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贯穿一生”的胡锡奎
来源：湖北方志网 《湖北方志》 作 者：胡绍文    2017-12-26 16:28:17

　　胡锡奎，1896年11月7日出生于孝感城关北正街一个书香人家。父亲胡延池是清朝秀才(廪生)，家道中落，教过书，做过香烟、百货生意。胡锡奎读完初中，18岁上汉口法文学堂，因家境窘迫，回家帮父亲做生意，他无心照料生意，只要父亲不在身边就阅读《天演论》一类书籍，在父母主持下与当地前清秀才郭秀夫的女儿郭雁勋成亲。1922年他到汉口谌家矶扬子江机器厂子弟小学教书，与正在武昌读书的舅弟郭述申(原名郭树勋)，经常阅读《响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兴办孝感暑期学校

　　胡锡奎1923年在武昌高师教育系学习，他与郭述申和旅鄂同学一起，讨论时事，抨击时弊，探讨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那时进步书刊的文章中，号召有志青年到社会中去、到民众中去，他们决定回到家乡开办暑期学校。胡、郭除了做当地知识分子的工作，又走访了孝感县知事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借用城关考棚模范高小的校舍，经费一部分是热心教育的青年自己拿，一部分靠社会各界的捐助。学校以新思想指导办学，除设有必备的部室外，还设有社会教育部、平民教育部，这两个部的职责是举办通俗讲演，定期调查人民的生活状况，开办图书阅览室等。第一期的校长，是由郭述申提名，教职员工民主推选，由胡锡奎担任。学校招生，提倡男女平等，妇女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第一期招收的120名学生中有40%的女生。学校采用新的教育方法设置课程，设有英文、国文、算数、常识、卫生、音乐、体育等课程。

　　胡郭办暑期学校，不仅为学生提高文化知识，还着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新思想的宣传，经常约请校外大学生作政治时事讲演，在学校政治常识课中，讲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为了向社会宣传新思想，从1924年开始，成立校刊编辑部，创办了《暑期学校校刊》，受到全省性、在武昌公开发行的《江声日报》的大力支持，同意用该报副刊的整个版面，连续刊登《孝感暑期学校校刊》，武汉的《江声日报》共刊登了九期孝感暑期学校校刊，对扩大暑期学校的影响，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对于引导有志青年献身为民众为社会作贡献，起了很好的作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镇压反帝示威群众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胡、郭等人立即回到孝感，继续开办第三期暑期学校，他们特别注意把文化教育和反帝斗争结合起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暑期学校组织了多场演讲会，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并在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的国耻纪念日这一天，组织以暑期学校师生为主体并吸收市民参加的示威队伍上街游行，声援全国工人和学生的正义斗争。那一天，近千人的游行队伍，拥向孝感街头，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等口号，队伍经过英国人办的教堂时，一个英国牧师走出来观看，听到呼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灰溜溜地跑回教堂去了。游行队伍就聚集在教堂门口，高呼口号，发表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大家起来斗争，那种慷慨激昂的场景，在孝感民众心目中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次游行是孝感民众第一次政治性的示威游行，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声援“五卅”工人斗争的行动，激发了孝感民众的觉悟，使暑期学校的学生得到了一次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

　　服务党的“六大”

　　1926年，胡锡奎变卖家具和妻子的嫁妆考入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加入共青团，12月经陈君起、曹壮天介绍，由共青团团员转为共产党党员。他一边学习，一边从事革命活动，负责编辑出版《前进报》，创办中山大学附中，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军警的注意，上了“黑名单”，军阀孙传芳正准备下令逮捕他时，党组织安排他火速离开南京，转移到上海，不久，党中央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兴奋地登上海轮，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勤奋学习，使他理论上更加成熟，政治上更加坚定。1928年，胡锡奎参加了在莫斯科近郊兹尼果多德镇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大会组织委员会工作。会后，胡奉命回到上海，在党中央组织部任国际交通，负责迎送来往于上海至莫斯科的人员。

　　1929年，胡锡奎被派往北平、天津、唐山地区做地下工作，先后主编党的刊物《北方红旗》《出路》《火线》，经常深入工人住宅，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并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唐山市委书记，北平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1929年1月，胡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一、二期上发表《不同意中央的政治分析》、《党内的斗争》、《答问友同志》和《对中央工作的建议》四篇文章，其中《对中央工作的建议》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并责成李立三在《党的生活》杂志上给予答复。

　　五年监狱生活

　　1931年6月，由于叛徒廖化平告密，胡锡奎被捕入狱，被关押在北平宪兵司令部，敌人不分日夜地审讯拷打被捕者，威逼利诱他们供出组织，出卖同志，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敌人严刑逼供，相继叛离了革命。面对严峻的局面，胡锡奎和几位同志挺身而出，在难友中秘密开展工作，鼓励同志们树立坚定的革命信念，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次，胡锡奎从一份国民党报纸上，得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革命围剿了消息，十分兴奋，立即在监狱里进行宣传鼓动，说：“红军打了大胜仗，蒋介石的统治长不了”。被同监房的叛徒密告了敌人，敌人把他押到刑讯室，说：“你在外边闹事还不够?竟敢到这里来做政治报告。”拉出叛徒当面对质，重打他二百军棍，加上重镣手铐。胡锡奎支撑着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身体，从刑讯室出来后，一路上故意大骂：“无耻!无耻!你们让于振邦出来咬我!”机智地告诉其他监房的战友们出了叛徒，准备对付敌人。

　　胡锡奎被敌人审讯了一个月，按国民党“紧急治罪法”，判处他死刑。1931年8月，他和几十名共产党员一起，从北平宪兵司令部被押送到北平陆海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再次受审，他们利用“九一八”前夕的革命形势和敌人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迫使敌人改变原判，由死刑改为十四年徒判，被押送草岚子监狱“反省”。1932年春，蒋介石派来职业特务，宣布对“政治犯”实行限期审查，规定六个月为一期，“反省”者即可出狱，三次审查仍不“反省”的就枪毙，当时，共产党在监狱的党支部提出：要像红军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一样，粉碎敌人的“审查”，胡锡奎立下誓言：“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决不向敌人屈膝投降。”和其他同志一起，经受住敌人的三次“审查”。敌人黔驴技穷，借口他在狱中闹事，把他同其他三人押走，扬言要枪毙，胡锡奎义无反顾，用坚定的眼光向战友们告别，但是敌人的囚车没有开到刑场，却开到了军法处。原来敌人企图用假枪毙的伎俩胁逼他“反省”、“悔过”，在军法处，四个人中间的两人，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叛变出狱了，胡锡奎坚贞不屈，敌人无奈，只得又把他押回草岚子监狱。1934年，为了抗议敌人的迫害，争取改善狱中条件，狱中党支部发动了一场绝食斗争，胡锡奎当时病后体弱，在绝食斗争中，和其他体弱的同志，面临着死亡的严峻考验，每坚持一分钟，都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但是必胜的信念和共同的目标激励着每个人，坚持到第七天，敌人被迫答应了条件，绝食斗争获得了胜利。1935年春，敌人见“感化”政策动摇不了共产党人的信念，阴谋对骨干分子下毒手，他们把胡锡奎和其他十一位共产党员判处死刑，加上重镣，单独监禁，等待执行，由于华北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定“何梅协议”，国民党党部和宪兵三团从北平仓皇撤离，这些同志才幸免于难。1936年10月，由于党组织的营救，胡锡奎和战友们胜利出狱。在长达五年多的监狱生活里，胡锡奎学习俄语、练习毛笔字、钻研马列，承受了敌人的摧残，经受住了考验。

　　出版《毛泽东选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锡奎担任冀东特委书记兼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他化名王瑞清，和李运昌等人一起，组织和领导了冀东22个县、约20万人的抗日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在宋时轮、邓华领导的八路军四纵队紧密配合下，占领了6座县城，摧毁了19个敌伪政权，建立起了7万人的抗日武装，这次起义威慑了日寇，震撼了全国，有力地配合了我军的正面抗战，也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春，胡锡奎先后担任北岳区党委和晋察冀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任过《晋察冀日报》社社长，主办党内《战线》《工作通讯》等刊物，经常为这些刊物写文章和社论，还代表党委在党校和各种干部训练班上作报告，讲授马列主义课程，一大批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从他那里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1944年，经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胡锡奎亲自主持了《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的出版工作，他委托《晋察冀日报》主编邓拓负责搜集编辑工作，对所有重要的文章和注释，他都亲自审阅，1944年初，经党中央批准，《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出版了，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这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对于当时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开辟热河解放区

　　日寇投降后，胡锡奎受党派遣，奔赴热河，开辟新解放区。热河省绝大多数地区经历日伪多年统治，日伪时期的汉奸、特务大多兼是地主、土匪，他们残酷压迫剥削人民。在我党派遣干部到热河后，汉奸、特务、地主、土匪勾结在一起，疯狂挣扎，枪杀我党地方干部，镇压人民，国民党又大举进犯，企图内外夹攻，将我党的力量逐出热河。在严峻复杂的形势面前，作为热河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胡锡奎，肩负着既要开辟新解放区，又要抗击蒋军的重任。他带领省委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开展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坚决领导了对汉奸、特务控诉复仇的清算运动。1945年12月，热河省委颁发了发动群众地指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对汉奸、特务的控诉复仇运动，使久受欺压的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省委又分析到在热河农村，农民长期遭受残酷的剥削，贫困达到极点，对土地有迫切的要求，如果继续执行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不利于发动群众。面对新的形势，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进行土地改革，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使他们在经济上也翻身。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热河全省组织了各种群众团体，建立了党的核心，建立了群众武装人民政权，使我党在热河立定脚跟，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打下坚固的基础。毛泽东高度赞扬热河省委的正确方针，并将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推广应用于东北根据地。

　　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1949年2月，胡锡奎在北平西苑创办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这所大学肩负着吸收和改造知识分子，为新解放区输送干部的重要任务。通过一年的努力，就为解放区输送干部25000名，又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的办学经验由中央批转全国其他解放区仿效，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吸收和改革知识分子、解决干部问题的重要途径。

　　1950年2月，中央任命胡锡奎为中国人民大学党组书记兼副校长，他深入基层，关心教师，亲自编写教材，注重科学研究，认真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苏联经验与中国具体情况结合的方针，兢兢业业地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他建立了每星期两次找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了解情况、研究工作的制度;他亲自审查各系的科研计划和培养提高教师的计划，并且亲自为《教学与研究》杂志定题目、审阅重点文章，连《人大周报》的清样，他也亲自过目。一年一度的科学讨论会，他都亲自主持，事先阅看主要科学论文，帮助教师修改这些文章。他特别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常常找一些教师谈话，对他们进行帮助。他还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解决了人民大学的各学科密切联系实际的问题。在13年时间里，人民大学为国家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和专门人才，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

　　平反昭雪

　　“文化大革命”中，胡锡奎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给他罗列了“反革命”、“叛徒”等莫须有罪名，频繁地揪斗、游街、毒打，大大小小的批斗会100余场。当时他已七十岁高龄，多次昏倒在地，甚至大小便失禁，然而，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支持他在原则上寸步不让。1966年底，他被摧残得病倒在床上，对看望他的孩子们说：“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几十年来，我的工作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我对党忠实，知错必改，所以你们可以相信，我的一生始终是由一条红线贯穿着的。”1968年初，由于他正式提出了陈伯达的问题，以“现行反革命”、“叛徒”的罪名投入监狱，在监狱中，他仍以顽强的意志进行斗争，铿锵有力地说：“我不是叛徒，更不是现行反革命!”1969年，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折磨下，胡锡奎得了胃癌，经常大吐血，“康办”不准动手术，使病拖延了八个月，致使病情恶化，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于1970年10月28日晚含冤病逝。

　　1979年1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召开了胡锡奎平反昭雪追悼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的一生。胡锡奎一条红线贯穿一生的事实得到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