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抗战中二三事
来源：读书文摘 2015年4期   2016-09-06 15:19:23

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日本的郭沫若处境很危险，必须赶紧秘密离开。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在朋友金祖同和钱瘦铁的帮助下，秘密乘坐加拿大邮船“皇后号”，顺利抵达上海公和祥码头。

郁达夫接到国民政府驻日本大使馆发来的电报后，连忙从福州赶往上海迎接郭沫若，同时，来码头迎接的还有刘海粟、倪贻德、叶灵凤等人。刘海粟是得到钱瘦铁的通知后赶来的。另外，国民政府行政院处长何廉也得到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的通知，奉命从南京赶到上海迎接郭沫若。

郭沫若弄清情况后，借口要去看朋友，便直接往大西路孔德图书馆找沈尹默馆长。

当晚，郁达夫做东，在来喜饭店为郭沫若洗尘。

第二天，中共党组织安排夏衍接郭沫若移住沧州饭店。夏衍问：“还有什么行李？”郭沫若笑着做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

8月1日，党组织在高乃依路一处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办的寓所内找到了一套合适的房屋，郭沫若遂迁居此处。

第二天，中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欢迎宴会，郭沫若挥泪朗诵了7月24日写作的步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原韵诗：“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消息第二天见报后，这首诗流传开来。

8月7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在蓬莱大戏院首场演出《保卫卢沟桥》，欢迎郭沫若回国和救国会七君子出狱。郭沫若在演出单上题词：“卢沟桥已经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卢沟桥。卢沟桥，它不应失掉，在我们精神中的卢沟桥，那永远是我们的墓表。卢沟桥虽然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卢沟桥。”

8月12日，郭沫若应友人张发奎的邀请，组织战地政工队。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郭沫若担任了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推荐共产党员钱一石任队长，组织了3个服务队、12个救亡演剧队，到抗战前线和后方去宣传。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郭沫若同夏衍等以救亡协会的名义于8月24日创办了《救亡日报》，他任社长，夏衍任主笔，阿英任主编。郭沫若还应张发奎邀请到浦东前线采访，写下了《到浦东去》，记述了在浦东前线访问的见闻。之后，他常去前线，写下了《轰炸中来去》《东西线归来》等激动人心的报告和速写。

9月下旬，郭沫若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拜访了北伐时期的老战友叶剑英，问候了陕北的老朋友，还拜访了国民党要人陈立夫、邵力子、李济深、陈铭枢等。9月24日，他拜访了张群。

郭沫若从张群处刚回来，蒋介石就派车来接他。整个会见中，蒋介石对郭沫若很和蔼。蒋介石询问了他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情况，有无朋友做宣传工作等，说：“希望你留在南京，多多做些文章，要给你一个相当的职务。”郭沫若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蒋介石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蒋介石又问了他的家眷，为何要去日本等等。郭沫若都一一据实回答。临别时，蒋介石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9月26日，郭沫若回到上海，夏衍来访。郭沫若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的指示的正确。恩来同志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样，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是一个胜利。”“1936年在东京时，林林同志第一次和我谈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时候，我是很难接受的。过了几天，当我看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后，我就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1937年11月，抗战局势恶化，南京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上海沦为孤岛。党组织决定将《救亡日报》迁移到广州复刊。由于救亡活动需要资金，郭沫若计划先去南洋募捐，然后再去广州，《救亡日报》复刊之事就由夏衍负责。当夏衍向郭沫若请示今后办报的方针时，郭沫若说：“一切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找我。”

到广州后，为办报经费之事，郭沫若曾经找过国民党党部的吴铁城和广州市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曾养甫，都遭到拒绝。后来，他得到余汉谋的支持，每月付1000块大洋开办费。

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复刊。

1938年元旦那天，郭沫若接到陈诚从武汉发来的电报：“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1月6日，郭沫若与于立群等人去武汉。9日，到了武汉，他先找到叶挺，拜访了黄琪翔，得知了陈诚电邀其来武汉的意图。晚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董必武等长江局的领导人。话题集中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政治部上。陈诚出任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共出任副部长，黄琪翔代表第三党任副部长。下设四个厅，总务厅之外设一、二、三厅。第三厅分管宣传，郭沫若出任厅长。郭沫若一时还没有从政治上想到政治部设立的意义，他只是意识到在国民党的机构中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蒋介石政府卖膏药，帮助欺骗人民。如处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参加政府更加有利;如做了官，青年们不会谅解，因此，郭沫若以有耳疾拒绝。周恩来见他一时还没有意识到政治部的重大意义，就很关切地说：“考虑是可以，不妨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在武汉期间，陈诚来郭沫若处拜访过三次，谈到郭的就职问题，郭未答应。

2月6日，郭沫若接到政治部部长陈诚的通知吃中午饭，副部长中有黄琪翔参加，却没有周恩来。郭沫若想这中间一定有文章，于是，他特地叫上阳翰笙。阳翰笙是郭沫若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人。到了陈诚公馆，果然是政治部召开的第一次部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