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二）
来源：爱思想   2017-12-18 14:49:55

　　四、根据地民众的政治参与

　　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中共和边区政府给予了广大抗日民众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自由，并建立健全了各项民主制度，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民众政治参与的方法、知识都是通过社会教育获得的，即社会教育起了动员民众政治参与的作用。抗战时期，根据地民众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入中共党组织。社会教育是各级党组织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的重要途径。在社会教育中，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一些积极分子涌现出来，成为党组织培养的对象和党的后备力量。通过社会教育和各种政治动员，使农村中的积极分子对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尽管有些认识还是模糊的，甚至是片面的、狭隘的(43)，但只要符合“好劳动、能公道、能工作”三个条件就具备了入党的资格(44)。在边区政治动员中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党员数量不断扩大，党员在民众中占到了一定的比例。据1944年统计边区各地党员占人口比例，绥德分区为2.01%;三边分区为2.6%;陇东分区为2.3%;关中分区为2.48%;延属分区为4.26%。全边区党员已占到总人口的2.79%。据对绥德、关中两个分区乡村的调查，64.24%的村庄有了党员，98%的乡建立了党支部(45)。又据1941年对边区党员的调查，党员的成分农民(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占96.17%，其他(包括工人、知识分子、商人、士绅)占3.83%(46)，农民是根据地党组织的主要参加者。说明农民积极加入中共党的组织和农村党支部的建立，不仅表现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而且逐渐形成了新的乡村权威和新的领导核心，即随着党的组织向社会基层渗透，党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逐渐取代旧的乡村权威，成为乡村社会的新权威，党支部也成为乡村各种社团和民众的领导核心。

　　第二，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各种抗日民众社团。社会教育动员民众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各种抗日社团。抗战初期，抗日救国会(简称抗救会)是陕甘宁边区最大的社团，在党的基层政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抗救会是党动员民众的主要机构，在民众中影响力很大，绝大多数民众都参加了抗救会。如在陇东“凡是红军、八路军驻防的地区，城乡群众经过宣传动员，都参加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县市抗日救国委员会经过选举产生，党的民运干部多被选入，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经过抗日救国会得到贯彻执行。在抗日救国会下面还有青年、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等组织作为基础，在区乡也有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县、区救国委员会实质上起到革命的半政权作用，在当时的统战下，政府和保甲长是国民党的。但一切政令不出公门，如不经过抗日救国会的认可，就行不通。”(47)1938年1月，边区成立了抗敌后援会，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抗战动员组织，不分性别、年龄、阶级、民族、党派、宗教信仰，吸收了工、农、商、学、兵一切抗日群众参加。在抗敌后援会的帮助下，边区民众参加了各种抗日组织如自卫军、少年先锋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慰劳队、缝衣队、洗衣队、宣传队、通讯队、侦察队、破坏队、防空队、代耕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劳动互助社、战地服务团等战时组织和各种教育、文化组织。(48)抗战时期，各种民间政治、经济、文化组织遍布边区各个乡村，相互交错，把乡村所有民众都包含在内，成为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中介。随着民众加入中共领导下的各种抗日团体，党的各种政策在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中共逐渐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

　　第三，参加选举和参政议政。通过社会教育使民众不仅懂得了应有的民主权利，而且激发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如在边区第一次普选时，“全边区选民平均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参加了选举的”(49)。民众不仅参加了普选，而且直接介入到政权管理中来，许多农民当选为县、区、乡的参议会议员和政府委员。根据对固临、延长、安定、曲子四个县选举调查，在1937年的普选中，在县级参议员中，贫农占65%，中农占25%，工人占4%，富农占1%，商人占1%，知识分子占2%，地主占2%;在区级参议员中，贫农占67%，中农占22%，工人占4%，富农占2%，商人占1%，知识分子占2%，地主占2%;在乡级参议员中，工人占5.6%，贫农占71.4%，中农占17%，富农占2%，商人占2%，知识分子占1%，地主占1%(50)。在1941年的普选中，关中分区新正县的10个乡的参议员，贫农占42.5%，中农54.3%，富农占5.4%(51)。庆阳县各乡260名政府委员中，贫农占48.1%，中农占38.5%，富农占8.5%(52)。通过普选不仅能够看到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而且能够看出民众参政的能力。选民不仅积极参加选举，而且“人民对选举什么样的人当他们的代表，这一点他们是不马虎的”，“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到各级政府替自己办事”。在参议会开会期间，民众通过提案向政府提出建议或意见，如新正县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议会提出提案21件，第二次会议提出提案61件，包括“调整劳资关系，确保雇主利益”：“加强学校教育，提高人民政治文化水平”：“彻底解决土地纠纷”：“更进一步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统一抗战动员合理负担，减轻人民不必要的负担”等。(53)从民众参与政治的程度和普选的结果来看，中共通过社会教育实现了对乡村政权的改造，许多中共培养成长起来的贫苦工农出身的积极分子取得了管理乡村政权的地位，使中共在乡村政权中有了比较稳固的阶级基础，巩固了党在乡村社会的执政地位。从上面的论述中看出，边区民众不仅懂得了政治参与的意义，有了一定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能力，而且民众在政治参与方面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五、结束语

　　抗战时期，根据地民众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社会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通过上述介绍，笔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是一次很成功的政治动员，即通过社会教育使根据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能力以及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开展社会教育的过程，也是中共政权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实现控制的过程。

　　第一，社会教育使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到根据地社会的基层，并且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扩大了中共乡村政权的阶级基础。在根据地，中共利用了一切可能利用场所和能够被民众接受的方法作为传媒，如民众识字课本、戏剧、秧歌、田间地头的读报、黑板报、各种群众集会、集市等向民众灌输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政策逐渐被民众所认可，最终变为“物质”的力量。这种潜藏在民众中间的“物质”力量是十分巨大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根据地广大民众成为中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农民的政治热情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征兵、征粮、锄奸、选举、生产运动、响应政府号召等方面都比抗战前期更加积极。如清涧县高里寺村人民“对锄奸特别热心，对政府更加热爱，刚听到他们村子特务分子造谣说：”榆林已修了飞机场，你们还集什么股金哩(指合作社股金——引者注)，把世事看开些。刘区长太坏了，一满不顾及人民，刚交罢公粮倒又要交集纳股金哩。他们便赶忙跑到乡政府给以报告了“(54)。因此，农民对中共各项政策的接受和拥护，使他们成为中共有效控制乡村政权的阶级基础。

　　第二，社会教育使中共成功地实现了对乡村政权的控制。通过社会教育，中共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或被吸收为党员或团结在党的周围，党组织也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开始深入到乡村社会。同时，社会教育使民众不仅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而且有了比较高的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能力，为中共在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乡村选举运动奠定了基础。在根据地的历次选举运动中，不仅体现了民意，而且按照中共的意愿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改造。那些办事不公正或不替老百姓办事的人落选，中共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或党员当选，成为乡村社会的管理者。通过和平改造后，乡村政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旧权威退出了乡村权力的舞台，中共在根据地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政权基础，1941年后边区再也没有发生像“环县事变”那样的恶性事件。中共培养起来的新乡村精英在根据地乡村社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在1942年12月庆阳县五乡的减租会上农会主任田勇很有勇气地说：“只要佃权有保障，减租法令没有执行不通的，我保证五乡不会有一家地主逃避减租，减租后也一定交租。”(55)一些社团在执行中共政策方面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如子洲县双湖峪第四乡(市镇乡)的农会领导农民彻底实行了减租，外乡的老百姓羡慕地说：“你看市镇乡的农会真正是咱们老百姓的组织，给老百姓谋下多大的利益，咱们为什么也不组织起来呢?”(56)正是农民响应中共政策，积极参加到各种社团中来，逐渐脱离了旧权威的势力范围，使中共逐步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权力的控制。

　　第三，社会教育使中共实现了对根据地民众的全方位控制。在思想意识方面，社会教育实际上是对根据地乡村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和重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逐渐为民众所接受，变为民众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思想意识方面和中共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正如有学者所说：“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感，等于是瓦解了当时还是正统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根据地农民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更重要的是，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说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组织抵制的话，那么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57)组织行为方面，民众在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政权为他们设计政治行为模式(如参加各种政治性很强的社会组织、选举、各种集会)、生产组织模式(如各种劳动互助组织)、社会生活模式(如村民公约应遵守的规范)及其他制度，使根据地民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中共领导的政权紧紧交织在一起，中共实现了对乡村民众的全方位控制。

　　注释：

　　①如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②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49页。

　　③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页。

　　④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甲1，内部馆存本，1993年，第9页。

　　⑤[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⑥白向银：《在转变中的安塞工作》，《团结》第1卷第9期，1938年9月。

　　⑦环县志编纂委员会：《环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⑧李卓然：《论环县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第8期，1940年7月。

　　⑨高岗、王世泰：《关于环县自卫军叛变情况给林伯渠高自立的报告》(1940年2月25日)，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内部资料，1992年，第105页。

　　⑩李卓然：《论环县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第8期，1940年7月。

　　(11)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385～386页。

　　(12)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内部馆存本，1994年，第206页。

　　(13)《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第187页。

　　(14)《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80页。

　　(15)《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4页。

　　(1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66页。

　　(17)《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42页。

　　(18)《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2页。

　　(19)《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81页。

　　(20)《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1页。

　　(21)社论：《今年的冬学》，《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4日。

　　(22)《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新华日报》1944年6月6、7、8日。

　　(23)《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第389页。

　　(24)《绥德教育讨论会决定国民教育为工农兵服务》，《解放日报》1944年2月24日。

　　(25)《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25页。

　　(26)《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31页。

　　(27)赵超构：《延安一月》，新民报馆，1946年，第160页。

　　(28)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61～162页。

　　(29)《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1944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1945年1月11日。

　　(30)《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193页。

　　(31)吕良：《边区的社会教育》，《战时教育》第2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32)吕良：《边区的社会教育》，《战时教育》第2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33)《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73页。

　　(34)本报特讯：《中央文委确定剧运方针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解放日报》1943年3月27日。

　　(35)《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文委关于改进剧团工作的指示》(1943年4月25日)，《解放日报》1943年4月30日。

　　(36)《李鼎铭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1页。

　　(37)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08页。

　　(38)《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1992年3月)内部资料，第148页。

　　(39)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

　　(40)《各县热烈纪念“七七”》，《解放日报》1942年7月10日。

　　(41)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北极书店，1940年，第306页。

　　(42)《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

　　(43)中央党校延川实习团杨英杰等：《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共产党人》第4期，1940年2月。

　　(44)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甲6，内部馆存本，1994年，第226页。

　　(45)《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甲6，第220、221页。

　　(46)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1941)》，甲2，内部馆存本，1994年，第282页。

　　(47)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群众运动》，内部资料，1994年，第238页。

　　(48)中共盐池县党史办：《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

　　(49)《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33～134页。

　　(50)《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133页。

　　(51)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2页。

　　(52)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628页。

　　(53)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296、644～645页。

　　(54)《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347页。

　　(55)《庆阳实行减租交租》，《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5日。

　　(56)《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331页。

　　(57)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第223～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