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东江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来源：深圳特区报    2018-01-23 11:29:45

　　用膝盖当桌子记笔记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和干部文化水平，根据党中央指示，1944年7月，东江纵队在东山寺开办“东江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由东纵副司令员王作尧兼任校长，李东明任政委，林鹗任教育长，饶卫华任秘书长。

　　参加第一期政治队培训的东纵老战士郭际，曾在其回忆录《征途拾零》中介绍在军政干校学习的场景。郭际说，干校在大鹏城后山坡，东山寺借为校址。一到此地，校里就宣布约法三章：一是尊重寺规，不得干预和妨碍寺内人员作业;二是不准乱动寺内之物，保持寺内静肃、清洁;三是要让出足够地方让朝拜人员上香活动。

　　郭际说，开学前，学员们自力更生建校。征得寺主持人同意，给钱砍一部分竹子，每人编织一块笪子作为睡床，底下垫上几块砖头。还用稻草编扎一个小草垫，坐地下时作为凳子。在寺的左侧一片浓荫的树下清除了杂草，整理出一块约二百平方米的地方作为课堂，寺的右侧改造成为训练场、射击场。三个月的生活学习安排很紧凑。早起床后只有30分钟整理内务，洗漱。学员们隔晚盛好一口盅水，起床后迅速整理好内务，然后边走边刷牙，跑到约百米远的小溪洗脸后，立即跑步回来出早操。上课时带着垫子坐在地上，用膝盖当桌子记笔记。下雨时在寺内以班为单位细声丝语地讨论。晚饭后唱歌，开游戏晚会，或与大鹏城内的青干班联欢。

　　据悉，军政干校第一期的学员有排、连级干部200多人，成立了军事队和政治队。训练课很多，首先从战术思想出发，确定部队的编制，并使学员搞清楚战斗、战术、战役、战略等概念。

　　技术训练包括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的训练，一方面要求提高技术，一方面要求增强体质。

　　战术课包括包围、迂回、伏击、袭击、攻坚、打援等，着重点是攻坚和伏击。方法主要是根据我军自己的战例在沙盘上显示，由学员自己加以讲评，然后再由教员评比。

　　纵队政治委员林平曾来干校讲授游击战术，他除了讲解游击战术的积极性和灵活性，还特别强调提高部队的作战素质，向学会以1个中队的兵力歼灭伪军1个连或打垮伪军1个营的目标努力。

　　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干校留下一部分作为第二期训练班的骨干，其余都到战斗部队去，许多人很快就提升为中队的主要军政干部，个别的还提升为大队干部。大鹏著名的抗日英雄刘黑仔就是第一期的学员。

　　拆床板做凳子给学员上课

　　站在旧址前，回想71年前那一段光辉历史，88岁的东纵老战士钟声、85岁的边纵老战士王福以及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老干活动中心主任廖文立，津津乐道。

　　钟声老人告诉记者，他曾经是东江纵队当地一个情报站站长，1944年，军政干校创建时他17岁，已经是东纵交通员。他手下有个金牌女情报员，在一次任务中牺牲了。他说再派一个人去，女孩妈妈说，不要派人了，我去。当时做情报员是没有报酬的，一个老妇女，在女儿牺牲后，自己接着做，母女俩都是很坚强的人。

　　钟老说，他家共有8人参加了东纵，被称为“革命之家”。他大哥钟原曾是当时中共大鹏区委书记，还有一个哥哥叫钟文，是东江纵队当地一个武功队队长。

　　“我哥哥、姐姐和姐夫三人参加了第一期的培训。”钟老回忆道，那时，从他家步行到军政干校只要半个小时，一到傍晚放学，哥哥、姐姐、姐夫就会领着同学到家吃饭。那时，上课没有凳子，只能坐地上。钟老就同父亲一起，拆了家里的两张床，用床板做了20多张凳子，让他们带去坐着听课。

　　当时，附近一带有很多堡垒户，学员们白天到军政学校上课，晚上就到堡垒户去吃饭，住宿。

　　王福老人告诉记者，军政干校创办时，他只有14岁，那时他以放牛为掩护，为东纵部队送情报。有时他会把情报送到军政干校，听到学校在唱歌，就跑去旁听。

　　王老说，他所在的四和村，当年在大鹏半岛最早成立农会，群众基础很好。农会经常组织群众收粮食，送到岭澳和坝光等地给东纵。受办军政学校影响，当地很多人都纷纷参加革命。全村共有42户人家，其中就有24人参加东纵、边纵，有2人牺牲，4人受伤。当年农会用来给大家上课的一块黑板、一个尿桶，解放后被省博物馆收藏了。

　　威武刺杀声响彻大鹏湾

　　王作尧在《东纵一叶》回忆录中写道：在举办东江干校第一期训练班的同时，我们部队也掀起了一个学“三大技术”的高潮，开展了一个空前的大练兵运动。第五大队第三支队和惠阳大队是练兵重点，集中在坪山进行练兵比武。当时，我们的小兵工厂造出了一批三棱刺刀，全部装备到第三支队。这个大队经过三个月的训练，成为一支勇敢顽强的硬战队伍。后来在路西沙井袭击伪军吴东权部一个中队加一个小队。我们以少于敌人的兵力，不费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将敌一百多人全部缴械俘虏，首创东纵的白刃战纪录。

　　1944年底，军政干校续办了第二期，招生的对象为班长、排长，学习时间延长为半年。预定招收学员500名，后因部队要向江北和海陆丰发展，抽不出那么多班、排干部，只招收了300多人。这一期开始时在清溪铁场一带，后转到罗浮山。后来，这一期的学员全部随挺进粤北的部队奔赴五岭山区，成为开辟五岭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在办东江干校的同时，部队又在大鹏城里办起了青年干部训练班，从大鹏城到罗浮山，一年内共办了7期，每期100多人。其中从粤北地区来的进步青年先后有600多人，他们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层层封锁，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东江参加青干班学习并参加东江纵队。训练班依照延安“抗大”办校方针，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事化生活。

　　傅泽铭在他著的《星光熠耀》一书中这样描述道：这时的大鹏城，每当曙光初现，威武的出操口令声和刺杀声响彻大地;暮色四合，嘹亮的歌声此起彼落，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

　　日本投降后，东江军政干校就此结束。纵队原计划在此办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没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