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日报》的游击办报岁月
来源：论文网　作者：陈春森   2017-11-22 16:08:16

　　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挺进华北，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随即创办了《晋察冀日报》。这份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的报纸，十年半时间共出版2845期，是我党在敌后根据地创刊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报纸，是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工作条件下长年坚持出版的铅印日报，是晋察冀边区党和人民对日寇作战的一面不倒的旗帜。

　　1938年3月，21岁的我来到五台山，在晋察冀军区参加了八路军。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自力得知我是高中学生，在曲阳县办过抗日报纸《前进报》，说我是军队里急需的知识分子，要求我迅速到《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报到。我当时有点想不通，说我来参加八路军是为了到前线拿枪杀鬼子的。潘自力对我说，抗日敌后战场没有前线与后方之分，所有工作都是抗击日寇的前线。从此，我在晋察冀日报社经历了十年游击办报的整个过程，其中八年全面抗战艰苦游击办报的经历更使我明白了潘自力这句话的意义。

　　游击办报首战告捷

　　1938年，日寇调集五万兵力，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各线发动了向晋察冀中心地区的多路进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摧毁我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报社也是日寇围攻的重要目标之一。

　　报社在阜平县创刊不到三个月，就遭到敌机的疯狂轰炸，大部分设备和纸张被炸毁，同志们只好翻过长城岭，转移到五台山大甘河村继续办报。如何在战争中坚定意志、保存自己、办好报纸，边区党委和报社的领导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潘自力曾在一次抗敌报社的编辑会议上说：“报社要在游击状态下坚持出报，要在党的新闻岗位上坚守阵地，要动员群众与日寇战斗到底。你们在敌后办报就是新闻战线上的抗日战士。”

　　邓拓于1938年春来到报社，接替舒同任报社主任。他召开报社五人会议，讨论在游击战争环境中的编辑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他提出的三条意见：(1)不论游击战多么频繁艰苦，出报一定不能间断;(2)增加社论，还要增加评论和短评，加强报纸的抗战政策指导性;(3)油印改铅印，缩短刊期间隔，强化报纸的抗日宣传鼓动作用。

　　1938年9月，日军开始围攻五台山，一方面打击八路军，另一方面要抢粮。八路军反围攻的战斗异常激烈。那时报社只有十几个人，为了多出几期报纸，尽快将敌人进攻的消息传达给人民，并抓紧进行反围攻的舆论指导，报社没有马上离开五台山大甘河村驻地。8月底，报社发表《加紧秋收与保留青纱帐》《彻底克服太平观念》的社论。9月又发表社论，批评平汉线附近地方割掉青纱帐而使游击队失去活动阵地的做法。随后又连续发了《加紧动员，粉碎敌人的围攻》《怎样进行坚壁清野》等社论。

　　9月的一天，日寇围攻根据地的部队已经逼近五台山地区，报社迅速部署转移。这是报社自1938年8月16日改为铅印报后，第一次带着印刷机开始“游击办报”的战斗。出发时，报社的队伍(加民工)已有近百人，沉重的印刷设备靠一支15头驴骡的运输队驮运，转移的队伍在长城岭东太行的险峻大山中艰难前行。为了保密，报社番号是“晋察冀军区游击支队”。为了安全，报社的编辑记者都配发了手榴弹，但只有很少的枪支。从此，一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游击办报的新闻队伍活跃在北岳高山峻岭之中，我们也首次感受到了游击办报的艰难。

　　报社队伍到达龙泉关益寿寺时，敌情已万分紧急。在瓢泼大雨中，邓拓去龙泉关区公所动员当地群众帮助接运印刷机器和物资，并迅速转移到南山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瓦窑村。报社队伍一到村里，电报收发员马上开始收报，编辑们迅速编辑稿件，工人们架起机器开始印报。我们在瓦窑村住了五天，抢着出了四期日报。报纸印出来后迅速发出去。到第五天，前方报告有敌情，敌人快到龙泉关了，离我们只有十公里，我们只好把印刷机器抬到牲口背上，全体同志迅速转移到了平山县卧龙村继续出报。在那里，我们又奋战了一个多月。

　　这次在游击中办报共经历了2个月的时间。我们拉着15头驴骡，走了3个县，住了4个小山村。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记者、电台收电员、发行员、印刷人员齐动手，夜以继日地写稿、排版、印刷、发行，抢时间出报22期。这22期报纸的形式和内容都十分丰富。有4开、8开、16开，有两版、四版以及《抗敌外报》(是不用编号的报纸)，有社论、新闻，还发表了多篇战地通讯等。《老百姓》《海燕》两个副刊就是此时创刊的，当时我担任《老百姓》主编，顾宁(司马军城)任《海燕》主编。因为出现敌情要随时转移，报社只好在相对稳定时出大报，出不了大报就出小报，出不了正报就出外报，出不了两版就出一版，重要事件及时出《号外》，没有白报纸就用土黄纸。出版的报纸依靠地方政府和民兵及时发送到根据地四面八方。社论评论多、编写快、印刷快、发行通畅、转移迅速是当时我们游击办报的一大特点。可以说，报社第一次转战游击办报首战告捷。

　　当时，日寇狂妄地叫喊要“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边区和全国的抗战形势都很紧急。那时，华北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和如何抗敌备战等问题都迫切需要引导。为此，《晋察冀日报》利用社论、评论提出和解决军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发挥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指导作用。从1938年9月抗击日寇大举“北围五台”起，报纸适应反围攻大战的迫切需要，一期接一期地发表了许多篇社论。

　　陆定一到晋察冀边区考察时看过《抗敌报》后，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晋察冀的报纸工作确实是做了模范，并给了我们宝贵的经验。……《抗敌报》在战时每期有权威的社论，极其具体而且实际，没有不切实际的空谈。……是各地办报的榜样。……不仅为晋察冀立了功劳，也为全国的抗日战争立了功劳。”晋察冀边区政府主任宋劭文看过《抗敌报》上关于战时动员组织工作的问题和建议后，立即写文章在报上发表，接受报纸的建议，并采取措施着手解决。边区党报《抗敌报》发表的社论，都是结合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发表的。社论及时，其效果就立竿见影，不仅促进了实际问题的及时解决，而且结合实际，有利于读者政策水平、理论水平的提高。

　　不倒的旗帜

　　1939年至1940年两年是报社游击办报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时期，报社随军区机关转移行军走了五个县，在大迂回的长途行军中，同志们克服一切艰险坚持办报。由于随军区机关行军目标太大，报社三次被围，一次被敌人飞机轰炸，损失惨重。

　　1939年春天，报社转战到阜平县马兰村。秋冬，日寇调集两万人，分七路围攻阜平地区。晋察冀军区机关和部队从根据地腹地转到外线。敌人扑空以后，穷凶极恶地开始了分区“扫荡”，到处烧杀掳掠，并把《抗敌报》作为打击的重要目标之一。为躲避日军的围攻，报社被迫从阜平县西南的马兰村转移到了北部山区，又向东穿越曲阳、唐县、完县，到达易县。当发现日军尾追包抄过来，报社又赶快向西转，在大山中急行军突围。报社在这次大迂回的行军中，还在唐县的大山里(杨家庵)坚持出版了五期铅印报。这支身背步枪和纸张，牲口驮着沉重的印刷设备的浩浩荡荡的新闻队伍，冒着严寒长途跋涉500里，经过五个县，被称为敌后游击办报的一次“运动战”。12月3日中午，报社进入易县刘家台以北的芝麻沟时暴露了目标，日军的三队飞机突然袭来，冲着被围困在两山峡谷中的报社行军队伍轮番轰炸，情况十分危急。邓拓命令所有人员急速就地隐蔽，但报社还是蒙受很大损失，几位同志伤亡，部分牲口被炸死或炸伤，一部分铅印设备和印刷物资被炸毁。这时又得到情报，南边唐县的日寇又尾追过来，北面涞源的日军也正向报社驻地芝麻沟地区合围。在这种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报社迅速将牺牲的战友掩埋，将铅印机等印刷物资就地坚壁，趁着黑夜急行军100里才冲出合围，几经周折到达阜平县北山区的上下车道，在康儿沟等村庄住下继续出报。

　　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我们在马兰村才出报2期，从11月9日开始，恼羞成怒的3万日军又分兵13路向晋察冀边区开始了疯狂的冬季“扫荡”。这是日军在百团大战中遭到八路军重大打击后的一次报复性的“大扫荡”，声称要彻底毁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得知敌人正在向报社所在地包围过来时，报社从阜平北部的连家沟出发迅速向南转移。当东路敌人从定县、曲阳到达王快附近时，南路之敌已从灵寿、行唐进到阜平城南庄地区，离阜平城不到30公里，情况万分危急。报社同志不得不把一部分沉重的印刷机器暂时埋在沙河北岸，全部人马跨过带冰碴的大沙河，飞速行军到达阜平西南深山中的马兰村。当夜，全报社各部门的同志不顾急行军的疲劳，又马不停蹄地投入编印报纸的战斗，连夜突击编印并发行了两期八个版的铅印日报，将《边区党委为粉碎日寇冬季“扫荡”告同胞书》等信息及时传达给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反“扫荡”的斗志。第二天，敌人再次向报社驻地疯狂包抄过来，当距报社驻地马兰村还有五里时，报社的同志们迅速冲出包围圈，以急行军的速度向着平山县滚龙沟村转移了。

　　从马兰村转移到平山县滚龙沟后，虽然在阜平方向还有敌人在活动，但当地群山险峻，敌人暂时难以到达。报社抓紧这难得的战斗间隙，经过两天的休整，第三天即开始出报，而且是改出8开两个版的日报，信息量随着工作量的增加而大大增加了。在后来的29天里，晋察冀边区这个在反“扫荡”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日报连续出版了25期，一张张报纸每天载着党的声音、胜利的战斗消息源源不断地从滚龙沟这个小山沟里发行出去。从此至1943年，报社以滚龙沟为根据地，边打游击边办报，工作面逐渐扩展起来。

　　1940年12月17日，《晋察冀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大会在滚龙沟召开，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和根据地其他领导人胡锡奎、李常青、姚依林等出席。此时，边区冬季反“扫荡”已胜利结束。会上，彭真充分肯定了报社的成绩，把《晋察冀日报》比作“边区人民向新中国前进的灯塔”。他说：“我相信从艰苦战斗中壮大起来的这个党报，有充分力量战胜一切困难，向前迈进。”彭真在给《晋察冀日报》创刊三周年的题词中写道：“《晋察冀日报》是统一边区人民的思想意志和巩固团结共同抗日的武器，也是边区人民忠实的言论代表和行动指针。它将成为边区文化战线上的铁的正规军。”邓拓代表报社宣誓：“一定要为党报事业奋斗到底，为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晋察冀根据地奋斗到底!”报社的同志们也纷纷表示，《晋察冀日报》作为一面不倒的旗帜，要更高地飘扬在边区的土地上。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坚持

　　1938年、1939年、1940年的游击办报，使报社在战火中经受了考验。报社认真总结了抗战初期这几年游击办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反围攻、反“扫荡”的游击中加强和改进办报工作的新要求：行军中只要有24小时驻地时间就要争取出报。文章要短小，在3000字内做文章。改装轻便印刷机，全部印刷设备轻装化。组成八匹骡子的精干运输队。精简报社队伍。报社人员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办报人员，编辑精简到四五个人，每人都配发手榴弹，印刷发行小组带机器设备随队，每期印数最少也要5万份的15%以上;第二梯队是武装梯队，负责侦察敌情，带枪保卫报社的安全。在几个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分设物资点，将笨重的印刷机器、设备分几处坚壁起来，做到随到随用。建立公开和秘密的发行交通网，使报纸能最快运达，并与军区保持密切的联系。

　　不久，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大扫荡”又开始了。1941年和1943年是日寇对晋察冀边区山区根据地围攻、“扫荡”最疯狂、最残忍、时间最长的两年，也是报社牺牲人数最多、游击办报最为艰难、办报风险最大的两年。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急欲“肃清”八路军，稳定华北占领区，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调用了7万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战”“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连续反复进攻，多面分进合击，妄图一举“剿灭”我边区的主力部队和我边区的首脑机关。晋察冀日报社也是日军“大扫荡”的目标之一。 　　8月13日，日军向晋察冀边区北岳中心区进犯，平汉、正太铁路的敌人迅速逼近平山、灵寿北部山区，离报社驻地滚龙沟已经不太远了。敌情紧急，军区通知报社马上转移。报社为了多出报在原地坚持了十天。到8月23日，报社赶出了九期报纸，连续发了两篇社论：《开展对敌宣传战》和《纪念百团大战一周年》，发了专论《识破并粉碎敌伪的治安强化阴谋》，转发了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打胜仗的消息，还发表了苏联红军击溃德国三个师的胜利消息。

　　8月24日，日军已经逼近报社的驻地滚龙沟，报社决定迅速转移，但前进的道路已被敌人切断。此时，报社与军区司令部失去了联系，敌情无法摸清，报社只剩下独立作战一条路了。在这种情况下，报社领导临危不惧，沉着应对，经过简短的磋商后，认为滚龙沟一带群众基础好，地形比较熟悉，决定就留在滚龙沟与敌人周旋。报社领导决定将报社化整为零，组成编辑、印刷、电台、发行等若干小组，分散隐蔽在大山里活动，并随时保持联系，利用游击间隙力争多出报。敌人获知报社就藏在滚龙沟的大山里，于是在滚龙沟外的陈家院设立了据点，封锁了滚龙沟口，把报社团团包围起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从滚龙沟口由东向西“扫荡”，反复搜山。这天，敌人步步进逼，敌机低空飞来飞去向同志们隐藏的地方轰炸扫射。社长邓拓和政治指导员谢荒田坚定沉着指挥大家隐蔽击敌。邓拓严肃地对秘书杨国权等五人小组的同志们说：“现在情况很严重，大家要从最坏处着想。如果敌人冲上山来，我们就和他们拼了，宁死不当俘虏!你们有手榴弹，在万不得已时，就拉开它与敌人同归于尽。我和老谢有手枪，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报社各小组的同志分散在山上的深沟密林里与敌人周旋，敌人四处搜山，包围堵截，但就是找不到我们的踪影，只能无可奈何地朝山上乱放枪。我是编辑组组长，在战斗的间隙还组织编辑抓紧时间编稿子。在滚龙沟被围困的40多天里，我们还出版了30多期报纸。被传为佳话的“七进七出铧子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在敌人频繁搜山，报社处境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报社的印刷点只好隐蔽到沟掌里一个小山村――铧子尖。所谓铧子尖，是形容这里的山像铧犁的尖头那样陡峭尖利。因为此地只有两户贫穷人家，我们人多没有房子可住，大部分人搭窝棚或露天而宿，而把最重要的“宝贝”印刷机安放在老乡那个没有窗户，四处散发着难闻牛粪味，用乱石垒起来的不足六平方米的破牛圈里，一期又一期的报纸就是从这个牛圈里印刷出来的。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我们人人斗志昂扬。由于手工操作印报劳动强度很大，加上敌人封锁经常吃不到粮食，大家饿得浑身无力，只好到山上挖点土豆、萝卜、白薯充饥。大家日夜轮班出报，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实在太累了就在牛圈里铺上一层草，两个人背靠背休息一会儿。那段时间日军频繁上山“扫荡”，敌情一天几变。敌人来了，我们就把机器和印刷用品包起来埋进土里，再盖上茅草进行伪装，然后大家迅速转移。敌人走了，我们挖出机器再继续印刷报纸。在敌人围攻的40多天时间里，我们曾七次埋下机器，又七次刨出机器来印报。同志们就是这样在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日军搜山的情况下，克服巨大困难，凭着坚决战胜敌人的勇气和誓死保卫边区的大无畏精神顽强地坚持出版报纸。仅仅在1941年一年中，报社就有十位同志先后壮烈牺牲，还有四位同志因生病无法医治而不幸病故，报社减员严重。

　　1943年，日本侵略者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已是强弩之末，因此对边区的摧残掠夺空前严重。日寇纠集了四万多日、伪军从平汉、正太、同蒲等铁路沿线的据点出发，向北岳山区猛扑过来。五台、繁峙、盂县、正定、灵寿、行唐等据点的敌人分路向阜平合围。这年的2月，报社从平山的滚龙沟、陈家院又迁回了马兰村及其附近的栗树庄、坡山村办报。此时的报社仍处在敌人的合击圈内，敌情十分严重。

　　9月16日，反“扫荡”大战开始后，报社按照“在驻地停留24小时就出一期报”的要求，力争在离开马兰村之前再出一期日报。22日，侦察员报告，东西两面的敌人离报社所在地还有20里，报社为了争取到一天一夜的出报时间，决定全社动员。只见编辑、电台、印刷、发行等各个部门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同时转动起来，连夜赶出报纸。每当印出100张报时，我们就欢呼一次胜利;当印到800张时，全体报社人员激动到了极点，大家欢呼跳跃：“800张!胜利的800张!”这欢呼声表达了我们抗日新闻战士心中的胜利喜悦。而此时敌人已经逼近马兰村了，邓拓宣布撤离，全体报社人员立即行动，快速向东南转移。报社人员前脚走，敌人后脚就扑进了马兰村。9月22日这一期报是我们冒着被敌包围牺牲的极大风险出版的，是我们在游击办报中最大胆最英勇的一次对敌斗争。

　　报社离开马兰村后急行军，躲开了东西两面围上来的敌人，钻进了南山的诚信沟。此时天色已黑，山洪暴发，队伍冒着倾盆大雨，脚踩着山洪冲下来的烂泥浆，奋力爬上四道岭。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大家稍事休息就又准备开始出报，谁知这时我们仍处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处境十分危险。军区急电，要求报社立即向西转移，到灵寿县西部山区去找可以隐蔽的地方出报。9月24日夜，报社下到山脚，准备通过北营进入灵寿的西北山区。前一天侦察员侦察过北营没有敌人，当报社队伍趁夜进村时，突然与日寇遭遇，走在最前面的人员发现敌人迎面过来时想通知后面的人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双方在近距离密集交火。混战中，报务员郑磊俊被敌人射中倒下，运输队员曹斗斗、报纸发行员安志学当场壮烈牺牲。邓拓正骑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听到枪声骤起，他迅速跳下马，但脚尚未着地，他的坐马就中弹倒地而亡。在敌情不清的情况下不能硬拼，邓拓传令大队后撤。第二天，当我们从受伤的日本俘虏中得知昨晚遭遇的是日军的一个运输队，他们搞不清我们的来历，在胡乱地放了一阵枪后便丢弃物资逃走了。这次是报社同志们在游击中与敌人直面相遇的一次极其危险的遭遇战，虽然不幸牺牲了三位同志，但是使这支年轻的新闻队伍受到了一次锻炼。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堵，报社继续向外线转移。经过长距离行军，队伍进到灵寿、阜平、平山交界的高山地带，登上了海拔2000多米高的玫瑰坨，跳出了敌人的围攻中心，转到了接近外线的比较安全的地带。

　　玫瑰坨上的日卜是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山村。一位年过花甲的牧羊老人带着老乡忙着给我们腾房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八路军新闻队伍。当时报社有110个人，小山村根本没有条件解决这么多人的住宿问题，我们就自己动手砍树枝、割茅草，架玉米秸，搭窝棚，连老乡的猪圈、牛棚都利用起来搭成临时编辑室、电台室、发行所。报社只借了老乡两间小草房，这是当时最好的房间了。一间给领导研究工作用，另一间用于电台收电兼印刷。稍事休整后，我们于10月4日就开始在这个小山村秘密出报了。我们在玫瑰坨前后隐蔽了12天，共出版报纸12期。报社发行员、交通员很快与当地发行网打通联系，把连日出版的报纸秘密分发出去。

　　报社在玫瑰坨出报虽然很隐蔽，但仍很快又被敌人发现了。10月15日黎明，一股日军从阜平城南庄向玫瑰坨上的日卜袭来。在敌人距日卜还有10公里时，报纸还未印刷完成，太危险了。因为这里地处高山顶上，四面开阔，根本无处躲藏，如再不撤离就有被敌人围住全歼的危险。万幸的是，军区得到消息后，及时派来一个团截住了来袭的敌人，敌人被打得狼狈败退，报社终于得救了。紧接着军区又来电，说敌人有可能再来偷袭报复，要我们立即转移阵地。报社马上出发，连续跋涉两昼夜，进到盂平县的龙耳清。这个小村靠近五台县“无人区”，是晋察冀北岳区西南边缘地带，处于反“扫荡”作战的外线地区。报社就在龙耳清这个小村住下来，把反复偷袭报社的敌人甩得很远。

　　报社利用冲到外线的空当，隐蔽在敌人的封锁沟旁边继续出报。其实这里距敌人据点并不远，只是此时据点里的敌人大都集中到根据地腹地“扫荡”去了，据点里留守的敌人并不多。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出报仍要冒很大风险。我们就在敌人眼皮底下的龙耳清村隐蔽出报44天，出版了28期报纸。这期间，报社时刻未放松对敌警惕。我们做好了敌人一旦向外线“清剿”，报社就立即转移到“无人区”去的准备。不久，敌人果然发现了报社在龙耳清出报的情况，于是从根据地中心区直接向报社的驻地龙耳清奔袭过来。当敌人距离报社只有10多公里的时候，报社领导一声令下，大家齐动手一天内就把机器和出版物资全部坚壁妥当，随即组织起精干的队伍，只带一架油印机，一台电话机，一台收发报机和新闻稿件，每人带上枪和手榴弹，迅速离开龙耳清向西跳出河北，转到五台、盂县交界的“无人区”。此时是11月底，太行山上已经是滴水成冰。大家趁着夜色一路急行军而去。太行山山高路窄，“无人区”一片荒芜，只觉嗖嗖野风和困倦饥寒阵阵袭来，我们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充饥。当行军到一处被敌人烧毁的残墙边时，大家靠着墙背着风打个盹儿，稍事休息后又继续前进了。我们这支年轻的新闻队伍，在莽莽太行的“无人区”里忽南忽北，左右穿插。大家顶着凛冽刺骨的西北风前进，上身只穿着一件空心棉衣，下身穿一条单裤(军需供给不上)，冷风嗖嗖往身上钻。尽管冻得浑身打战，但我们互相鼓励着前进，队伍里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邓拓在到达马兰村回顾这一艰难行军时还赋诗一首：“风雪山林路，悄然结队行。兼程步马急，落日水云横。后路歼顽寇，前村问敌情。棘丛探斤斧，伐木自丁丁。”

　　报社队伍在“无人区”里转战19天，锻炼了斗志，冲破了艰险，保存了实力。当得知敌人已从根据地腹地陆续撤退时，我们又返回阜平马兰村继续出报。

　　1943年末反“扫荡”大战胜利结束，时任中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的刘澜涛对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中的英勇表现和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三个月苦战中，我们的《晋察冀日报》却始终未停刊，一直为边区人民服务，他们受到群众拥护、爱戴。这就是我们宣传工作的胜利。”在边区反“扫荡”结束后的群英会上，各界代表一致决议表彰晋察冀日报社，指出报社在开辟敌后新闻宣传和文化事业上有突出功绩，在反“扫荡”中克服困难始终坚持办报不动摇，有重大贡献。

　　一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新闻队伍

　　我们这支满怀抗日救国激情的新闻队伍来自五湖四海。主任邓拓是福建人，副主任洪水是越南人，记者仓夷是南洋华侨。他们那时都很年轻，多数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抗战中期又来了一些年纪稍长者，如副总编及副社长郑季翘、娄凝先、张致祥、胡开明、李荒等，他们也只有30岁左右。报社这支队伍从抗战初期的十几个人，逐步发展到500多人，抗战结束时达到700人左右。抗战期间，报社进出总人数达到1000多人。

　　由于报社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所以这支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我们报社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编辑部里只有一匹马，是邓拓的坐骑，但是他经常把马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骑。我们是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是个能文能武的战斗队，每人都担负着多种任务，既是编辑，又是记者，还是战斗员。办报时能写稿、编辑;行军时能侦察、放哨、搬运物资设备;遇敌时能与敌人武装对抗。在紧急情况下，编辑记者时常还被派出去侦察敌情，通过敌人封锁线去与地方党委取得联系。

　　我们这个集体有着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行军、采访和发行中与敌人遭遇、战斗是经常的，我们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为抗日牺牲生命。特派记者雷烨在平西、冀东、北岳山区转战四年，写了大量抗战通讯报道。1943年4月，他到平山县曹家庄去采访时被敌包围，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群众迅速转移，让和他同行的同志带领群众突围，他坚定地说：“你们快撤，要死死我一个。”他断后并与敌人交火，打死了好几个敌人后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他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地老百姓怀念他，为他立了纪念碑，栽上了“雷烨树”。归国华侨仓夷是报社的优秀编辑记者，在抗战前线8年，发表过通讯100多篇。他在一次执行采访任务时惨遭敌人暗害，牺牲时年仅25岁。优秀发行员霍进礼在送报途中遇敌，壮烈牺牲。医生许力为了掩护报社病号转移而中弹身亡。报社国际新闻编辑组组长、优秀共产党员、从贵州遵义来到敌后坚持抗战的胡畏，电务队台长、技术干部黄庆涛(至今尚未找到烈士的家属)，报务员郑磊俊，发行人员、共产党员弓春芳、安志学，印刷工人侯春妮，运输队员曹斗斗在1943年反“扫荡”期间壮烈牺牲。邓拓为这7位烈士赋诗悼念：“故乡如醉远，天末切栖迟。沥血输邦党，遗风永梦思。悬崖一片土，临水七人碑。从此马兰路，千秋烈士居。”他们为坚持敌后抗战，为党的新闻事业，把满腔热血洒在了晋察冀的土地上。在游击办报中，报社共牺牲了40位同志，病殁了19位同志，他们永远长眠在燕赵大地上。英雄的遗骸被安葬在老根据地阜平县马兰村的铁冠山边。报社烈士的英名镌刻在阜平县烈士陵园的“忠魂碑”上，永垂千秋!

　　(作者曾任《晋察冀日报》编辑部副部长、编委，《人民日报》编辑部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