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遗物：一本被日军炮火毁坏的书（上）
来源：光明网◆周立民   2014-11-25 10:59:06

　　1932年著名的“一·二八”日军侵华事件中，巴金当时闸北宝山路住宅放书的亭子间被一个炮弹打破，几十本书被毁。将近八十年过去，本文作者、巴金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在2011年整理巴金先生遗物时发现一个牛皮纸口袋，里面装着一本残损的西文书，牛皮纸袋的背面，是熟悉的巴金先生晚年的字“maxnettau的西文著作1.28日军炮火所毁坏”。巴金先生非常有意识地为历史保留了日军的这份罪证。2014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本版特选摘《档案春秋》2014年第11期上这篇文章，以表达对巴金先生的深切怀念和由衷敬佩。

　　1932年1月28日晚11时1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数十人占领了上海的天通庵车站，随后以车站为据点，分三路向闸北中国守军发起进攻，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事件。它是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在华蓄意策划的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侵华事件。一时间，闸北、吴淞地区炮火连天，民不聊生。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巴金正在由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三天前，他一个人带着一本书离开微雨中的上海，去南京访友。那时，他所住的宝山路只有寒冷和寂寞，而今怕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了。火车开到丹阳便不能前行，次日凌晨四点，在寒冷中他们返回了南京下关车站。巴金找了家旅馆休息，下午，又回到朋友处，在朋友的桌上，他看到一张《新民报号外》，上面赫然写着：“闸北大火；居民死伤无算。”

　　“你的地方恐怕烧掉了，真可惜!不知道还有些什么东西?”朋友惋惜地说。

　　“不过一些旧书，索性烧掉了也好，我已经被书本累了一生了，”我带笑地回答说。这一次我骗了自己了。那许多书是我十多年来辛辛苦苦地搜集起来的，难道我能够没有一点痛惜的感情么?（《从南京回上海》，《巴金全集》第12卷第521-522页）

　　朝夕相见的人，天天经过的街市，他们都怎么样了?想到这些，巴金的心无法安宁。朋友劝他索性在南京多住几天，然而，上海的一切令他牵挂。那时，巴金可能还不知道，就在他的火车折返回南京的这个清晨，日军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在巴金住处附近的商务总厂制墨部最先中弹，接下来是总管理处，四个印刷所、纸库、书库、东方图书馆接连中弹起火。2月1日，日本浪人居然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将日机轰炸尚未烧毁之书加以焚毁。灰烬与纸片，飘满上海天空，火光映红的天空如同一颗颗的心在流血。有的纸片落入到东方图书馆创办人张元济沪西寓所中，看着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事业如此化为灰烬，他不禁老泪纵横，他对夫人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苦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第22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藏书在侵略者罪恶的炮火下朝夕之间化为乌有

　　东方图书馆从1921年张元济开始动议筹办，1924年，建成四层大楼，1926年5月正式开放，连年来已经普惠学界和市民，在读者中享有盛望。学者胡道静曾回忆，做学生时他来看书，深感这里服务开明、周到：

　　“东图”的藏书，最终达四十六万八千册，在那时候是上海最大的图书馆了，就在当时全国范围算起来，也是数一数二的。因为那时候的国家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馆的前身）的藏书数量，也未必逾越于它。还有它的一个甚大的特点，就是长达四十来米的宽敞的大阅览室，是实行开架的。这间阅览室，除了一扇中门以及卡片目录柜和出纳台以外，两壁多层的书架上陈列的工具书、百科全书和常用图书大约有两万多册，那是读者可以自由取阅的，感到十分方便。(转引自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第181页)

　　这一切在侵略者罪恶的炮火下朝夕之间化为乌有，除了涵芬楼所藏古籍五百余种存于银行之外，其他的，特别是张元济历年来苦心搜集的两万六千册地方志书均遭劫难。据说这是有意为之，日军侵沪司令盐泽幸一就说过：“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在被烧毁的书刊中，还有商务印书馆已经排印好的《小说月报》1932年的新年号，即将在上面发表的有老舍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和巴金的中篇小说《新生》等，它们连同原稿一起被烧毁了。老舍没有心思再写，这个作品就不复存在了。巴金在1932年7月凭记忆重写了这部书，他愤愤地说：

　　我坐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造我底《新生》。这《新生》是我底一部长篇小说，却跟着小说月报社在闸北底大火中化成了灰烬。那火烧毁了坚实的建筑，烧毁了人底血肉的身躯，但是它不能够毁灭我底创造的冲动，更不能够毁灭我底精力。我要重新创造出那个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底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炸弹所制服。

　　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忘了吃，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存在下去，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新生〉自序二》，《巴金全集》第4卷第169页）

　　这种愤怒在巴金目睹日军在闸北的暴行后，更是在记忆中久久挥之不去。2月5日，当他终于可以回到上海，上海展现在他面前的是这样的一番景象：

　　许多高楼大厦耸立在那里，安然无恙。外白渡桥上行人拥挤；外滩马路上载行李的车辆往来不绝。我站在甲板上，我仰起头向天望。北面的天空被黑烟遮住了。这黑烟不住地向南扩张，一层盖上一层，快要遮蔽了整个的天空。炮声隆隆地怒吼，中间夹杂着机关枪密放的声音。

　　许多人发出了惊恐的叫喊。一个女人的尖锐的声音说：“天呀，怎么得了?”我冷静地看着黑烟的蔓延。我咬紧我的嘴唇，不让它们发出声音。

　　我觉得我的血已经冷了，冷得结冰了。漫天的黑烟!上海真正成了一个大火窟。(《从南京回上海》，《巴金全集》第12卷第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