对中国读书人的质问。武者小路实笃在战争中的表现和当年在《一个青年的梦》的表现是不同的。鲁迅当年所赞赏的对“他人的自我”的尊敬，现在被大东亚意识代替了。早年主张新村主义的武者小路实笃，文字多是爱意的滚动。而战争来了，头脑开始发热，先前的冷静似乎也渐渐退去。周作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二十年代曾那么激烈地批评日本的侵略性，到了日伪时期，则是另一个样子。据说周作人的家庭，当时挂了日本的国旗。妻子乃日本人，而自己的身份就复杂起来。他在日伪时期作为一个教育官员，有表演的一面，后来也承认是逢场作戏的地方居多。可是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难道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危险的么？

在异族统治下的日子，周作人的内心一定是阴影重重的。这有他的作品为证。奇怪的是他的文字在那时候显得极其沉静，丝毫没有激越的样子。他后来辩解自己的出任伪职，乃抱着政府可伪，文化不可伪的信念，懂得汉文明是不可能消亡的，元代如此，清代如此，大概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有趣的是，在敌占时期，他的文章越发古典意味，很中国，儒家的气质完全呈现在文字间。在左翼作家最鄙夷他的时候，却写出了一生最澄静、美妙的文字。恰如木山英雄所说，他在用政治的身份，做非政治的事情。历史在开一个玩笑，五四的英雄开始沦入黑色的旋涡，是许多人无法接受的。

东亚战争的残酷，远比人们想的要严厉。而文化间的碰撞，却也在轰鸣中进行着。许多人都卷入疯狂的血腥里。连当年反战的一些文人也是这样，高呼着大东亚的口号，以为可以由此给黄皮肤的人带来福音。这给许多喜欢新日本人但又反战的中国读书人带来困惑。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如何坚守自己的良知，的确不易的。

知识群落卷入狂热，是日本近代的耻辱之乱象之一。日本的入侵是帝国主义的理念所致，狂热的东瀛人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亚洲的领导者。而正在大讲个性主义的中国新知识分子，在突如其来的逆转中突然回归传统，矫正了先前的方向。这是一次历史的错位。双方在文化研究的数量是不对称的。我们的知识分子研究日本的文章远不及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数量之多。而那时候北大的教授对东洋人的态度，善意的多于敌意，相反，日本出版的《支那论》、《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对中国的研究之系统，是国人要惭愧的。较之于周作人对东京的回忆的文章，能够看到中国读书人的安宁，没有对东瀛人的敌意。我在北平的一些刊物里，读出了那个时期人们的错乱。中国读书人的道德感和失去道德支撑的惶惑感，都交织着。

往年神圣的北大红楼，如今蒙受羞辱。沈兼士说周作人主持文学院时，听到学生挨打的叫声，没有反应，内心如何，匪夷所思。可是那些流血的日子，他几乎没有记载。沈兼士、吴承士等人对周氏的微词，能够看出知识界的普遍态度。战争在考验着人的良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挺过这样的关头的。

留守在北平的读书人，看着周作人的一言一行，理解者有之，惋惜者亦有之。而更多的是不满吧。历史把血腥的一页覆盖在当年的闻人身上，自称是看破尘世的人，真的未能挺过这一关。

3

对于入侵中国的日本人来说，分割古老的中华，是一个使命。那第一步的任务则是奴化教育。

东洋人入侵的一个后果是，种下了奴化的种子。北平的文化被大东亚的理念所操纵。1938年，北平成立“新民会”，后来成立“宣抚班”等组织。王揖唐等人媚态地随着日本人走来走去，大谈新民的精神。1937年11月3日《申报》载朱镜心文章《古都陷落后形形色色》，介绍了那时候教育界的情况：

平市中等学校，为数最多，私立者，均有政府辅助，事变后即以学生不敷，经费无着，大部无形停办。闻有少数以收学费为目的之学校，勉强开学，学生亦寥寥无几。小学及民众学校一律强迫开课。课本内提倡民族意识及抗日思想者，均由日方令维持会文化组，与社会局教育科，负责删改。以是特组中小学课本审查委员会，分别审查，一一删改。原拟重新复印嗣以赶办不及，临时剪贴应用，所有与党义国家民族有关，以及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均被删去。

课程方面亦有极大之变动，党义根本取消，日方亦令警察局转谳各校党义，此外公民改为修身，军事训练军事看护及童子军改为武术，并加添日语一门，强迫学生上课，以便养成毫无民族意识之汉奸，将来充彼之活动傀儡。（《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10）》16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日本占领者不仅在华北如此，在东北更有甚之。和北平的困境比，东北百姓的奴役史更为漫长。我出生在大连，往前推算的十二年还是“关东州”。辽南的百姓，对日本统治时期的记忆很深，在今天残留的一些建筑里都可以唤回许多痛苦的形影。幼时在旅顺口听到的故事多是关东州的。比如我的母亲上学的时候，教员都是日本人，没有国语的教育。她回忆说，一次教员问同学：

“谁知道自己是哪国人？”

母亲回答道：

“俺是大清人。”

啪啪！

日本老师一巴掌打过去，冷着脸道：

“记着，你们是日本关东州人。”

那一巴掌给母亲永久的恨。她回忆那时候的自己也叹道：“我们小的时候很可怜，连自己是哪国人都不曾知道。”

旅顺这个地方很特别。我的姥姥经历了日俄战争。那一年她十六岁，日本与俄国的军队在旅顺交战，姥姥和自己的父亲逃到山里。他们天天听到枪炮声。清家兵（旅顺口人对清朝部队的称呼）无所事事，眼看着两个异国的军队在此交火，完全不知道是失去了祖国的地方。

旅顺与大连的地理位置在辽南的最南边。是东北的出海口。日本人早就看上了它。而俄国也把目光投射到这里，把它也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作家曾有一本小说《旅顺口》，写的就是那时候的故事。但这本沙文主义气息浓烈的书，我们现在读它，有些气闷也是自然的了。

自1895年起，大连旅顺是俄国的殖民地。1905年至1945年，日本握权于此，并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州。相当长的时间里，辽南被日本化了，建筑、教育、工业基地等，都染有日本人的色彩。日据时期的奴化教育很是残酷。我的母亲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但国语的书面表达完全不行。我们现在去大连看看，日本的痕迹很浓，残留的一些建筑都暗含着昔日的苦涩。

漫长的苦日不都是宁静的。旅顺大连地区的抗日活动暗中进行着。姥姥的家成了抗日活动的秘密据点。母亲记忆里的夜晚常常有陌生人来，于是又悄悄到盐场一带运送货物。每一次都是用船载着粮食，捎给部队。而那时候关于中国的概念才从母亲那里建立起来。

旅顺的历史没有什么文人值得一提，惟有罗振玉显得特别。我幼时在旅顺博物馆一带玩过，对这个博物馆熟悉得很。看到那里的展览，便知道日本的气息很浓。后来上大学，读近代史，知道一点罗振玉的情形，便对他与旅顺之关系有了点兴趣。

罗振玉的到来，和伪满洲国的存在关系极大。他那时候号称遗老，自己也真的有前朝旧人的样子。他从天津来到旅顺，乃有复辟之梦，以为可以拯救故国。在旅顺的日子，身边常有重要的学人聚集，那是辽南现代史中少见的文人雅聚。郑孝胥和他的交往，都有可深究的故事。学问的背后是信仰。这些遗老给伪满洲国带来的是可笑的遗存，现在想想，真的是士大夫病态文化的一种扭结。儒家文化负面的因素都可在此找到。

旅顺、大连的文化，那时候是东洋的色彩，日语中的旋律四起，本土的真的没有什么。罗振玉给这里带来的不过是一种难堪的点缀。罗继祖《庭闻忆略》写到那时候的情形，真的尴尬不已：

来到旅顺以后，可能由于在日本有了名气的关系，凡关东军司令官到任，都亲到家拜望，无论新旧任都如此，祖父以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权限要比天津领事和驻屯军更大些，自然更能代表日本政府，所以每见必谈东亚大势，如《集蓼编》所说：

“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司令官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国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

人家从田中奏折起，早就“成竹在胸”。听了祖父这段话，尽管口径不甚相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以不以为怪，而不好拿来利用。其实日本人对“民望”两字的概念是临时取代“大和魂”的。祖父哪能体会到呢？（《庭闻忆略》10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罗继祖对祖父罗振玉的描绘无疑有美化的地方，掩饰与回避也是有的。中国的大学者对日本的看法如此，日本人如何而想可以猜到，但国人的愤怒是自然的。日本统治者慢慢地把大连、旅顺同化着。神社、学校、商铺，都是东瀛的色彩。一些无耻的文人也随声唱和，没有什么新意。日据时期的辽南没有像样的艺术品，汉语的书写是无力的。

我看到的有限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很是气闷。整个占领期故土的百姓基本是顺从的。辽南人的奴性的造就，就是与禁锢的统治有关。反抗是不行的。但也有例外，我的三姨因为说了几句不满日本的话，被奸细告发，日本警察揪住不放，那时候她正在孕期，遭受毒打而流产身亡。这是一笔血债。母亲后来暗自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也许与这个事件有关。她对日本的看法一直在这个影子里。以致我后来每次去日本开会，她都持狐疑的眼光，意思是不该去的。人一旦在苦楚中泡过，精神就不同了。怎么能乐起来呢？

现在我每次到旅顺，路过盐场的时候，便想起那酸楚的一幕。而那时候的百姓，多是不敢言语的。失去祖国的人们，把时光忘记了。此后的旅顺、大连，每次运动与变迁，百姓都是默默地承受，极少反抗。惨烈的记忆或许也磨光了棱角，许多鲜活的存在均被时光冷却下来了。

本文摘自《收获》，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