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通过教育政策的改革调整推动了高等教育不断向前发展。据统计,到1945年,高等学校增加到141所,学生为80648人,教育质量也不断提高,对现今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因此,作为国民政府施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内迁高校的政策使得高校基本实力得以保存,不至于落入日本手中,被操控利用或完全毁灭,反而在高等教育的“质”与“量”上不断得以扩展提升。内迁也使得许多原本没有高校或高校很少的西北、西南等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专科以上学校,从而改变了高等教育在抗战前分布、发展极不均衡的状况,对内地各方面的建设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次,对课程设置进行统一整理使得全国的高等教育更为规范一致,既有利于加强教学管理工作,又提高了教学质量。其中,各高校根据抗战所需设置相应的应用课程,培养学生掌握抗战所需的科技知识技能,促使他们更好地投入抗战、服务于抗战。特别是在军费开支不断扩大,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依然能将巨资投入教育,创设贷金制及公费制度,极大地缓解了当时高校学生的生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源规模的不断扩大,培养出大批战时急需的以及战后恢复建设所需的人才资本。
再有,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有力加强了高等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教师资格审定政策使得一批合格的教师队伍得以保留下来;同时,薪资的严格统一使得教师的经济收入有了相对稳定的保障,有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发展。国民政府对教师科研学术的积极倡导、奖励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并激励了这支具有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使得中国的学术薪火能够不断延续,为后来的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以上几点不难看出,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更重要的“是由此而保存了中华民族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乃至求得整个民族独立的精神财富和人才资本,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不致因战争的破坏而完全中断。”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消极面。在学校的行政体制上,国民政府强化确立国民党的领导,实行以党治校。国民政府规定,高等学校的院校长以上的行政领导人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利用种种方法拉拢教授等高校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主要目的是监督师生的言行,灌输国民党的“一个主义”、“服从领袖”思想。
总之,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民族教育受到严重威胁之际,国民政府依然能采取符合教育发展要求的教育政策,尽管有消极的一面,但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今,高等教育的发展异常迅猛,高等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无不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高等教育要加快发展,永葆生机与活力,关键在于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的创新。因此,重新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改革中的有益做法进行反思,有助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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