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日报》到《晋绥日报》之一
来源：红色晋绥 - 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吕梁晚报》   2018-03-05 14:47:04

陕北神府杨家沟村抗战日报社所在地

　　《抗战日报》在兴县艰难创刊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长足发展，新闻媒体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不仅有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体，而且出现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新媒体。新媒体的出现不仅可以随时记录我们生活角落中的一点一滴，更可以让我们随时点取想要获得的新闻资讯。

　　然而，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吕梁山区的军民想要获取一点新闻咨讯，创办一份统一的铅印报纸，都很困难，唯一的一份《抗战日报》还是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艰难创刊的，为此，无数仁人志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才使得这份报纸在敌后根据地生根发芽，成为晋绥边区历史最忠实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并成为当时晋绥边区的一面战斗旗帜。

　　在战火中诞生的《抗战日报》系《晋绥日报》前身，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抗战日报》于1940年9月18日在兴县石楞子村创刊，1946年7月1 日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改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终刊。该报为四开四版铅印报纸，初创为三日刊，后改为间日刊、日刊。从创刊到终刊，报纸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时将近9年，共出版2171期。在这期间，先后有606名编辑、记者、报务人员、印刷工人以及出版发行人员在报社工作，他们在战火年代为办好这张报纸浴血奋斗、忘我献身，在晋绥边区树起一面战斗的旗帜。

林枫为《抗战日报》题词

　　边区急需党的声音突破封锁

　　1940 年春，晋西北军民击退了阎锡山政权，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的军队和政权退到了汾离公路以南的晋西南地区，晋西北成为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结束了晋西北地区阎锡山与共产党两种军队、两种政权的并存局面。根据形势的变化，1940年2月，按照中共中央的电示，中共晋西南区党委与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合并，组成中共晋西区党委，统一领导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地区党的工作。与此同时，晋西北军民打退了日军大规模的“春季”扫荡，使得新生的根据地建设日趋巩固，一切工作都在迅速地开展。

　　由于晋西北根据地东起同蒲路北段，西至黄河，南临汾离公路，北接清水河，与大青山区相依，地理位置比较闭塞，造成这一地区军民的信息沟通非常困难。加之，新生的根据地敌后环境险恶，日军不断扫荡与封锁，使得战地分散隔离，而广大领导干部、部队官兵、普通群众急需听到党的声音，了解各个根据地敌我斗争的情况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同时，新生的根据地也急需把党政军民对根据地建设和对日斗争的工作方针和具体办法以及抗日军民奋勇杀敌和建设根据地的伟大事件突破日军依靠地理上的武装分割建立起来的封锁传达出去。所有这些都需要报纸，而且在那个年代只有报纸能够担负起这个重任。于是1940年春，中共晋西党委决定创办全区统一的铅印报纸以替代原晋西南党委的油印机关报《五日时事》。

周士第同志为《抗战日报》题词

　　兴县创刊战火中艰难孕育

　　要在刚刚建立起的敌后根据地办报非常不容易。晋绥军民刚刚赶走阎锡山军队，日军又频繁地进行大扫荡，是晋西北最艰苦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在《抗战日报》创刊前夕，正是八路军为打破日军的封锁，在华北对日寇发动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日军加紧回师敌后，力图摧毁整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时候，晋绥边区根据地正处在残酷、频繁的战争中，敌我双方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边区军民常年过着艰险紧张的战斗生活。此时，整个晋西北地区物资匮乏，群众文化水平落后，一张报纸非常艰辛的创办前期筹备工作就在这种环境由此展开。

　　首先，摆在中共晋西区党委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采编人员紧缺。于是，在当时的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稼夫同志的主持筹备下，报社首先吸纳了《五日时事》和《新西北报》一部分工作人员，构成了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采编队伍，紧接着，报社开始筹措办报必需的印刷器材、纸张、油墨等等。

　　在敌后根据地办报的另一项艰难的工作，就是印刷器材的筹备，根据地物资匮乏，没有出版报纸必须的印刷、通讯器材，就连纸张、油墨和办公文具也因日军的封锁而奇缺。报社工作人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占区商人，从天津、太原等敌占城市把这些东西往回运，有些同志就是倒在了准备办报物资的路上。

　　在抗战日报社工作过的邵挺军在后来回忆中写道：“《抗战日报》筹备和创刊期间，正是日本侵略者回师华北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推行‘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的时候，频繁的战争，物资和技术的缺乏，使筹备和出版报纸非常困难，我们的同志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敌占区购买敌人禁运的印刷器材和其他物资，高锡嘏同志就是在1940年春天到敌占区购买印刷器材，因汉奸告密，被日本鬼子刺刀杀害的。后来，除了铅以外，报社尽量自力更生制作各种器材和物资，如本地产的大麻油和自己烧制的松烟制成油墨，报社自己动手办了造麻纸的纸厂，最高日产量达到了25000张。发行报纸的同志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把报纸送到了游击区和敌占区，模范交通员李人和在文水县敌占区运送报纸曾几次在敌人包围和追捕中，用手枪和菜刀同敌人拼杀，在一次被敌人包围中，他英勇地用手枪和敌人拼搏，最后弹尽牺牲。”

　　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和困难形势下，《抗战日报》创办起来，承载着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硝烟弥漫中在兴县石楞子村艰难地孕育、诞生。

贺龙同志为《抗战日报》创刊题词

　　游击办报穿梭于黄河两岸

　　1940年9月18日，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抗战日报》终于在晋西北根据地正式创刊。

　　报纸创刊号的《发刊词》明确宣布：“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建设晋西北，便是本报的三大任务。”贺龙同志还为报纸的创刊写了“抗战日报，人民呼声”的题词，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为根据地的建设再立新功。

　　在《抗战日报》创办的第一个年头，正赶上日军反复开展大规模扫荡，加之国民党的多次军事围剿。面对残酷的战争，报社工作人员不得不“游击办报”。

　　创刊不久，报社就数度转移，后来报社在黄河西岸神府县前杨家沟村的后方基地建立起。在战斗紧张激烈的时候，为了保证报纸按时出版，编辑人员就渡过黄河在神府安营扎寨，战斗结束后再返回河东，就这样，以黄河为屏障，报社人员穿梭于黄河两岸，在黄河两岸度春秋。

　　但是每次转移渡河，报社人员都要经历一番辛苦。一遇日寇扫荡，就“坚壁清野”，报社人员把桌椅板凳藏进山洞，背上单薄的行装，挎上文具包和干粮袋，向黄河对面的安全地方转移。特别在冬季的反扫荡转移时，晋西北黄河两岸农村，一出门就是山，黄土高原的西北风，往往扑面而来，而河面上早已结冰，转移的工作人员脚下打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有时冰层裂陷，掉进水中，双脚冻得麻木，不少人手脚患上冻疮。到了河对岸，没有煤炭和木炭取暖，只好七八个人挤在冷炕上和衣而睡，没有桌凳，墨水冻结，只得趴在房东的炕头写稿编报。

　　据在《抗战日报》工作过的同志们回忆：“编辑同志们夜间睡在冰冷的炕上，人人缩成一团，这是最难挨的，长期营养不足，加上工作紧张劳累，有些同志积劳成疾，第一任总编辑，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赵石宾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就是在日夜操劳、缺吃少药的环境下于1942年3月30日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年仅二十八岁。”

　　生活环境艰苦，采访环境更为艰苦。深入前线和基层的采访的报社记者，他们随军采访，往往黄昏开始行军，途中不得吃饭，不得休息，黎明到达宿营地后又要抓紧采访写稿。在游击区采访和敌人遭遇时，他们或者参加战斗，或者巧妙地躲过敌人，然后继续进行采访。采访完后，他们再返回驻地，顾不上休息，有的装好手摇马达和收报机，抄收延安新华社的新闻电讯，有的修改手头的稿件，有的撰写评论文章，一片繁忙景象，当时的许多期报纸，就是这样在战斗中编排出来，与读者见面的。

　　战争与饥饿的威胁，并没有压垮报社人员，反而使得《抗战日报》渡过初创阶段的难关，在晋西北大地站稳了脚跟。正如贺龙同志所说：“《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的光华，团结着全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