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纸张从何而来
来源：论文网   2018-03-02 14:34:09

　　一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国民党允许中共的新闻媒体《新华日报》和大型政治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在其统治区内公开出版发行，但从《新华日报》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迫害和压制，纸张封锁即是其中最毒辣的一手。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曾多次对其部下说：“要公开查封《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不好办的，不准商人卖纸给他们，不许经济部给他们分配纸张，他们就会自己关门。”国民党特务威胁重庆市面上的纸商，不准卖纸给《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派员赴川内各地购纸，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和阻挠，困难重重。《新华日报》纸张供应十分紧张，只得派人到处找纸商零星购买，以补配购纸之不足。

　　然而，由于《新华日报》立论公允，报道真实，代表了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呼声，因此深受国统区读者的欢迎，影响日益扩大，印数不断上升。加上报馆还要印制大量的党内文件和进步书刊，《新华日报》的用纸需求量急剧上升。而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少量配购和自己的零星补购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新华日报》的用纸需求。

　　面对国民党的封锁、迫害，如何保障新华日报馆的纸张供应，从而保证一报一刊的正常出版，就成为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南方局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紧迫任务和使命。

　　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要自力更生。《新华日报》经研究决定：秘密筹备，自办纸厂。

　　二

　　1940年3月，报馆派出刚从新四军撤回报馆工作的苏芸等人乔装打扮，以普通纸商的身份到川东梁平等地调查了解纸张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情况。苏芸找到了熟人介绍的纸商王织森，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觉得王织森品行端正，富有正义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于是，先请王织森帮助《新华日报》秘密收购纸张。

　　1941年8月，《新华日报》决定让苏芸以个体商人身份投资8万元，王织森代表垫江股东投资1万元，梁平锦屏镇镇长欧仲武等地方势力认股1万元，共10万元资本，在梁平锦屏镇创办了川东复兴纸厂。该厂由苏芸任经理，王织森任副经理兼会计主任，欧仲武在梁平负责厂里事务。该厂在重庆东水门正街57号设立了推销处，由苏芸在这里主持推销工作。纸厂开工后，每天由锦屏镇发运100担左右白报纸到长寿，再用木船转运至重庆。

　　川东复兴纸厂生产的纸，首先保证新华日报馆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用纸。其次，为了使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借口，不给他们制造口实，也对正中书局和立信图书用品社等文化企业供应少量纸张。为此，苏芸和王织森秘密制定了一套内外有别的销售办法。供应《新华日报》和三联书店的纸张，不但在数量上必须保证，而且要做到“纸张好、价钱少、无缺烂、无短少”。对其他报馆书局则当面看货议价，质量和数量都不一定保证，交货了事。纸厂在纸张出厂时，建立了“检、剔、数”三道工序：“检”是检查纸质、纸色，首尾匀称;“剔”是剔去破烂糟粕;“数”是数足数量，不能短少。厂里生产过程中每道工序都要加盖工人代号，最后加盖合口印“川东纸厂出品”字样。每件纸的外包装上再盖上一个“川”字或“东”字。“川”字纸是上等好纸，专供《新华日报》和三联书店用，“东”字纸则是一般纸张，供应其他单位。

　　《新华日报》的纸源充足，自然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1941年底，国民政府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国华以“操纵纸张市场、囤积居奇”等罪名，密令逮捕苏芸、查封川东复兴纸厂、没收全部纸张。幸得地下党组织通风报信，苏芸及时转移。王织森将重庆千厮门货栈及囤积船上的全部存纸分别转运到化龙桥新华日报馆和冉家巷读书出版社。顽固派的阴谋彻底落空，但川东复兴纸厂也只好停办。

　　川东复兴纸厂停办后，《新华日报》与王织森商定：完全由垫江商股集资另行筹办建华纸厂，由王织森任经理，像过去川东复兴纸厂一样为《新华日报》供应纸张。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从未中断。

　　《新华日报》建立的纸厂还不止“川东”和“建华”两个。还在川东纸厂被查封前，《新华日报》就又派苏芸、王帮藻和抽调地下党荣县县委书记谢世荣组成工作组，以纸商身份到重庆北的大竹、广安、铜梁等地考察，准备筹建另一座纸厂。经过实地勘察，最后选定在广安县阳河场的丁家坪建厂。因为这里地处华蓥山，盛产白夹竹，造纸原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煤炭资源也很丰富，动力不成问题。交通十分便利，从渠河顺流而下可直达重庆。而且丁家坪地势平坦，三面环山，一面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隐蔽，建厂条件非常理想。加上这里还有一座已经停产的旧纸厂厂房，稍加修葺即可使用。《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求苏芸做到“绝对保密，长期以资本家的身份办好这个纸厂，要使《新华日报》的用纸无后顾之忧”。

　　为了使广安纸厂取得合法地位，纸张能够顺利运抵重庆，苏芸通过在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工作的地下党员褚度凝与该社负责人潘序伦达成协议：由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为苏芸出具在广安办纸厂的一切证明文件，纸厂则长期向该社供应纸张。潘序伦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会计师，又是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国民党顽固派都知道立信图书用品社是潘序伦办的文化企业。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萧条，工业凋敝，加上日军封锁滇缅公路，进口纸张十分困难，国民政府经济部的配购纸张更如杯水车薪，陪都重庆市场上纸张奇缺，供不应求。立信图书用品社遇见这等好事，喜出望外，立马就与广安纸厂签订了协议。

　　于是，广安纸厂有了可靠的合法身份，所产纸张经包装后盖上“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的红色大印，一路上车载船装，直发山城重庆。虽然沿途国民党军、警、宪、特关卡林立，但因广安纸厂手续齐备，又是合法的商业贸易，无懈可击，其纸张都能顺利地通过各种检查，一路畅通无阻，平安地运到重庆化龙桥边的嘉陵江畔，再转运至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馆。国民党顽固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现广安纸厂的纸大部分供应给了《新华日报》。

　　为了提高纸张质量，广安纸厂专门聘请了曾经留学日本的化工专家李可极担任总工程师。他在纸浆中加入适量的松香、白矾、牛胶等，生产出一种抗水纸，成为当时重庆纸张市场上的抢手货，几十家书店报馆都找广安纸厂订货。商务印书馆和《大公报》等单位还主动预付全部货款，甚至愿意借款给纸厂以扩大生产。苏芸后来还通过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立信图书用品社的潘序伦，争取到了国民党银行的一笔贷款，使广安纸厂的运转经费有了可靠的保障。

　　三

　　根据报馆的指示，在广安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苏芸在广安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首先，他把广安的部分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在小东街成立了“蜀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纯碱，解决了纸厂的用碱问题。然后，他又请广安县政府教育科科长杜希哲担任纸厂常务董事，纸厂在当地的合法地位更加巩固。

　　苏芸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当地地下党员杨玉枢的帮助下，结识了四川军阀杨森的退役旅长、广安地方上的袍哥大爷张晋昌。这样，原来很不安全的重庆与广安之间的现金往来，就由张晋昌在广安开设的“安泰钱庄”负责办理。在重庆办理的汇票，可以直接在广安兑现，不必再用大麻袋装现钞上路，这样既快速又可靠，而且从未有过失误。

　　从广安县城到阳河场丁家坪纸厂，要经过双河场等地120多华里的华蓥山区，这一带常有土匪出没，杀人越货，抢夺财物。城里的现金运到纸厂收购原料和纸厂的货物运出山区，都十分危险。

　　1941年7月下旬，国民党派军队“围剿”了占据华蓥山区的爱国进步地方势力郑启和部，制造了“河东惨案”，杀害了郑启和等数百人。郑氏旧部大队长白家河等人被迫落草为寇。

　　苏芸和杨玉枢又利用各种关系，与白家河达成“友好协议”，请其负责纸厂与县城间往来钱物的安全。所以，纸厂每月几次从广安县城钱庄取回现金作收购原料、发放工资等开支，均从未被抢过。纸厂的货物、现金路过匪区，全都安然无恙。

　　从丁家坪到化龙桥，沿途数百公里，山高水深，颇费周折。纸张从丁家坪起运，先要走一段旱路，然后在清溪口装船，穿渠江，越嘉陵，顺流而下到重庆，一路晓宿夜行，风里来，雨里去，押运人员风餐露宿，重任在肩，十分辛苦。但他们每次都能克服困难，战胜危险，顺利完成任务。

　　抗战期间，《新华日报》还在梁山办过文华纸厂，同友好商人合作，在梁山开办过正大纸厂和正大纸号，在大竹县石桥铺开办过正升纸号。

　　所以，《新华日报》的纸源十分丰富，除了供应报馆一报一刊平均每日用纸四五十令及印刷党内文件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单位的全部用纸外，友好同业如《新蜀报》等一遇纸张紧缺，《新华日报》总是慨然相助。甚至连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也找《新华日报》借过纸。

　　在《新华日报》经历9年零1个月又18天的日子里，在《新华日报》日发行量最高增至五万余份的日子里，《新华日报》从未因缺纸少印过一张，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大后方国统区最大限度地得以传播。

　　周恩来对报馆的纸张供应工作十分满意。

　　该报总经理熊瑾玎曾形象地说：“纸厂就好比为我们前线作战生产枪弹的兵工厂，没有枪弹的军队是无法作战的。”

　　而毛泽东则更是形象风趣地把在大后方舆论阵地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新华日报》比作“我们党的一个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