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高校思政教育的特点
来源：论文网，作者： 马冬    2018-03-13 16:00:00

　　抗日战争时期，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和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为代表的陕甘宁边区高校，既紧密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同时高效、迅速地培养了大批的共产主义军事、政治干部，为抗日战争敌后武装斗争的胜利，甚至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和人才基础。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历史经验对于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教育宗旨的时代化和民族化

　　先从抗大的行政组织系统来看，抗大在正副校长下设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等3个部门，其中负责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的政治部，还下设训育科[1]p31。这种教育行政设置，体现了民国时期的教育行政传统和学科门类设置，因为从晚清时期开始，中国近代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采用修身科、训育科来代表，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华民国建立后都是以训育来代表，国民政府更是以“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来实施。

　　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训育”理论，虽然也有着训育行政说、训育德育说、训育教育说、训育思想政治教育说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行为的规范性教育问题”[2]p9。而且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高校的教育实践中，训育是一门全校性的灌输式的普及教育，与其他相关专业教育并列。

　　但是抗战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高校，无论是抗大，还是陕公，其创办的教育宗旨都是为了开展敌后抗战而培养紧缺的政治、军事干部，要求大学生和学员，既能够适应敌后抗战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又能够坚定灵活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的《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一文中专门指出：“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年，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3]p116。

　　陕北公学创办之时，毛泽东给它的题词中便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4]p21。

　　因而抗大和陕公在开展教学时，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教学的主要学科门类，同时又是开展训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所以在《边区实录》陕甘宁边区的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行政组织系统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其训练部也下设政治教育科。正像时任陕公校长的成仿吾形容的那样，抗大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陕公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在这两所学校中，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手段，又是内容，而不像国民政府统治地区高校的“党化教育”那样，只是一味地向大学生灌输八股文似的理论和文稿。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行为规范的训育职能，与抗日救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紧密相连，这已经为抗大和陕公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教育原则的政治化和生活化

　　抗大实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校训，陕公实行“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校训。成仿吾指出：“忠诚，就是忠于人民，忠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团结，就是团结互助，民主自由的统一战线作风;紧张就是纪律严明，行动迅速，雷厉风行;活泼就是朝气蓬勃、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4]p67。

　　两所学校采取的校风校训，既保持政治和教育的共同特征，又根据教学特点的差异，而彰显出不同的特色。“团结、紧张、活泼”，体现了抗战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高等教育，为了全民族的抗战，时刻铭记抗战的神圣使命和责任，紧张而高效地开展灵活多样、活泼丰富的教育和训练。“严肃”是抗大校风校训的特点，正是由于抗大是一所培养党的军事、政治干部为主要办学特色的学校，相对关注于军事斗争和武装斗争，因而凸显其严肃性的特点是十分必要的。“忠诚”是陕公的校风校训的特点，这是由于陕公在招生和教学中，比较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在招生启事中就已经注明：凡是十八岁以上“有志参加抗战”的青年，身体健康，不拘文化程度，不分性别、出身、职业、信仰和党派，皆可报考[4]p11。因而忠诚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忠诚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相对突出于陕公的教育指导思想和教育实践。

　　作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表现和载体，抗大和陕公的校风校训，都没有采用同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大学经常采用的富于中国传统哲理和思想的语言词汇，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教学特点，旗帜鲜明地突出了自己的政治色彩和办学特色，突破了其他大学专注于教育规律、育人理念的平实和不变，更加突出了抗日救亡的紧迫和危急，体现了“在救亡图存的特殊政治环境中”，“以爱国忠诚为主线，以团结协作为纽带，以俭朴勤奋为宗旨”的，“富有时代气息和政治倾向的大学校训体系”[5]p38。

　　三、教育方法的灵活化和丰富化

　　灵活多样、异彩纷呈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既提高了受教育者的兴趣，同时全面实现了教育教学的生活化和政治化，是抗大和陕公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的重要表现。

　　1.新颖的理论教育。抗大和陕公的理论教育内容，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大学绝对是看不到的，以抗大的前身红军大学第一期的理论教学内容为例，包括“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事问题、列宁主义概论、中国革命战争基本问题”[6]p15等，还有“毛泽东讲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秦邦宪讲授的《政治经济学》，杨尚昆讲授的《各国论》，徐特立讲授的《新文字》，李维汉讲授的《党的建设》，李德讲授的《兵团战术》，林彪讲授的《战役学》”[6]p20等，都是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出发，又从教学条件出发，独立自主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理论教育的重要表现。陕公的理论教育与抗大类似，它的学制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研究班，前者开设四门课，即《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后者开设的课程较多，主要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等。这些新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课程，切实贴近敌后抗日根据地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需要，为受教育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马列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2.深入的实践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抗大和陕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教育方法之一。无论从学校初创时期教学设施的建设、学员宿舍的建造，还是学习过程中教学任务的完成、教学地点的选择，以及日常饮食起居、文体活动，都体现了艰苦朴素、攻坚克难、自力更生、精神至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抗大保安新校园开学，中央领导前来视察时，毛泽东曾经幽默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7]P319。

　　成仿吾也指出，对于陕公的新学员来说，挖窑洞是其进入陕公的第一课，同时参加建校劳动和农业生产劳动，也是在实践中对于新学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步骤。1939年陕公师生承担了2100亩的开荒生产任务，大家劳动了20多天，超额完成任务，最后开荒2100亩，种粮1000多亩[4]p50-52。

　　3.丰富的文化教育。延安时期高校的文体活动，既是学员休闲娱乐的主要形式，又是寓教于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提高了大家抗日救亡的士气和决心，同时也陶冶了情操、强健了体魄。

　　陕公组织了“陕公流动剧团”，不仅使用当地老百姓的语言开展创作和表演，而且始终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既拉近了与根据地老百姓的距离，同时在实践中深化了对于相关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的认识。他们不仅在根据地坚持演出，还曾经大胆地走进国民党统治地区，用文艺实践开展了一次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教育。而且正是由于抗大、陕公等大学生创作的四幕话剧《血祭上海》的轰动性效应，直接催生了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的创办和诞生。

　　4.紧张的军事教育。军事教育是抗大和陕公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但是军事教育的内容和比重，是随着抗战形势发展和根据地的需要进行灵活调整的。在红军大学时期，曾规定高级及以上科的学习过程中，前一半时间军事占三分之一，后一半时间军事占一半。在第二期，则重点开展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传统教育和革命的人生观教育。第三期，则加大了军事教育的比重，包括了相当多具体的军事技能和技巧，力求让学员掌握更多的实战技能。

　　陕公学员采用军事编制进行管理，8-10人为1班，3-4班为一个分队(相当于排)，3-4个分队为一个学员队(相当于连)，3-4个学员队为一个区队。日常的军事教育，除了开展相关军事理论教学，还进行实用的军事技能训练，以及日常的军事演习。

　　5.开明的妇女教育。男女平等，是抗大和陕公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无论在教学安排，还是日常生活中，实行开明的男女平等制度和民主的妇女工作制度，都是抗大和陕公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抗大从第二期开始，有了59人的女生区队;第三期3个大队中，第2大队下辖1个女生队;第四期共有女生654人，编为5个队，后又编为第8大队。陕公在日常管理中，也是成立了女生队，大约每5个队中就有1个女生队。延安时期有3个女生队，每队约120人;另还有2个男女混编队，共计400多人。1938年在关中建立陕公分校后，女生大量增加，达到了600多人。

　　6.全面的社团教育。丰富的校园社团活动，既发挥了青年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有利于在社团实践中模拟和训练大家的工作方法和技能，同时也发展成为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

　　抗大在教学实践中，创造性地采取“集体研究”“自动学习”“互相帮助”的方法，在考试考查中，也是采取互相评分的方式，同时还有流动图书馆，这些方法的应用也都伴随着大学生、学员自治组织和社团的成立和运作。

　　陕公的学生会也组织得非常有特点，在全校有总会，每个大队还有分会，全部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且学生会的代表还可以参加学校的各级会议。他们在陕公的募集工作中发挥了自己无与伦比的优势和特点，为陕公的办学募集了很多资金和物质。同时陕公还成立了“救亡室”，利用调查研究、文体活动等，集中大学生和学员的力量，发出大家的声音，丰富了日常学习和生活。

　　7.鲜明的党团教育。作为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创办的高校，抗大和陕公自始至终都高度重视在大学生和学员中建立自己的组织，并吸收更多的青年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大第二期共有609人，其中427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约占知识青年总数的70%。其第四期开学时，知识青年中有党员530人，占4655名知识青年总数的11%;毕业时，已经有3304名党员，占知识青年总数的70%。而且抗大尤其重视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建设，抗大总校第四期的民先队员有2000多人，约占知识青年总数的一半。

　　由于陕公是一所中共中央主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校，从一开始它的最高领导就是党团(即党组)，由成仿吾、邵式平、周纯全、袁福清四人组成，其中成仿吾为党团书记，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学校实行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成立了由宋琏为总支书记的中共陕北公学总支部委员会。这种学校体制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大学管理模式的先河。陕公在日常的组织建设中，采用军事编制，每个队都建立了党支部，与军队中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模式一样。

　　四、教育师资的专家化和多样化

　　1.中央领导人直接授课。由于抗大和陕公直接创办于陕甘宁边区，也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同时也为了更直接地向大学生和学员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进行讲座式的授课。这成为抗大和陕公教学的重要特点和独特优势。 　　抗大建立伊始，毛泽东就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并主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第二期学员讲授《实践论》《矛盾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第四期学员作了《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同时，毛泽东在陕公的报告，前后共有7次。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积极参与了抗大和陕公的教学。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授课，极大地提高了大学生和学员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为大家提供了难得的直接聆听最高层领导人讲授理论课的机会。

　　2.党外人士参与讲座。为了丰富抗大和陕公的演讲和讲座内容，两所学校都积极欢迎和邀请党外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参与教学，这也体现了两所学校自由和民主的氛围，为大学生和学员拓展了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视野和平台。

　　抗大曾经邀请访问延安的卫立煌给学员作报告，挺进晋察冀的华北联合大学也曾经邀请在根据地考察的李公朴给学员作报告。1938年7月3日世界学联一行4人访问延安的时候，抗大和陕公都积极邀请他们参加欢迎大会和欢送大会，并邀请他们为大家作报告。最早访问延安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以后，就被林彪邀请为抗大学员作报告。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有二百多名学员集合起来听我讲‘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先生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穷才竭”[8]p80。

　　3.一线将领汇报战况。在抗大和陕公的教学中，每当前方一线指战员到延安参加培训时，都会被邀请为大学生和学员进行一线战报的演讲和汇报。甚至还会被邀请既作为教员，又作为学员，共同参与学校的教学和工作。这种教学模式，充实了两所学校的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课程的针对性，丰富了学员的视野和知识，同时在实践中实现了教学相长的目标，也直接促进了原有师资队伍的学习和发展。

　　4.自主选拔培养师资。抗大和陕公的师资力量，除由中央领导人兼职、机关选调以外，更主要的是进行自主选拔和培养。陕公刚刚成立的时候，就由中共中央直接从上海指明调艾思奇、何干之来做教员，与他们同来延安的还有周扬、李初梨等。1938年1月，陕公成立了高级研究班来培养师资。1938年7月还成立了研究室，采用以老带新、边学边教的方式，进一步加快师资力量的培养和锻炼。同时也会在每一期完成学业的学员中，选拔表现优秀的学员留任总校或分校的管理和教学工作。

　　五、教育内容的实用化和精品化

　　正像毛泽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中讲的一样，抗大和陕公的大学生和学员，“第一，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第二，你们在这里要学做干部”，“第三，你们还要下一种决心”[6]p390-392。虽然两所学校的学习时间都不长，即使陕公后来成立了大学部，学制也只有2年，但是“短而精”的课程设置，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教育目标和教学效果的统一，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急需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的难题。

　　抗大和陕公的思想政治教育，既学习理论，同时也融入日常丰富多彩的娱乐和实践，这种实用化、丰富化的教学模式，寓教于乐，事半功倍，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抗大和陕公的大学生和学员，绝大部分毕业后都奔赴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除了极个别不愿意去的学员以外，大家都不存在就业困难和失业的问题。实用化和精品化的课程设置，使得广大学员可以更加高效地投身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和工作中去，缩短了进行工作实习和培训的时间。

　　参考文献：

　　[1]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田海洋.道德之维：民国时期训育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陈功江.精神符号与个性彰显――民国时期知名大学校训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6]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7]莫文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8][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