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
来源：论文网，作者： 罗维斯    2018-03-12 17:36:45

　　在通行的文学史叙述中，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主张一直被看做是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结果，因为依照左翼文艺思潮发展的线索，民族形式与文艺大众化运动及抗战初期关于大众化、通俗化的讨论显然有一种传承关系。然而仔细研究史料便会发现，抗战爆发后各界尤其是文艺界人士为宣传抗战而创作的一系列通俗文艺作品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与三十年代左联倡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三十年代由左联发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由于带有浓重的阶级意识和强硬的阶级立场，因而一直受到当局的打压。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特别是“文协”的成立，文艺大众化问题被再次提起。《新华日报》就针对“文协”成立发表社论，称抗战时期是过去的文艺大众化问题“有可能尽量展开与彻底解决”的新阶段，并认为“文艺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任务”。在这一背景下，“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得到了包括左翼在内的全体文艺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广大文艺工作者针对旧形式的利用、通俗文艺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本着大众化、通俗化的诉求创作了一批面向工农兵的文艺作品。这些以通俗文艺为中心的文艺民族形式创作和探讨并不像左联发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

　　其次，“文协”作为宣言“拥护国民政府与最高领袖”的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组织，其成员不仅涵盖了左、中、右文艺人士，而且还有不少政府官员，它为普通民众和前线士兵组织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在战争环境下无法按照新文学的商业化模式运作。所以，大多数作品要依靠国民政府中宣部、社会部等党政部门的“机构订货”。国民政府的一些部门为这类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资支持，这与受到当局遏制打压的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可谓是大相径庭。

　　事实上，这种得到国民政府支持的通俗文艺创作，早在抗战之前就已经出现。1929年6月4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上就通过了一份题为《规定艺术宣传方法案》的政策文本，其中规定了各省市党部要利用各种通俗文艺形式进行国民党的政策宣传。

　　在这一政策的基础上，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于1932年8月又制定了《通俗文艺运动计划书》，指出“中国历来流行民间之传奇、演义、歌谣、曲调”之类的通俗文艺“为一般民众所爱好”，能“对于民众心理发生一种极大影响”。因此，要利用通俗文艺进行国民党党义等方面的宣传，并把提倡通俗文艺作为当前“最紧要而迫切的工作”。这项通俗文艺政策的出台与左联三十年代开始的文艺大众化策略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并且在抗战爆发后被不断强化，最后成为国共合作中文艺领域的基本认同基础。

　　抗战爆发以后，加强对普通民众、士兵的战时宣传动员显然是国民政府亟需的工作之一。“文协”成立以后的通俗文艺创作与讨论，不仅符合国民党既有的文艺政策，也满足了其现有的政治宣传诉求，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国民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的结果。

　　不仅如此，在民族形式这一口号提出之前，一些国民党官方的文艺刊物就积极参与了民族形式所主要涉及的旧形式利用等问题的讨论。从参与讨论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些关于利用旧形式等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与抗战时期各类关于文艺的讨论相似，这些关于通俗文艺的探讨大多针对抗战这一背景展开，强调了通俗文艺在抗战宣传上的优长，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创作通俗文艺作品为抗战贡献力量。

　　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干事的钟宪民就撰文着重强调了在抗战时期，要注重文艺的宣传作用，从而“使文艺完成对抗战的最大作用”。而这种最大化的功用“必须通过大众化的实践”，并强调了大众化最大的途径是旧形式的利用。因此要利用小曲、大鼓等“至今还被民众所爱好与民众打成一片的民间艺术”，加入新的内容。

　　1942年国民党官方刊物《文化先锋》也集中刊载了一批关于通俗文艺和旧形式的讨论文章。其中王平陵的长文《通俗文艺商兑》明确提出了“通俗文学的提倡”是“文学界当前的急务”。老向也撰文细数古今的实例，证明通俗文艺的力量，强调时代对通俗文艺的需求。

　　同时，这些讨论文章也检讨了旧形式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新文学创作者对利用旧形式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和解答，对如何利用旧形式来创作通俗文艺作品提出了具体的看法。胡秋原就认为只要注入抗战建国之新内容，旧形式便可以大胆地利用。“不仅旧形式，旧事实也要利用。”“不仅作风形式而已，印刷的形式也当利用。”老舍则强调了多习多写对于通俗文艺创作的重要性，且建议创作者可与实际操作者交流学习。时任《文化先锋》主编的李辰冬撰文追溯了通俗文艺的起源，总结了历来通俗文艺作品不朽的决定性因素，并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给提倡通俗者提出了创作建议。

　　除了对通俗文艺在民众宣传效果和途径方面加以论述之外，不少人还将通俗文艺与民教工作相联系。何容就认为，通俗文艺在战时的任务是宣传，在平时的任务是教育。国民党高层官员张道藩也专门撰文谈了通俗文艺对于民众教育和满足民众对文艺需求上的重要作用。

　　出于抗战的需要，许多探讨通俗文艺的文章，也表现出对于国民政府政治宣传工作的支持。胡秋原就认为抗战以后，“所有作家空前一致的拥护政府作民族的斗争”是文学界的可喜现象，并提出了“为抗战建国而文学”的号召。王平陵也提出：“为了发扬合理的‘国家观’，提高民族的意识，强调斗争的热情，就不能不适应时局的需要，尽可能地创造战时的通俗文艺，使农民站在自己的立场，学习他们所必须学习的一切。”而且，讨论中虽也使用大众化这样的提法，但是“通俗文艺”明显有着更高的出现频率。

　　尽管国民党官方刊物对利用旧形式进行通俗文艺创作的宣传作用和民教功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积极支持，但是在通俗文艺自身的定位上，却未将其视为文艺的发展方向和作家的强制性任务。何容就表示：“通俗文艺的目标不在于成为文艺的主潮，而在于要民众也有文艺，有合乎时代需求的文艺，有比原来民间文艺更好的文艺。”这一点也与左翼三十年代发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和在抗战初期关于大众化问题的态度以及之后的民族形式讨论中致力于归设文艺发展方向，甚至唯一正确方向的态度大不相同。 　　这种区别在涉及对五四新文艺的态度时更是十分明显。右翼文人和国民党官员在通俗文艺的讨论中没有正面否定和质疑五四以来建立的新文艺，而只在抗战背景和民众教育方面指出了利用旧形式较之新文艺更便捷高效，并主张淡化对新与旧的讨论。胡绍轩就主张：“在此抗战时期，为了宣传，对于通俗文艺的写作，应该尽量创造新形式，也应该尽量运用‘好的’旧形式;旧形式通俗文艺的提倡，决不会影响新形式文艺的发扬。”张道藩更是对政府扶助通俗文学是要打倒新文学这样的指责极力申辩，并提出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完全有共存的可能。但是在左翼文艺界尤其是延安地区，民族形式讨论往往贯穿着对新文艺的批判质疑。例如柯仲平就指出，“今天的民族抗战的大众文化运动，大众文艺运动”是对于五四时期的一种否定。

　　除此之外，在民族形式的操作实施方面，右翼人士与左翼人士也有明显区别。王平陵认为：“凡不懂得‘旧瓶’的构造而枉思装入‘新酒’的作者，其结果，徒然浪费‘新酒’而已!”何容也提出：“旧瓶装新酒并不排斥新瓶，旧瓶装新酒也不妨碍新瓶的创造。旧瓶装新酒并不是要推翻和反对新文艺……旧瓶装新酒只是接近民众的方法之一，并不主张创作新文艺的人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而在许多左翼人士关于民族形式的表述，尤其是延安地区的相关讨论中，是否利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旧有形式不但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更是是否站在人民大众立场的问题。艾思奇就强调了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旧形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对于文艺人所提出来的历史要求”，是“文艺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不管你个人之观点愿意不愿意，它总要推动着你走上这样的前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将是否热爱工农兵的文艺形式，文艺创作能否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喜爱，上升到了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高度。

　　除了国民党官方刊物所刊载以及右翼人士和国民党官员撰写的讨论文章之外，抗战期间，其他一些中间派人士在探讨利用旧形式创作通俗文艺的问题时也体现出了区别于左翼的文艺大众化及之后的民族形式论争的特点。例如沦陷区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万象》就于1942年推出了两期“通俗文艺专号”，讨论了大众语和利用旧形式等问题。其中既出现了中共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提法，也涉及了国民党方面提倡的文艺内容上的民族性。这些文章虽然没有使用民族形式的概念，但是是站在通俗文艺创作者的立场来肯定通俗文艺的价值。

　　总之，民族形式讨论是抗战时期各方关于旧形式利用、通俗文艺等大众化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些问题的讨论与实践并非左翼一己之力推动的结果，而是在为抗战展开民众宣传工作的大前提下，各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它既包含了作为执政当局的国民政府在民众教育和政治宣传方面的大力倡导，也包含了左翼领导的一系列文艺运动的实绩推进，同时还包含了中间派人士在民众教育和自身创作方面的追求和努力。在这些讨论中，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各界人士，都表现出了与普通民众沟通的困境和焦虑，从中也体现了五四以来建立的新文艺长期以来在面对民众顽固审美习惯时受到的制约和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