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下)
来源：论文网，作者： 方汉奇   2018-03-11 14:23:01

　　为了及时报道和鼓吹抗日,《大公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首先是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先后被迫委弃了五处馆舍。《大公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只出有天津、上海两个版。抗日战争时期，除这两个版外，又先后增出了香港、汉口、重庆、桂林等四个版。这四个版都自备馆舍，分头编辑，分头出报。到了抗战后期，除重庆版继续出版外，其余的五个版都先后被迫停刊。天津版停刊于1937年8月5日，汉口版停刊于1938年10月18日，上海版停刊于1938年12月14日，香港版停刊于1941年12月13日，桂林版停刊于1944年9月12日。每一次停刊和相应的转移，都要损失一些物资，委弃一些馆舍和设备。如汉口版西迁重庆时，就因交通工具不足，弃置了不少办公用品，勉强送上船的纸张和器材，又在宜昌附近江面遭到日机轰炸，造成重大损失。桂林版是在敌军逼近时仓促撤离的，所有办公用品，三架印刷机和自建的一百几十间大小房屋，全被烧毁。其他被迫放弃的几个版的“事业财产”，也“大抵随国权以俱沦”。①

　　其次是屡遭敌机的轰炸。遭遇轰炸最严重的是《大公报》的重庆版。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机先后出动9513架次战机对重庆进行218次空袭，累计投弹21593枚，造成近3万人伤亡和近两万幢房屋被毁，史称“重庆大轰炸”。在这场持续达数年之久的“大轰炸”中，重庆版《大公报》曾6次被炸。第一次被炸是1939年的5月3日，位于重庆下新丰街的《大公报》馆遇袭，“我们的报馆在火舌与烟雾飞卷飘散中挣扎着，大家在搬东西，只有一点印刷器材书籍和存稿。”②第二次被炸是同年的5月4日，已经成为瓦砾堆的社址再遭蹂躏，几乎被夷为平地。第三次被炸是同年的8月30日，第四次被炸是同年的9月15日，这两次轰炸，把《大公报》在重庆近郊李子坝新建的经理部和办公楼炸毁，印刷厂的一个车间也荡然无存。第五次被炸是1941年的7月10日，位于李子坝的经理部大楼直接中弹，半遭焚毁，半成瓦砾。编辑大楼则被震过猛，屋顶为裂。“炸后适逢大雨，全部员工雨中露宿者两夜。”③第六次被炸在同年的7月30日。印刷厂中弹，印刷机架被毁，纸张和其他器材也损失不赀。

　　香港版《大公报》虽未遭遇过轰炸，但设在罗便臣道和西摩台的两处员工宿舍都曾遭到过日军的炮击。据当时同人们的回忆：“罗便臣道宿舍突中六发炮弹，楼下及二楼各中一枚，毁室而未伤人，一枚落四楼窗外未爆炸，另三枚中屋顶，因建筑坚固未炸穿，可谓大幸。”④

　　难得的是《大公报》的工作人员们坚持与国家与报社共患难。汉口版西撤时，有的乘江华轮溯江直上，有的中途滞留于宜昌，辗转经月才到达重庆。桂林版撤离桂林时，不少同人与难民一道走小路，爬难民车，有不少员工是徒步入黔，经贵阳辗转到重庆的。在整个抗战争时期，《大公报》至少有两位员工死于国难。一位是在撤离桂林的过程中因车祸牺牲的印厂纸版房领班闫起发，一位是在重庆“5?3”轰炸中被炸死的工友王凤山。胡政之自已在撤离香港的过程中，也曾经作过一旦遇敌立即自尽以免受辱的必要准备。他是决心和日本侵略者“撕拼到底”的。

　　更难得的是《大公报》人是以抗战必胜的信念和高度乐观主义的精神去应对侵略者带给他们的困难的。战时电力不足，工友们就用手摇的方式推动机器印报，每天都要“纯用人力把机器摇动几万转。”⑤这是重庆版《大公报》曾经使用过的办法。敌机实行“疲劳轰炸”时，就干脆把编辑部和印刷厂搬进防空洞，在防空洞里编报印报。这是桂林版和重庆版《大公报》都曾经使用过的办法。对于后一种应付敌人的办法，《大公报》人深感自豪。他们在题为《我们在割稻子》这篇社论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的防空洞内，编辑照样挥笔，工友照样排版，机器照常印报，我们何尝少卖了一份报”。⑥这也是张季鸾指导王芸生写的最后一篇充满了爱国感情的社论。坚持在防空洞内办报这一行动，也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关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在颁发给《大公报》最佳新闻服务奖的奖状原文中，就曾经提到了这一点，认为：“该报能在防空洞继续出版，在长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⑦

　　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有1503家报纸，战争爆发后，能够坚持出版的只剩下了几百家。战乱给中国报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而受灾最重，损失最大的，当属《大公报》。她是一家民办报纸，除吴鼎昌在创刊时投资的五万元外，没有从任何地方拿过政治津贴，或得到过任何无偿贷款，能够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委弃一个报馆，重建一个报馆，又委弃一个报馆，又重建一个报馆，是很不容易的，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8年，是《大公报》有史以来遭遇困难最多的8年，也是《大公报》事业发展最大最快的8年。

　　在这8年中，《大公报》由天津、上海两个版，发展为天津、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6个版。由地区性的报纸，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报。

　　天津、上海沦陷后，《大公报》的汉、渝、港、桂四个版，都因为坚持抗日，深得社会的同情和信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发行数字不断飚升，相继成为所在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其中，汉口版的销数达53000余份，“创武汉报业史上发行最高之纪录”。⑧重庆版出有日报和晚报，日报发行量最多时达91500余份，晚报发行量最多时达32000余份，两项相加，超过133500余份，“创重庆报业史空前之纪录”。⑨香港版发行达50000余份，在当时香港各报中名列前茅。桂林版出版仅几个月，就销达35000余份，“跃居桂林各报及桂粤赣黔等省之第一位”。⑩以上各版的总发行数,累计达271500余份，使《大公报》成为这一时期包括港澳在内的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 办报活动上继续发挥她的优长。

　　首先是继续发挥她的积极“论政”的传统，在张季鸾、胡政之的统领下，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拥有一批像王芸生、徐铸成、李纯青、李侠文、蒋荫恩等为代表的写评论的老手。他们所写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如《芦沟桥事件》、《我们在割稻子》、《看重庆 念中原》、《为国家求饶》等，宣传抗日，呼吁救亡，弘扬正气，鞭笞丑陋，写得有骨气，有才气，有锐气，能够言读者所欲言，因此脍炙人口，深受读者的青睐。

　　其次是注意发挥她的重视新闻报道的传统。为了给读者提供抗日战争和稍后爆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新消息，《大公报》不惜重金，先后派出了以范长江、孟秋江、萧乾、朱启平、陆诒、吕德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战地记者，从前线发回新闻专电和通讯，进行及时报道。在淞沪保卫战、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武汉会战和境外的中国远征军赴缅北作战的战场上，到处都活跃着《大公报》的记者。当时，在欧洲战场上派有长驻记者的中国报纸，只有《大公报》一家。1945年9月2日，日本被迫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字投降，在场的中国记者只有三个人，其中就有两个来自《大公报》。

　　再次是注意办好副刊。萧乾主持的《大公报》香港版“文艺”副刊，就是其中的一例。 为了办好这个副刊，萧乾向包括重庆、桂林、延安在内的内地文艺界人士广泛约稿。刊载了包括卞之琳、何其芳、严文井、吴伯箫等内地名家和香港作家的大量诗歌、散文、特写、小说等文学作品。既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也使这个副刊成为香港文艺界的一个重要园地。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就是以上述的炽烈的爱国感情，坚定的抗战必胜的信念，一以贯之的抗日宣传，屡挫屡起不惜毁报纾难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为读者欢迎的种种办报手段和办报艺术，赢得读者的敬重、获得崇高的声望的。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最佳新闻服务奖”这件事，也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时间是1941年的5月15日。授奖方在奖状的正文中提到授奖理由时，特别强调了下面的这段话：“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⑾这也是对这一时期《大公报》办报活动的充分肯定。在此以前，曾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的，在英国，只有《(伦敦)泰唔士报》、《曼彻斯特卫报》;在美国，只有《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在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唔士报》。能够获奖，对于任何一家报纸来说，都是一种殊荣。对于《大公报》来说，也是这样。它使这一时期的《大公报》，不仅成为国内的舆论重镇，而且有了很高的国际声望。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从高小到高中毕业的一段时期。当时虽然还只是一个青少年学生，但是开始的那一两年已经能够看报了，后来则是天天看报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那一天，我在北京。同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为了等船南下，在天津逗留了一个月。这一年的8月至1938年底，我在香港住了一年多。1938年底到1939年4月，我又转回上海，在租界里待了多半年，然后辗转经海防、昆明到重庆。1939至1942这一段时期，我在重庆挨过近3年的轰炸。此后的两年，因为多次往返于粤桂两省的韶关、柳州两地，曾经四次经过桂林，在那里住过一个多月。因此，我曾经是抗战时期《大公报》除汉口版以外的天津、上海、香港、重庆、桂林五个版的读者。可以大体上算得上是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历史的见证人。在我的心目中，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唱出的是时代的强音，体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的良知、他们的炽烈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的这一段历史，是整个《大公报》报史中最为光辉夺目的一页，它将载入中国新闻事业的史册，永垂无疆之休。

　　注释：

　　①见《汉口版停刊启事》。刊1938年10月18日汉口《大公报》。

　　②子冈《五三的血仇更深了》。刊1939年5月4日重庆《大公报》。

　　③曹谷冰、金诚夫《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见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14页。

　　④同上，第16页。

　　⑤见1940年7月5日重庆《大公报》所刊短评《一点声述》。

　　⑥见1941年8月19日重庆《大公报》。

　　⑦见1941年5月15日重庆《大公报》。

　　⑧曹谷冰、金诚夫《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13页。

　　⑨同上第15页。

　　⑩同上第17页。

　　⑾见1941年5月15日重庆《大公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