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上)
来源：论文网，作者： 方汉奇    2018-03-11 14:17:35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至今已有103年的历史，是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望的报纸。在她的103年的历史当中，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段，影响最大，声誉最隆，是《大公报》报史中的最光辉的一页。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和《大公报》当时的领导人费彝民谈到《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的表现时，就曾经肯定地说：“她是爱国的”，“她是坚持抗日的”。毛泽东在1941年张季鸾逝世时发给《大公报》的唁电中，也肯定张在《大公报》的言论，“坚持团结抗日，功在国家”。这些都是对《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的最权威的肯定。

　　《大公报》的爱国和抗日，并不自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之日始，而是一以贯之的。

　　《大公报》的前三代主持人都和日本有过密切的关系。《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应日本报界邀请访问过日本，接办英记《大公报》的王郅隆曾多次浮槎东渡，并最后死于1923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新记公司时期的“三驾马车”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都是清末民初赴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1926年他们接办《大公报》到抗日战争结束的这一段时期，报社内拥有一支在全国范围内说来都算得上是顶尖级的对日本政情、军情、国情十分了解的知识分子群体。即除了吴、胡、张三个人之外，还有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作深入研究写过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王芸生，和曾经在东京大学攻读社会学1937年毕业回国办报的日本问题专家李纯青。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知日，而不亲日。早在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就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觊觎和北洋当局的媚日行为，表示过强烈的不满。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当局接受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约，她是坚决反对的。段祺瑞内阁发动的满蒙五路对日大借款，她也是坚决反对的。

　　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一段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活动，《大公报》也表现了强烈的义愤。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大公报》就报道了日军攻占沈阳北大营发动侵华事件的消息。9月22日又在后续的消息中配发评论，要求日方“先行退兵”。10月7日又发表题为《明耻教战》的社论，要求“全国上下，彻底明白国耻之由来，真切了解国家之环境，实际研究雪耻之方案。”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明耻教战”始终是《大公报》评论和报道的一个中心课题。与此相配合的有两大举措，一是从1932年1月5日起开辟“国难痛史一页”专栏，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省凶残横暴之一斑”。一是从同年1月11日起，开辟“本报特辑”专栏，连载王芸生所编撰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前者连续刊载了10天，后者每天见报，连续刊载了两年半。正文前还冠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等字样。王芸生的这部专著，记载了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日之间的重大交涉事件，以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日本凌辱中国的历史。为了撰写这部专著，王芸生查遍了京津两地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文献资料，走访了能够找到的曾经参与两国外交活动的前清和民国外交官员，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成为在中日两国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日本问题专家。

　　对此后发生的1932年的淞沪抗战，1936年的绥远抗战，红军的北上抗日，《大公报》也都作了积极的报道。范长江为介绍红军北上抗日所写的系列通讯，如石破天惊，影响尤为巨大。此后为“西安事变”所作报道和评论，也和她所一贯坚持的抗日爱国的主张，息息相关。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支持抗日，主张“明耻教战”，但并不轻易言战。这方面的言论屡见于当时的社评和主持人的文章。前者如“九?一八”后不久发表的社评《国家真到严重关头》，有“近者民气悲愤，争欲一战，……然事实在今日号召宣战，却实中日阀之陷阱。”①等语。后者如胡政之在抗日战争开战两年后在李纯青《日本春秋》一书书序中所表白的：“我们一向希望中日两国和平相安，二十年来持论一贯，所以九一八以后，尽管有人主张对日作战，我们却从不轻于附和。”当时国民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约仅合4.17亿美元，军力军费严重不足，《大公报》盱衡国力，对内支持联共，对外支持联苏，一面主张“明耻教战”，“一面决心速备自卫，一面本现有之国际轨道，力求多助，奋斗到底。”②她的主张“缓抗”，和不轻言战，未始不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应该允许《大公报》的那些知日派们从国家利益出发，有这样考虑的权利。只要想一想，如果抗日战争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0年就全面打响，中国所单独承受的日本侵略军的压力，和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有多大，就会对《大公报》这一时期的“缓抗”主张，多一点理解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始终坚定不移从事抗日宣传。

　　虽然不轻易言战，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公报》就义无返顾，毫不犹豫地全力投入了抗战的宣传。正如胡政之在前引书序中所表白的：“一变而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并决心“和日阀撕拚”，一直“打到使日本服输认错，悔过自拔”，“变更国策，放弃侵略”为止。③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坚持抗日到底的思想，始终坚定不移。

　　首先是决不在日军和和敌伪势力的统治下办报。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12月14日宣布自次日起对在租界内出版的各报实行新闻检查，《大公报》拒绝送检，宣布自15日起自动停刊，并发表《宣言》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还说：“我们是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自然不受异族干涉，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④1941年12 月日军占领香港，港版《大公报》随即停刊，宣称“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并在停刊社论中引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⑤自励。

　　其次是坚持做国家民族的喉舌，效忠祖国，坚决和日本侵略者周旋到底。在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先后发表的有关抗日的社论不下200余篇，抗日思想，贯沏始终。1939年4月15日在所刊社论《报人宣誓》一文中所说的：“我们誓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凌之际，绝对效忠于抗战。我们对国家的敌人必诛伐，对民族的败类必摘击，伐敌谋，揭奸计，是我们不敢后人的任务。”和前一年王芸生在社论中所说的：“我们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作最有效率的使用，……我们永远与全国抗战军民的灵魂在一起。”⑥都充分地表达了她的这一立场。爱国之忱，溢于言表。

　　再次是对不利于抗战的言行进行口诛笔伐。这一点在1944年底刊发的一系列社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年12 月湘桂黔战役失败，桂林沦陷，日军直逼独山。《大公报》先是刊出社论《最近的战局观》，指责当局御敌不力，反对以“以空间换时间”的说法作为搪塞，提出“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斯大林格勒”。⑥要求蒋介石到前方督战。接着又连续刊发了《为国家求饶》和《晁错与马谡》等两篇社论，谴责贪官奸商和败将，引用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和诸葛亮斩马谡以正军法的故事，要求当局“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⑧，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之类的军政大员。在前一篇社论中，执笔的王芸生，还向那些误国的贪官和权贵们三呼：“请你们饶了国家吧”!所表现出来的愤激之情和爱国之忱，给朝野人士以很大的心灵上的震撼。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就是这样从事抗日宣传的。就像当时在《大公报》担任主笔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纯青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就我所知，《大公报》在版面上没有一字一句对抗日发生丝毫动摇。”又说：“我可以作证，《大公报》的主要负责人，对彻底抗战一点，完全一致，从未有半点争议”。⑨这些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注释：

　　①见1931年11月22日《大公报》社评《国家真到严重关头》。

　　②同上。

　　③胡政之《李纯青“日本春秋”书序》，1939年12月22日作。

　　④《本报沪版停刊宣言》。刊1937年12月15日上海《大公报》。

　　⑤《暂别港九读者》。刊1941年12月13日香港《大公报》。

　　⑥见1938年10月17日汉口《大公报》社论《本报移渝出版》。

　　⑦见1944年12月4日重庆《大公报》。

　　⑧见1944年12月24日重庆《大公报》社论《晁错与马谡》。

　　⑨见1985年8月19日李纯青为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所写的论文《抗战时期的大公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