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员正在送报纸
艰难的送报路
不管是《抗战日报》还是后来更名的《晋绥日报》在印出以后,都需要交通员将它们送递给晋绥边区的用户和读者,由于日寇对根据地实行封锁,所以交通员要把报纸送出去,不仅要有适应当时环境合适的发行体系,更需要有千千万万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封锁的交通员。
《晋绥日报》编辑们在一起合影
《晋绥日报》造纸厂全体职工合影
四级报纸发行体制
1940年9月18日,《抗战日报》正式在兴县创刊后,随即晋西北行署决定设立的通讯总站及其在各专区设立的分站,由专门的发行机构和人员承担报纸的送递,确保边区的读者可以看到报纸。
成立了通讯总站和分站后,通讯总社对干部和通讯员进行半月的训练以后,当即分赴各地,建立起各级组织,开始工作,传递所有公文和各种书报。1941年5 月,行署通讯总站改名行署交通总局。到年底的半年时间内,交通总局即在各地建立起六个分局,二十七个县局,七个联络站,传送报纸二万零八百九十五捆,发行速度较前提高一倍。1942年10月,晋绥分局作出《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党团“负责切实帮助《抗战日报》各地办事处、分销处检查报纸的输送和发行情况,并帮助其改善、健全,使不致有停滞、缓慢、浪费等现象”。
同年11月17日,行署政务会议决定交通局改为交通站,其领导关系除本身系统外,各级交通站均应受同级政府领导。行署设总站,专署设分站兼《抗战日报》社办事处,各县设县交通站兼《抗战日报》社分销处,县以下设代办所兼《抗战日报》社代销处。这样,就形成了从行署、专署、县到区的四级报纸发行体制,这种体制一直保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这种四级报纸发行体制形成后,交通员们经常检讨和改进工作,不断提高发行速度。1943年3月,交通总站制定出《寄递函件章程》,提出了严格的投递纪律。这一章程实施以后,总站到县站普遍按报纸出版时间,随到随发随送,下午三点以前到总站的报纸,晋绥分局和行署各机关单位大都能当天看到,专署一级距分站较近的机关,也能比过去提前一天看到。
据《抗战日报》报道,有一个分站,原先最快十二天才能看到新报,后来只需五天就能看到。1943年11月,交通总站进一步改进了区县之间的投递办法,按县府距各区远近及村公所、学校的分布情况,建立若干循环干线,实行沿途递送,凡距干线五里内村庄、学校,都尽力转送,按需要由政府指定设立村代办所,负责向附近各处转送。这样,就避免发生报纸积压、倒转、遗失等现象。比如神府一些边远地区,过去十天半月看不到一张报纸,有的地方甚至半年见不到几张报纸。把全县划成三条干线后,定期派交通员下乡,每条线路四天往返一次,投送时间显著缩短。
交邮合一发行体制
1946年《抗战日报》改名为《晋绥日报》,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边区政府成立了边区邮政管理局,施行交通站与邮局合并,报纸发行投送工作遂于当年7月交给邮局管理。
邮政管理局直属邮政总局领导。在此之前,除兴县、临县、保德等内地县份外,其他县都没有邮局。邮政管理局成立后,各县原有邮局不变,增加邮递员;没有邮局的县份,按该地具体情况,分别设立二等或三等邮局;各重要市镇及人口繁多、交通方便的村镇,也分别设立邮局或代办所。到1947年四月底,邮务工作迅速开展,已建立二、三等邮局四十多个,各区及繁华市镇建立代办所三百多个,边区境内邮路总长度达二万多里,西达陕甘宁、东抵晋察冀的两条干线畅通无阻,边区通往境外的各条邮路也先后开通,大大加快了送报递信速度。由兴县到临县的报纸信件,过去需要三昼夜才能送到,此时日夜开班,两天一夜即可到达。兴县的报纸,从4月7日起,邮局收报后直接分送各订户,一个半小时内即可通达全市,读者反映很好。从此,报纸发行即由过去的四级发行体制,改为邮局分送各区、各区分送订户的二级发行体制,这种体制一直保持到报纸终刊。
“报纸就是我的命”
不管是四级报纸发行体制,还是交邮合一的发行体制,在交通不便,战火纷飞的年代,都需要交通员要把报纸送到千家万户。“交通工作好像人体的神经,交通员犹如血液一样。”这是当时交通站和交通员对报纸交通发行工作的一致认识。
他们不仅要肩扛报纸,跋山涉水,受徒步负重之苦,而且往往要遭遇敌人,穿过封锁,冒生命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阻止革命报刊的发行,常常断绝交通,进行人身搜查。敌人甚至采取高价收买的办法,妄图扼杀革命报刊。1944年以前,规定一张《抗战日报》的收买价为十元,1944年以后,提高到每张小米二斗。但是,视报纸如生命的交通员,不怕敌人的封锁,不怕敌人的收买,不畏路途的艰难,数年如一日,坚持把报纸送到群众手中,创造出许多动人的事迹。
在1944年6月6日刊登的《交通要读报组漫谈记录》中有不少例子。1944年3月,模范交通员李人和在方山敌占区送报时被敌人发觉,经常处在敌伪的追捕之中。一天,他正在屋内整理报刊文件,突然被二十多个伪军包围,他立即把门关上,一边拿起手枪射击,一边将报刊文件烧毁。接着,他一手拿枪,一手提菜刀,冲了出去,爬上屋顶战斗。在敌人慌乱躲逃的瞬间,他乘机突围脱险。不久,李人和在另一个村子再次遭遇包围,终因弹尽无援而英勇牺牲。1940年冬季反“扫荡”中,方山交通站站长王甫年送报途中遇敌,他把报纸藏进地里,自己却被敌人当作老百姓抓去做苦工。他乘敌人不备逃了出来,回到原地将报纸取出,继续转送,完成了任务。1942年9月中旬,交通总局交通员张步贞送报到临县,正遇敌人出扰,我方机关转移,不知去向。他抱定不完成任务不回总局的决心,扛着报纸,冒着危险,整整找了两天,终于找到专属机关,送交报纸。
交通员康裕敏每次送报走在半路上住老乡的家,老乡总是要他把报纸放在院里,他就和老乡说:“报纸就是我的命!不能放在院里!走路也要回头看看有丢下的没有。”
“报纸就是我的命!”这朴实无华的言语,充分表达出交通员对报纸的珍爱,对工作的负责。如果说,编辑记者、造纸工人和印刷工人,是用墨水和汗水浇灌了《晋绥日报》的话,那么,广大交通发行人员,则是用自己的热血培育了《晋绥日报》。送到读者手里的《晋绥日报》,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而是报社所有工作人员,集体奉献给晋绥人民的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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