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郜世奇 郑欣    2017-10-18 14:23:48

　　[摘要]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民族精神为思想基础，是抗战实践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时代选择和升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广泛开展的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多种形式的抗战文化运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民族文化;历史贡献

　　一、根据地抗战文化运动引领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前进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共两党为抵御外侮而再度合作。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区政府。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又陆续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总后方，是全国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随着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华中地区、山东地区等各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健康发展，文化建设也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历史洪流，推动了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开展。

　　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是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摇篮。延安的抗日文化运动，是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模范，延安抗日文化的方向，是全国抗日文化的方向。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是以政治为核心，为抗战服务的战时形态的文化，它以大众化的风格为基础，“军民共建”、群众参与是它的重要特点。[1]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化运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新兴文明建设;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大众文化运动;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实用性文化操作，它具有阶级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基本特征。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这个时期的抗战文化的主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毫无疑问，这也是抗战文化的基本纲领，所以也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谓“民族的”，就是说必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同时应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所谓“科学的”，就是必须反对和批判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对外国的进步文化批判地吸取;所谓“大众的”，就是要为最广大的抗日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又进一步强调，“文艺服务于政治”，在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

　　因此，在狭义上，抗战文化的任务就是在争取抗日胜利这一根本方针指导下，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文化运动。抗战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整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因此在突出其抗日这一共同目标的前提下，也不排除还要进行其他一些进步文化建设。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规定“党在文化运动上的任务”是：第一，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中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第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第三，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的吸收知识分子，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战的工作。第四，参加国民教育，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文化运动最基层的工作。可见，作为为抗战服务的抗战文化，除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这一最根本任务外，还担负着反对黑暗复古主义、发展民主思想、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国民教育等项任务。总的是要“推进中国文化向前发展”，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为指导，根据地的抗战文化运动推动民族精神向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发展，使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运动传播出去，对全国的抗战文化运动都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很快就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先进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在国统区，而且在沦陷区秘密流传，对各地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化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二、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坚定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信念

　　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和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共存于同一国土上，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但由于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国民党对文化采取控制、压迫、摧残的政策，这就使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发展面临着特殊的形势，文化斗争任务更具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国民党政府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尤其是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后，更加变本加厉，抗战文化活动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恶劣;文化团体和机构经费短缺，文化人士生活困难，处境危险;文化活动中心和重要文化城市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换，由抗战初期的上海，到武汉、重庆，又到抗战中后期的桂林、昆明，文化发展多样性明显;文化战线内部矛盾斗争情况复杂，不仅有不同学术观点、艺术流派的争鸣，而且有不同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抗战路线的斗争，同时还有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等。在民族危机时刻，这些矛盾和斗争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问题，必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就使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任务更为艰巨复杂。

　　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者大都目睹过侵略者的暴行，经历过四处流离的苦难。所有这一切，在他们思想意识深处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和撞击。民族生存危机和个人生存危机唤醒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民族解放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这一超越阶级、民族界限的意识和精神，既是他们团结抗日的凝聚剂和力量的源泉，又决定着他们自觉地把抗日救国的主题贯穿于一切文化活动之中。无论是抗战初期的上海、武汉等地的抗战文化运动，还是抗战中后期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抗战文化运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化民族解放意识始终是高扬着的主旋律。抗战初期的文艺作品主要以简短、明快、鼓动性、大众性等特点，直接反映抗战现实。创作者高昂的爱国热情、追求民族解放和新生的心态，创作出大量展现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和顽强抗敌的英雄气概的文艺作品，其主旨就是要增强民众的民族解放意识，强化民众的爱国行为，发动民众抗日救亡，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文艺工作者对现状和未来的思索更加深沉，作品的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厚。许多戏剧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都把焦灼的目光投向历史，并把历史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用赞美本民族的辉煌历史来提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用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来吸取重振民族精神的活力，借古喻今、反思历史，使爱国主义、民族解放意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发展。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虽与反独裁反专制的民主运动相结合，但也仍围绕着民族解放这一主旋律展开。总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化民族解放意识贯穿于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始终，对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面对那样艰巨复杂的斗争形势，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化民族解放意识为主旨，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下，坚持深入农村、军队、街头，一面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和途径与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一面广泛联系群众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掀起了一次次抗战文化运动高潮，取得了丰硕的文化成果。国统区的进步爱国人士不仅成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国人团结抗战的信念和誓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决心，而且以自身的不畏牺牲、英勇斗争实际行动展示了坚强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国统区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信念。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高潮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思想，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沦陷区抗战文化运动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日到底的斗志

　　沦陷区抗战文化运动是抗战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的范围划分，沦陷区应包括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华中沦陷区、华南沦陷区和台湾。这些沦陷区因其沦陷的时间不同，政治环境以及沦陷前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不同，其文化也存在着许多差异。日本占领东北后，扶植了伪满洲国政权，一切文化宣传工作都操纵在日伪统治者所辖的文化机构中。华北、华中和华南沦陷区，在日寇操纵下，成立了汪伪政府，努力推行奴化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占据时间最长，推行的殖民同化政策也最甚。但这些殖民者和伪政府的统治并未得逞，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当地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众的坚决抵抗和斗争。

　　自日本出兵占领沈阳的那天起，东北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转战白山黑水之间，在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创作，以文艺为武器同敌人展开斗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抗联文学，生动地记录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经历，充分体现了东北抗联英勇杀敌的英雄气概和坚强意志，体现了抗日军民团结一心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

　　为了抵制敌伪的奴化教育，中共向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派出武装工作队，是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战斗组织。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他们一方面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一方面进行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队向群众宣讲抗日形势，号召群众行动起来，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与敌人展开机智灵活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台湾人民自1894年开始就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阴影之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台湾的抗日文学就是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实践的艺术表现。在日伪战时体制下，法西斯文化专制进一步加强，对进步文化的打击更加严重。在这种形势下，台湾进步作家并没有屈服，采取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方式进行了顽强斗争。作品题材与内容以更加曲折隐蔽的方式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满和反同化、反殖民统治精神，使台湾文学进一步成熟。大批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作家以《台湾文学》为阵地，坚持贯彻现实主义原则，继承了台湾乡土文学传统，与日伪控制下的《文艺台湾》对垒，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断揭露殖民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增强了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

　　与根据地和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相比，沦陷区的抗战文化运动相对处于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这是沦陷区人民和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坚强斗志的具体体现。虽然，沦陷区与根据地、国统区之间交通封锁，接触机会极少，信息沟通困难，但沦陷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并不是孤立的。三种地区的抗战文化运动都是以抗日救国为主题，在实践中力求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支持、互相声援而形成统一的整体，振奋民族精神，号召民众起来抗日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沦陷区抗战文化运动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宣传了抗战，激发了沦陷区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奋起抗日的斗争意志。沦陷区人民的坚定意志和顽强斗争得到了根据地、国统区人民的声援和支持，鼓舞了全民族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斗志，对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吴祖鲲.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及其特点[J].理论探讨,1995,(5).

　　[2]詹永媛.试论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特点[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