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建设
来源：论文网　作者：苏振兰   2018-03-05 14:15:29

　　一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宣告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晋察冀边区建设中,聂荣臻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为边区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聂荣臻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宣传文化工作,培养了一支无限忠于革命事业而又人数众多的文化工作队伍,与人民生活、战斗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战斗作用。

　　1937年12月11日,“抗敌剧社”在聂荣臻的关怀下成立了。“抗敌剧社”在阜平成立时,最初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是杨克武,演出一些红军舞蹈、抗战歌曲等比较简单的节目,以配合作战和发动群众等中心任务。后来,从大中城市来了一批知识分子,演出的节目逐渐丰富了起来。1939年初,开始有了女演员胡朋、陈剑戈、陈群等,演出的水平更进了一步,可以演出多幕话剧了。

　　“抗敌剧社”的同志们坚持以艺术做刀枪,以舞台做战场,热情讴歌抗日军民,愤怒鞭笞凶恶敌人,把戏演到日伪军的碉堡下,把标语贴到伪县政府的影壁墙上,把漫画画到敌占村庄的墙壁上。剧社不仅创作和演出了《子弟兵和老百姓》、《戎冠秀》、《李国瑞》、《战斗里成长》等大量优秀剧目,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有些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

　　聂荣臻常对边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和宣传部长潘自力说:“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地方。”“我们要有力地抵制敌伪腐朽文化,使扼杀进步文化的国民党统治区相形见绌。咱们边区汇集了众多有志有为的文化战士,尤其是平津地区来的大批优秀的知识青年。我们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也帮助他们,使他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对于剧社文艺节目的演出,聂荣臻尤为重视。“抗敌剧社”演出的《松花江上》、《张家店》、《美人计》、《顺民》、《林中口哨》及政治部主任舒同亲自编写的《警觉》等戏剧,演出水平虽然不很高,但聂荣臻一有空就去看,有时看后还要作指示。有时候,他看到一部好戏,总是高兴得连声说:“演得好,演得好!你们应该下到分区去巡回演出,让下面的同志也一饱眼福,既受教育,又得到娱乐。”一次,“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苏联话剧《母亲》,他观看后接见了剧组人员,称赞他们演了一出有很大教育意义的戏剧,并说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是不能对立的,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会餐的时候,他特地向导演崔嵬、丁里、胡苏、汪洋以及饰演主角的胡朋和所有的演职员敬酒,表示感谢,使文艺工作者们深受感动。

　　二

　　1942年,晋察冀边区的斗争进入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这年的1月15日,聂荣臻在平山县寨北村出席了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会议期间,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等人向聂荣臻提出,大家从战斗的第一线到分局和军区来开会,希望能看到一些水平较高的演出,譬如曹禺的话剧《日出》,请聂荣臻问问“抗敌剧社”能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聂荣臻马上把剧社社长汪洋和指导员刘肖芜找来,转达了这一意见,并说:“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只了解地主,不了解资本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情况更不熟悉,看一看《日出》这个戏有好处。”

　　刘肖芜问:“司令员给几天做准备?”

　　“3天。”聂荣臻说得十分干脆。

　　“天哪!”汪洋和刘肖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个大戏,而且连剧本都还没有,更不用说排练、服装、布景、道具了!

　　看到两人不敢贸然回答,坐在聂荣臻身旁的吕正操鼓励说:“没关系,你们就是拿着剧本在台上念,我们也看!”

　　话说到这个份上,汪洋和刘肖芜别无选择。返回剧社后,他们连夜进行紧急动员,并迅速从华北联大文工团的沙可夫那儿借来了剧本,抓紧一切时间排练,仅用3天时间,就把大型话剧《日出》搬上舞台,献给了边区的军民。

　　雪花飘飘,天寒地冻,帐篷舞台就搭在雪地里。聂荣臻指示在帐篷舞台四周挖了一条燃着炭火的土沟,为穿着单薄衣服和旗袍的演员驱寒。他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边烤火边朝准备演出的演员们喊道:“加炭火呀!喝酒哇!”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赶紧给演员们发酒,让每个人呷上几口酒御寒,好脱去披着的棉衣上台。演出服装是麻袋布和纱布做的,剧中的沙发是驴驮子翻过来塞上背包改装的,布景也是土法上马搞出来的……但是,3个多小时的演出,使身处敌后的人们大开眼界,热烈的掌声在冬夜的原野里经久不息。演出结束后,聂荣臻特地走上台向演员们表示感谢,还称赞饰演“小东西”的年轻女演员方碧演得好。方碧幸福地望着慈父般的司令员,眨着美丽的大眼睛,甜甜地笑了。

　　聂荣臻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这位既会演戏又能写剧本的文艺女战士留给他的最后一个微笑。两个月后,方碧与剧社的战友们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宣传演出,在山西崞县神岗头遇敌牺牲。惊闻噩耗,聂荣臻震惊不已,特地发出唁电,以示哀悼。当时,负伤的还有文艺骨干杜烽和女演员胡朋等五六个人。他当即指示说:“赶快把负伤的同志送回来治疗。被俘的同志,我们再困难,也要用金子设法把他们换回来!”但是,被俘的文艺工作者大多宁死不屈,几乎没有生还的。

　　聂荣臻非常爱惜文艺骨干,他对“抗敌剧社”的人才保留作了几条严格的规定:第一,剧社里凡是有文艺才华,做出过贡献的人员要调出去,都得经过他批准;第二,剧社里女演员太少,即使是符合婚恋条件的老红军团职干部,也不许到那儿找对象;第三,创作和演出的节目一般由剧社自己定,顶多宣传部审查一下就行,他不去干涉,叫别人也不要一味指责。

　　正是因为有了聂荣臻的这几条规定,才使“抗敌剧社”保持了稳定,涌现出一大批当时和后来闻名于全军乃至全国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有一次,军区政治部调汪洋到冀东工作,忘了向聂荣臻报告,聂荣臻发觉后命令立即追回。宣传部长潘自力急得连警卫员都来不及带,骑着快马,满头大汗地追上了汪洋,心急火燎地喊着:“聂司令员不同意你调走,赶快回去换人!”由于聂荣臻的悉心培养,新中国成立后,汪洋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

　　三

　　聂荣臻对文艺工作者总是给予厚爱,以至于大家常说“抗敌剧社”的文艺兵是“军区之骄子”。聂荣臻关心文艺工作者,还表现在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上。考虑到剧社社员要演出,下部队时要做政治鼓动工作,所以,他批准文艺工作者穿干部服,留头发,不必像普通战士那样一律剃小平头。但是不允许他们生活散漫,作风拖沓。有时,他看到个别的剧社人员衣冠不整,军容风纪不好,会叫住他,严肃地说:“你们剧社是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地方,各方面都要做出好榜样嘛。”

　　1941年7月5日,在边区第二届艺术节大会上,聂荣臻提出:我军的传统,是“把艺术当作政治工作的武器”,“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军队要用这个武器来提高战斗力。艺术要大众化,也要提高,不要因有某些缺点而否定一切。艺术工作,是需要经过10年、20年长期努力才能有成就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斗争事业服务,深入生活,深入斗争实践,为创造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而努力。这一讲话,在晋察冀文艺工作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8月,晋察冀军区也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聂荣臻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结合晋察冀边区斗争的实际情况,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军从红军时期起,就重视文艺工作,即使在艰苦的长征中,仍然在战斗间歇,组织大家唱歌跳舞。八路军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蓬蓬勃勃地开展文艺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使革命文艺成为强有力的武器,这是值得我们夸耀与骄傲的。尽管我们的军事装备比不上强大的敌人和其他军队,但在文化武器这个方面,我们的“装备”是并不落后的,这是我们的优点和特点……最后,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伟大的作品将来一定要产生,而且一定会产生在前线,产生在堡垒附近。”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没有辜负聂荣臻的重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确实做到了以革命文化这个锐利武器,打击敌人,团结、教育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聂荣臻还十分重视边区人民的政治文化教育,边区普遍建立了小学、中学和冬学、夜校,村村办有“扫盲班”,帮助不识字的农民学文化。文化教育活动,不仅遍及边区各地,还发展到一些游击区和敌占区。到1939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北岳区和冀中区共开办了7000多所小学、7所联合中学,中小学生达40万人左右,晋察冀还创办了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战建国学院两所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各类干部。边区军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建设边区、保卫边区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

　　1937年12月11日,在聂荣臻的关怀下,《抗敌三日刊》和“抗敌剧社”在同一天成立。《抗敌三日刊》最初是油印的,以后逐步发展成石英铅印的报纸。印数也由开始时的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1940年11月7日,《抗敌三日刊》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它积极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日的方针政策,准确、迅速、及时地报道边区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成为深受大众喜爱而又具有权威性的报纸,为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聂荣臻格外喜欢这份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也格外喜欢辛勤办报的邓拓和那些年轻有为的编辑、印刷工人及发行人员,他深情地回忆过:“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很精干,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邓拓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就这样,《抗敌三日刊》、《晋察冀日报》相继印发到边区各地,敌人却始终找不到这些“游击报社”的踪影。

　　边区还办有理论刊物《新长城》,综合性的文化杂志《学习半月刊》,文学艺术刊物《诗建设》、《山》、《鼓》、《文艺通讯》等等。它们像一支支犀利的投枪和匕首,刺向敌伪的反动宣传和腐朽文化,也刺向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黑手们。

　　晋察冀边区火热的斗争生活尤其是舆论宣传工作,给当时担任抗大二分校大队政委的傅崇碧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在晋察冀边区,报纸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天天都有报纸看。敌人来“扫荡”时,印刷机用牲口驮着走,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印报,然后再通过民兵把报纸分送出去。

　　五

　　鲜为人知的是,聂荣臻自己还是个摄影爱好者。1936年秋冬,他曾用任弼时送给他的照相机,在西安附近拍了不少照片。

　　抗战初期,聂荣臻对平型关战斗中战地记者沙飞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赞不绝口。当这位上海来的摄影记者向他提出希望留在一一五师工作时,聂荣臻满口答应。后来,他亲自批准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设立新闻摄影科,任命沙飞为科长。1939年1月1日,军区在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一次摄影展览,轰动了整个山村,部队的干部战士看,附近村子的老乡也来看,热闹非凡。聂荣臻尽管事前已经过目,也挤在人群里再次欣赏,他对沙飞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生动,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放大,群众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他还规定,今后军区的重要活动,都要通知摄影记者参加。后来,他看到沙飞等人用自制的土放大机放大的照片时,高兴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做什么事都有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太好到比较好的过程。他的充分肯定和鼓励,使沙飞极为感动。

　　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7月7日,聂荣臻亲自为创刊号题词。

　　这本创刊号,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用铜版纸印刷,文字说明用中英文对照,画面用简单的彩色套印,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之后,众多的新闻摄影工作者,用生命和血汗的代价,深入前线、深入群众,拍下了数以千计珍贵的历史镜头,发表在画报上,成为晋察冀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最形象生动的历史见证。

　　1943年9月,《晋察冀画报》第四期发表了著名的《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摄影作品,轰动了全中国。那是1942年春季反“扫荡”中,由沙飞在冀西紫荆关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抓拍的。作品以一个正在等候命令准备扣动机枪扳机对敌射击的战士和手持驳壳枪弯腰前倾注视敌情的指挥员威武身影为前景,与雄伟蜿蜒、象征民族不屈精神的万里长城相互映衬,又以向三面延伸的崎岖山岭为背景烘托渲染,远近相融,主题鲜明,寓意深邃,战斗气味浓郁,整体画面庄严凝重,人物情感张弛有度,雄浑刚健中饱含着必胜的信念。《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于1946年7月被收入丛书《人民战争》,1950年8月在北京故宫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上又被放大成巨幅照片展出,后又入选多种全国性、全军性甚至是国际性摄影展,并被收入《中国革命战争摄影作品选》、《人民战争必胜》、《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崇高美的历史再现》、《沙飞摄影作品选集》、《沙飞纪念集》等影集画册图书,成为中国解放区重要经典摄影作品之一。

　　《晋察冀画报》及其后相继出版的《晋察冀画刊》、《华北画报》等画刊,共发表摄影作品3000余幅,在中国军事摄影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