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在国统区发行的中共报纸
来源：论文网，作者 葛美荣   2018-03-12 17:21:14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大报，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报头“新华日报”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在创刊号上周恩来亲笔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新华日报》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查封，1949年4月在南京复刊。

　　《新华日报》是对敌斗争的重要阵地，也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统战活动的阵地。它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9年中，为宣传抗战、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周恩来亲自领导办报

　　为办好《新华日报》，周恩来耗费了大量心血。他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时，虽然十分繁忙，但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看望报社的工作人员，并且亲自审阅报纸的社论和重要文章。他还亲自动笔为报纸撰写社论、代论和专论。

　　周恩来很注意做好报社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教育编辑人员：“下笔之时，应当先想一想究竟为什么写东西。又是给什么人看的。平时要多深入群众，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只有在这方面下一番功夫，才有可能写出生动活泼、反映实际生活的文章来。”

　　1939年是抗日战争十分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日机连续两次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报社的房屋也被炸毁，报纸被迫停刊，社址不得不迁移到离城10多里的化龙桥(编辑部)和更远的磁器口乡下的高峰寺(印刷部)。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化龙桥虎头岩的山沟里，搭起简易的草棚子，临时编印报纸，并加紧筹备其他有关出版事宜。经过3个多月的日夜苦干，报纸终于在这年8月13日正式复刊了。

　　1939年7月7日，是抗战两周年的日子。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周恩来不仅自己带头贯彻，而且还要求报社人员坚决执行。做好宣传。全社同志热烈响应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号召，提出了“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和力争“销得多”的口号。

　　国民党的报纸有些内容是不可信的，虚假成分很多，而《新华日报》的内容则是真实的，国统区各阶层的人都喜欢看。经过周恩来和报社同志的辛苦努力，《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破坏、阻挠，发行量由开始1万多份增加到后来5万多份，远远超过了当时重庆的十几家大报。就是国民党的头号报纸《中央日报》，虽有经费、人力、消息来源和推销机构等方面的特别保证，又数易主编，其发行量也只有1万多份，仅为《新华日报》的五分之一左右。

　　由于《新华日报》宣传光明、揭露黑暗，所以经常遭到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许多要发出的稿件被其检查机关扣下，常常使该报“开天窗”;国民党控制的报业公会拒绝推销该报，并不准私营报贩出售。报社只好组织一支自己的报差和报童队伍，长年起早贪黑、翻山越岭走几十里路，直接把报纸抢先送到读者手里。国民党特务几次捣毁报社营业部，不断拘捕和殴打报社的人员和报童，并恫吓和迫害读者，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该报的出版发行。

　　报道皖南事变真相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由于交通阻隔，消息未立即传到重庆。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当天，报社才获知这一消息。大家听后既震惊又愤怒。

　　全社按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做好应变准备，人员由近300人减到80多人，其余全部转入“地下”或各解放区。留下的同志坚守岗位，组成了一支精干的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新华军”。

　　皖南9000新四军将士，与敌人浴血奋战7昼夜，伤亡惨重，叶挺军长去谈判被扣。1月17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污蔑新四军为“叛军”，下令撤销其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处审判，并准备于18日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大肆欺骗宣传。

　　为了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告诉全国人民，揭露反动派的罪行，《新华日报》编辑部撰写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结果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全文扣压，禁止刊登。周恩来得知后，当即亲笔写了两幅题词(一幅是：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另一幅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指示在第二天的报上刊出。当天晚上，报社同志利用掉包记躲过了国民党新闻“检查”人员的检查。第二天，《新华日报》上的周恩来的两幅题词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整个山城乃至全国。

　　与敌斗争的阵地

　　国民党顽固派以发动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又在制造新的反共阴谋。1941年5月初，日军10万人进攻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在此集结的18万国民党军队因消极避战、缺乏准备，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全线溃退，丧师失地，不到20天损失兵力7万多人。

　　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的失败，遭到了国内舆论的谴责。国民党的新闻报纸大肆诋毁八路军没有配合行动，坐视“友军”困战而失败。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还授意《大公报》某负责人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呼吁》的社论，对八路军进行造谣诬蔑。国民党参政员许孝贵为此事公开向新闻界大肆造谣，一时间反共舆论又高涨起来。

　　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对这场反共舆论进行了坚决的反击。5月11日，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代表刘斐会面，向他提出严正抗议，并列举了大量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的造谣诬蔑。

　　5月21日，《大公报》再次发表为蒋介石帮腔的社评。周恩来看了《大公报》的社评，当即挥笔写了一封长信――《致大公报书》，寄给该报总编辑张季鸾，对《大公报》前后的胡言乱语痛加驳斥。信的最后向对方提出无法拒绝的要求：“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23日，《大公报》被迫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信。

　　与此同时，周恩来的《致大公报书》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并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及各解放区的报纸上发表，新华社作了广播，形成了强大的反击国民党反共逆流的舆论。这封信发表后，在国统区特别是重庆引起了很大反响，帮助人们弄清了事实真相，使造谣者无言以对。而刊登这封信的《新华日报》销售量也大增。

　　1943年，国民党又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为了作舆论准备，蒋介石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的书。实际上，这本书是出自于当过汉奸的陶希圣之手。该书内容的实质，就是要强化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在此期间，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记者陆诒，采访一位当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谈他当年亲身经历的关于袁世凯独裁卖国的情况，整理成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但文章发表时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删去了三分之一。尽管如此，敏感细心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此文是在打蒋介石的闷棍。因为蒋介石的言行及出书与当年的袁世凯颇多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