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
来源：论文网，作者 胡雅婷   2018-03-13 14:32:55

　　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国内的政治环境变得复杂而微妙，各种理论思潮的碰撞拉锯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与革命经验的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一套独有的宣传体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使得，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其独特的历史特点。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向

　　1938年10月14 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与命题，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全新的理论与实践要求。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外延。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向处于革命浪潮中的人民提供的是一种“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不同的客观实际必然导致历史发展的不同结果，将马克思主义机械与教条化并不能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反而会造成反面作用，王明“右倾”错误完全性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②成为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充分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基础上，身体力行的在理论创作与推广工作中将中国性格与实际环境通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扩宽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

　　其次，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性的发展要求，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落脚点。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③，而这种中国特性的形成则必然要从思想内涵与表现形式两方面进行构建。在思想内涵方面，对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中华文化的采纳与吸收显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渗透中国社会的最好切入点，而毛泽东本人所著的《实践论》则成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提供了最佳范本。在表现形式方面，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④，这一思想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改变了单项化的宣传与灌输模式，为多元化多角度的宣传方式提供理论前提。

　　2、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内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使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暂时让位于民族矛盾，却并又没有完全消弭。争取政治话语的艰难过程，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为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以指导的革命发展和满足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共产党人在普遍深入得研究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为宝贵材料，通过概括、提炼与总结，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成果也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既有对于中国革命进程与发展的总体把握，也有对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某一个方面的单独论述，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客观全面的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与革命前途等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深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

　　与此同时，随着党内政治活动的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与综合性文集开始大量出版与广泛发行，报纸期刊的宣传报道亦紧随其后，这使得包括《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多篇文章在党内外广为流传，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在其后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著作材料、讲话知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而在整风过程中对于“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⑤的强调，加快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落实。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马克思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广泛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贴近群众的通俗化表达方式与活动形式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渠道

　　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得以开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首先就要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神被底层民众所了解，最终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政治效果。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这部分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获得系统性的学习的机会，具有知识素养的人很少，甚至有99%以上人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这部分群众对于学习与了解艰涩的理论术语与体系有着客观上的困难，因此说老百姓的话，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成为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重要原则。正如列宁曾经说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 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⑥。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对于革命发展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该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而他本人亦在众多的文章著作中流露出符合底层群众阅读与理解习惯的行文风格，以《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为例，毛泽东以极其口语化的表达方式，通过类比的手法从生活中寻找例子生动形象的解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而“法宝”、“糖衣炮弹”、“两条腿走路”等通俗化的表达方式更是比比皆是，为底层群众直观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提供条件。其次，为了贴近底民众的生活，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融入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生产生活之中，各式各样的宣传方式纷纷涌现。即有以民间文化形式为依托的革命戏剧、民歌与舞蹈;也有以学习教育为表现形式的识字班、夜校、学习监督组，并提出了“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将生产运动与学习运动相结合”教育理念;甚至墙画、标语、黑板报等与群众生活细节方面均称为政治思想教育的阵地。以戏剧为例，几乎所有较大一些的村镇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革命戏剧班子，而《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等富有农村革命气息的戏剧类目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反响，并在休闲娱乐中获得了革命的体验，激发了革命了热情。而从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兴起并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学习运动的冬学运动则成为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念传播工作的有效形式，冬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是期望通过集体学习让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并最终与民族革命意识和群众正式觉悟结合起来，以造成把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这一“老百姓翻身的武器真正的交到广大人民的手上，使广大人民能够更好的用它来加强自己战胜敌人，在战斗中把广大人民这一个无限丰富的文化源泉更好的开发起来”⑦的良好局面。

　　4、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

　　传播主体多层次发展成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显著特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工民群众的上下结合、横贯联通构成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受众体系。

　　党员干部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核心力量，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信仰的党员干部一直是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干部学校、发展在职教育、发动学习运动、制定规范化的教育流程与制度等方式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基本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的优良学习风气，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坚实保障。知识分子群体受文化背景与阶级属性双重因素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作中，既是传播的对象也是桥梁。他们在向往与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情感驱动下，开始学习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在理论学习与实践观察的基础上逐渐改变自由散漫等小资产阶级习气，在思想上得到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洗礼。而具备进步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可又以通过运用自身的专业素养，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翻译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参与马克思理论教育，并在文学艺术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式，帮助党内干部与党外群众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以艾思奇、范文澜、张培森、张如心等为主要代表。工农群众的知识水平虽然远落后于知识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了限制了工农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与掌握，但是工农群众在我国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着可不代替的重大意义，首先，工农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运用思想理论的力量焕发群众的革命力量，并以此促进革命的斗争形势与马克思主义新的发挥在那;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要依靠工农群众对于理论的实践程度来检验，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根本目标所决定的，也就是使人民掌握理论，并以理论为指导外化成具体的实践。

　　可以看出，虽然党内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所承担的职责并不完全一样，但却在相互连接与共同发展之中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形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合力。(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注解：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

　　⑤唐宝林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 页。

　　⑥《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7页。

　　⑦《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