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延安:抗战时期的文学
来源：论文网，作者： 张谦芬    2018-03-13 16:30:54

　　现代化的追求与民族化的表达，是中国现代文学互相缠绕的双重渴求。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形式、民族化、中国气派等成为文坛的热点话题，文学创作、理论争鸣表现出回归传统的明显倾向，与五四文学的反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一般认为，抗战时期的文学民族化是民族危亡中功利的应激反应，是“救亡压倒启蒙”的战时策略。然而纵观抗战时期的文学成就，不得不承认新文学原有的创作惯性在这里作了一次被动停顿，促进了中国文学在本土立场下的现代性调整，从而造就了上世纪整个40年代文学的丰收和成熟。怎样中肯地评价这一民族化回归的趋势，怎样深入认识抗战时期文学民族化与五四启蒙现代性之间内在的承续关系，怎样从特殊的历史情境总结出文学民族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教训等都是抗战时期文学中值得总结的重要经验。

　　战争生活的困厄、民族意识的高涨改变了抗战时期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空间，使现代文学走入市井、走向农村，与中国底层社会有了更紧密的接触。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民族化定位，加快了外来影响在本民族文化中的融合，推动了现代质素的民族化沉潜。当然，回归之中的后退、沉潜之中的流失，也是需要细致分析的。因此，深入到战时文学空间的内部，具体考察抗战中民族化追求的背景过程、形态特点，可以深入思考民族化思潮对文学嬗变的内在影响，重新审视民族文学建构的诸多问题。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民族国家的想象紧密相连。研究者们说：“‘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①“一部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正是新的中国形象的创造史”。②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现代文学的生成互相催生，是中国现代性发生的特殊国情。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与近邻日本的甲午海战进一步摧毁了中国人的天朝大梦、敲响了积弱不振的警钟。中国现代民族意识在外界刺激下逐步形成，现代文学对民族共同体的最初想像以西方作为模板。五四文学“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挽救中国’”，[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1页。这种思想和语言上的变革，“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6、64页。被委以重任的五四文学激越于民族国家的表达，而逐步吊诡般地偏离了文学革命肇始关注的大众化问题。日本学者在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提倡大众化的四个时期后指出，每一次大众化讨论“都处在中国民族的存亡危机时期。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因而，它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环，同时在每个时期，中国文学也都获得了新的生命。”[日]今村与志雄：《赵树理文学札记》，《赵树理研究资料》，黄修己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66页。可以说，民族化与大众化是现代文学发展中又一紧密关联而互有颉颃的问题。

　　抗战前从语言文字、旧形式利用等方面的大众化探索，仍是局限于外在技术层面，尚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化。如何大众化，成为新文学发展中始终纠结的重要关节。胡风在抗战初期分析指出：“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这表现了什么呢?这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不能不在这问题上面努力，这更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是在这问题里面苦闷。”胡风：《大众化问题在今天》，《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4页。大众化不是单纯的文学话题，不能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实现，其间交杂着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的种种影响。

　　抗日战争不仅促发了全民族被动的文化自救，而且开启了广大国人深层的文化反省。整个大陆地区关于“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的热烈讨论，将大众化的问题深入到了民族文学建构的根基上，使抗战“成为中国文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虞和平：《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文学研究者甚至呼吁重新估价抗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提出以抗战爆发作为文学史的分界，把握战时文学内在特征的变化走向。刘志荣：《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陈思和：《简论抗战为文学史分界的两个问题》，《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全面呈现抗战时期文学的民族化特征是一项头绪繁复的巨大工程，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区段文学可以部分地解读文学空间与民族化的复杂关系。本文选择上海和延安此处沿用“延安文学”的概念，指“在延安思想指导下，表现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与战争的生活。”参见林焕平：《延安文学刍议》，《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3期。在抗战中的文学状态作为切片，比较两个异质空间文学民族化取向的异同，以期重新审视抗战时期文学的民族化趋势。

　　上海与延安在1941～1942年间先后进入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殊空间，前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完全沦陷，异族统治基本切断了新文学的传统;后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也重建了新文艺政策下的文学新秩序。直至抗战胜利，两地文学空间呈现出与战前的完全异质性，奉献了民族文学昙花一现式的的绚烂成果。特别是张爱玲与赵树理的横空出世，一直被奉为新文学发展中难以再现的“神话”。这两个政治性质迥异、话语空间不同的区域，其文学风貌的差异不言而喻。然而，上海与延安两地文学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都呈现出明显的民族化追求，绝非历史的偶然。 　　二

　　1941年12月日本占领上海租界，上海全面沦陷。新文学创作队伍的撤离，使上海沦陷区原有的左翼文学传统和新感觉派为代表的都市文学传统面临转变;日伪政府的言论控制使文学创作进入“低气压”氛围，但由于都市空间的多层化、发达的市民文化参与了沦陷时期文学的重构。而延安文学，底子是原苏区的民间文学，后由全国各地投奔而来的文人壮大了文化队伍。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得到了大力提倡，农民作家的发掘与知识分子作家的改造，加速了政治革命书写对五四启蒙话语的取代。

　　抗战时期的上海与延安在文学民族化追求上处于两个极端：一个是异族统治，政治高压，民族文学处于逼仄的空间，一个是共产党统治区，民族文学处于高昂的状态;一个是现代大都市，有着较为成熟的出版平台，作者读者群体都形成了一定的趣味习惯，一个是边远的内陆农村，文化接受水平较低，作者读者的队伍都需作进一步引导。它们相同又相异的民族化追求，最根本的动因源于文学空间的重置。

　　上世纪40年代初期，周扬即敏锐地指出文学环境的空间转换对文学创作的新要求。他说：“战争给予新文艺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农村进一步地接触了，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地接触了。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27页。抗战时期文学空间的变化，体现在与战前从内而外的异质性，不仅表现在地域上由沿海到内陆的变更，而且表现在文学活动主体与方式的改变。战前，新文学实质上是知识分子主体的文化形态，“中国民间文化基本上被排斥在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传统以外”。陈思和：《民间的浮沉》，《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抗战爆发后，新文学自足的文化体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赵树理所谓“从文坛来到文坛去”“新文学的圈子”被打破了。

　　首先，从作家队伍来说，新文学作家阵营不再是文坛的主导力量。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选择撤离沦陷区。据研究者统计，《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卷所提供的文学革命时期作家有142名，到抗战中除鲁迅等17人去世外，剩余125人留居沦陷区的仅有周作人、俞平伯、张资平、陈大悲、傅东华等9人。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第38页。留居上海的正直文人基本选择韬光养晦、沉默蛰居。与新文学作家不同，著名的通俗作家除张恨水等之外大部分留居沦陷区。严芙孙等所作《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中所列66位作家抗战爆发后大部分活动于沦陷区。当然，“为什么某些作家留在日本占领区，而另一些作家逃到别处去”，理由有多种多样，“但是其中没有一种理由是属于政治方面的”。[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3页。除生活上的考虑，通俗作家对文化出版平台的依赖更为明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真空”中真正投靠日伪，为“和平文学”、“大东亚文学”摇旗呐喊的只是一部分。而影响较大、与日伪无染的文学期刊由通俗文人掌门的占到半壁江山，如陈蝶衣先后编辑的前期《万象》和《春秋》、周瘦娟主编的《紫罗兰》、顾冷观编辑的《小说月报》、钱须弥编辑的《大众》等。它们极少依赖官方经费上的支持，几乎完全靠商业模式运作。当时活跃文坛的年轻作家也大多持卖文为生的目的，如师陀、苏青，其中不少深受通俗文学影响，如张爱玲、施济美。

　　在延安，根据地文坛对“山顶上的人”和“亭子间的人”实行了双向形塑，使农民作家浮出水面，对知识分子作家进行了思想改造。赵树理的通俗化创作在《讲话》发表前受到重重阻力，《小二黑结婚》的出版屡屡受挫。赵树理、孙犁、康濯、孔厥等作家，代表了新文学乡村书写的“本地人”、而非“外来者”的出现。相对于知识分子作家，这些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文化工作者，大多出生于农村，没有正规大学或留学的教育背景，是没有喝过洋墨水的“土包子”。他们大多接触文学之前已经走上革命道路，文学活动是他们参与革命工作的一种方式。不管创作风格有怎样的差异，对农民和共产党革命的认同是这一类作家的共同特点。抗战改变了文坛组成，也催生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代作家。作为解放区文艺方向的赵树理“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孙犁说，如果没有抗战，作为文艺爱好者的赵树理，“按照当时一般的规律，他可以沉没乡塾，也可以老死户牖”。孙犁：《谈赵树理》，《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25页。同时，孙犁直到晚年也感念抗战给他开启了文学之门。他说：“假如不是抗日战争，可能我也成不了一个什么作家，也就是在家里继承我父亲那点财产，那么过下去”。孙犁：《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孙犁文集》续编3，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29页。一代中国底层作家为新文学注入了清新质朴的活力，表达了中国抗战的部分真实。同时，知识分子作家在民族战争的时代要求下，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下，在延安军事化生活的约束下，也逐步进行着农民化的自我改造。他们走出书斋、走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积极与工农群众结合，投身于实际的革命与建设，熟悉了底层的生活，也砥砺了纤弱的文风。但是，知识分子作家对工农群众的完全认同，精神上的自我萎缩，以片面的农民化代替民族化，也是一段歧路。

　　其次，从文学创作的价值立场来说，底层趣味得到了重视。从布尔迪厄所提的“区隔策略”[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可以知道：趣味的区隔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权力场中的强势阶层通过趣味与生活方式的区隔合法地进行权力的渗透;文化生产、文学创作中的趣味取向强化着话语秩序的形成。战前，新文学把文学的趣味放在人生要义、社会责任之下，对纯粹的趣味性持贬抑的态度，即使谈趣味也将之作高级与低级的区分。

　　抗战时期上海与延安两地对底层趣味都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在上海，作家们认为“能够活用”“大众的趣味是通俗文学的第一要诀”，⑥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评论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2、265页。并进而提出趣味无所谓高低之分、只有浓淡之别。予且说，“拿‘食’，‘色’两项来说，就是人生有趣味的事”，“作品不浅薄不平凡不粗陋，读者读之，趣味就浓厚”，不能以读者“阶级之贵贱而定其趣味的高低”。予且：《通俗文学的写作》，《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评论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2页。张爱玲认为，创作态度上作家要把自己归入读者群里，“要低级趣味，非得从里面打出来”。这里所用“低级趣味”显然不带有贬义。张爱玲深受通俗小说滋养，对通俗的理解不是一种策略性的借用，而是趣味上的完全认可。她说：“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的根。”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散文全集》，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正是对市民趣味的肯定，作家们自检应放下知识分子夸大的自我幻想，去除自以为高的精神“洁癖”，要“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甚至于就像从他们心里长出来的”。张爱玲：《我看苏青》，《苏青文集》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版，1994年，第460页。他们认为“民众自己的文学，具有为老百姓所热烈喜爱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⑥这些用词、观点与根据地文学不谋而合、遥相呼应，体现了共同的民族化取向。但由于出发点不同，最后的文学导向风格迥异，也是必须注意的。 　　在延安，《讲话》所导引的工农兵文学对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学进行了颠覆，对文学主体作了一次根本的改变。知识分子的农民书写侧重于文化的批判和思考，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被描写”。在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中，农民/知识分子的书写关系与东方/西方不平等的文化权利关系具有同构意义。根据地作家活动空间的位移、圈子的改变，带来了文学主体的重大变化。“过去我们的新文艺运动主要的是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现在开始从知识分子的圈子跑到工农兵的圈子里去”。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67页。对农民群体欣赏趣味的尊重，出于根据地抗战宣传的功利目的，但赵树理等作家对农民文化权利的呼吁与坚守却别有历史价值，特别是把当时90%未受文化教育的农民也列入文艺的接收对象，尤为难能可贵。表现在创作上，体现为对这一类受众文化程度、欣赏习惯的尊重。赵树理指出通俗化最根本的难点是文化立场上的隔膜，把通俗化看成是迎合、策略、屈就便不能实现真正的通于俗。“不能‘深入’，就不能‘浅出’;艰深的词句容易捏造，而通俗明快的文章，却很不容易作!”赵树理：《通俗化“引论”》，《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43页。因此，他的创作 “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象之外的事件，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文集》第1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1页。甚至在遣词造句上都特别注意到农民的欣赏习惯。而抗战后赵树理的农民立场逐步为政治功利所掩盖，对于其个人和整个文学都是一种扭曲。

　　最后，从文学消费的方式来说，创作与接受的互动加强了。抗战时期上海与延安两地文学在叙述方式、语言选择都十分关注便于大众文化消费的互动性和熟悉感。

　　上海沦陷区的杂志非常注重内容上的言之有物，战事状况报导、市民生活描摹、言情抗战故事等占据主要版面，在战时恐怖中俨然承担着传递信息、宣泄苦闷、慰藉心灵的作用。当时《万象》上徐开垒的《两城间》形象地赋予文学以医治创伤的作用，很有时代特征。熟悉氛围的展示、现实体验的呼应，在战时文学阅读中明显重于思想的震撼和启迪。张爱玲显然借用了旧说书的叙事套子，而“东吴女作家群”对童年追忆、生活挫折的青春诉说满蕴着古典的风韵，满足了海上阅读的怀旧气息。其中成就最大的施济美，其小说内外凄切的爱情故事引得许多读者自称“施迷”。施济美的爱情故事是其凄美一生的核心话题，这一故事却与时代话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抗战前，施济美与中学同学、好友俞昭明的弟弟俞允明相识相恋，一起考入东吴大学。抗战爆发后，俞允明离开沦陷区，远赴武汉大学求学抗战。1939年俞允明殒命于8月的一次残酷空袭。此后几年间，为抚慰老人，施济美模仿恋人笔迹继续家书。这是小说外施济美的浪漫传奇，其创作也多为哀婉的爱情故事。在1946年《上海文化》的调查中，施济美成为继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知识青年“最钦佩的作家”。王羽：《编后记》，《莫愁巷》，文汇出版社，2010年，第407页。她对旧梦的深情追忆和无处依傍的矛盾心态，与沦陷时期的世态人心构成了一种呼应。一篇评论阐释了施济美特殊的接受现象：“年青的人喜爱她的作品……喜爱的自然是她的优点，华美的文采，诗意的气氛，纯真的理想……但是，更为年轻人所喜的却是她的弱点：她的渴念和不安……热诚而又孤独，坚强而又怯弱的灵魂”。野萍：《读〈凤仪园〉》，《申报》1948年2月5日，转引自王羽：《施济美传》，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对战争创伤的反复倾诉和倾诉中的自我疗救，是沦陷区文学接受的心理基础。

　　与之相近也稍异，延安的文学接受更注重实际的教育意义，强调文学创作中的另一种互动。不少作家的创作带有明显工作记录的特色。康濯小说中的“老康”、马烽小说中的“老马”、赵树理小说中“老杨”都有作者的影子。纪实作品与虚构创作常常出现主题同构的现象。不少作品源于真实的原型，创作中还反复征求当事人意见。这种创作过程的敞开，有效地促进了读写交流，但也存在多种因素对创作的干扰。倒是另一种“读-听”为主的传播模式更值得注意。赵树理说他的小说是“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介绍给不识字人听”。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77页。这种读者可以参与的互动式阅读，可以引起直接的交流和劝诫，与中国传统曲艺的文化娱乐形式异曲同工。传统曲艺是中国大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民众一般历史知识、文化观念的主要来源，也熏陶了中国人“叙述―件故事，终究是‘读不如讲，讲不如演’”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9、90页。的娱乐方式。延安的文学接收方式与农业文明中文化消费的氛围和习惯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上海沦陷区与延安根据地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异常空间。柯灵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27页。其实，这种偶然巧合论是片面的，流星般的张爱玲现象中昭示着久被遮蔽的民族化问题。而对于延安文学，《讲话》以政治标准规范文艺问题的确对文学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应该具体看到，与政治革命上中国道路的寻找同步，植根于艰难时世的“延安道路”在权宜之中部分地实现了政治革命与文学艺术的中国化。正如李陀强调的，“毛文体较之其他话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是：毛文体或毛话语从根本上该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一种和西方现代话语有着密切关联，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两地文学空间的急遽变化，标志着文化权力的调整。政治与文学、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博弈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文学生态圈，推动了文化权力在普通大众、文化精英与意识形态中的重新分配，从而孕育出了新的文学景观。 　　三

　　抗战时期上海与延安两地文学空间的变化，带来了文学表达上对日常生存的关注、对地域书写的深化、对文化传统的承续。

　　其一，日常生存的展示。抗日战争爆发，知识分子被迫从象牙塔走到十字街头，境况的改变把生存的难题凸显了出来。个人生存、民族生存的逼问改变着文学的题材选择和审美向度。张爱玲说经历了香港轰炸、围城和陷落的“出生入死”，“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散文全集》，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年，第125～126页。朝不保夕的战乱中，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主要的生存状态，生活的理想从非日常世界退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具有特别的文学意义。

　　上海史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占领的威胁和耻辱”使上海居民“日益艰难的物质生活雪上加霜”，“从早到晚，人们在指定的供应点前大排长龙，争夺打斗无日不有”，“上海的街头从来没有这么多因饥饿而倒毙的人”。[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也记录了延安根据地的发展困难，“1941～1942年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造成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三次“灭顶之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大生产运动，是延安争取生存斗争的特色道路。[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两地文学作品表达了强烈的生存要求。《大荒年》(沈寂)、《多余的人》(施瑛)、《盐巴客》(郭朋)在饥民弃婴、易子而食等野蛮故事中表达出一种令人惊悚的意味。延安文学也在对农民苦难的正面描写中，真实展示了农村生活的衣食住行，具有史料意义。如《李有才板话》中以吃和住两项基本的生活内容写阎家山的社会面貌，“吃烙饼”与“喝稀饭”的分化、砖房-平房-土窑的“一道斜坡”，是阎家山“模范不模范”的真面目。

　　在物质生存的记录之外，两地文学对底层生活秩序也有真实的呈现。延安文学在表现农村旧社会的苦难时，着重揭示乡村政权的腐败和绅权阶层的劣变，以及这些对旧乡村精神的挑战。其中，赵树理对乡村政权状况的揭示、孙犁对乡村人伦关系的歌咏，极具代表性。赵树理的《催粮差》《李家庄的变迁》《刘二和与王继圣》《福贵》等作品表现了乡村社会旧权力体系的腐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对新政权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警示。《李家庄的变迁》通过龙王庙里吃烙饼议事，写出了乡土社会“无讼”的传统，但春喜的耍赖、李如珍的偏袒、小喜的蛮横，写出了绅权阶层对乡村秩序调节功能的退变，而对公审李如珍的血腥描写暗示了旧秩序崩塌后的混乱。《受苦人》等小说更是对传统乡村伦理进行了展示，描述理智与情感的矛盾、道义与利益的纠结，呈现了一个为新文学所忽略的农民精神世界。

　　抗战时期上海文坛一改鸳鸯蝴蝶派的哀情、奇情、苦情模式，在对沦陷生活的苦难体验中表达出日常的无奈。予且小说人物的小智小悲、苏青关于女人的雷人惊语、张爱玲小说中人物永远笼罩着的“惘惘的威胁”，与广大市民的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审美期待非常吻合，带有中国人的精神印记。

　　其二，地域书写的深化。地域特色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源泉之一，但地域性并不是漂浮于风俗人情表象之上的装饰物，而是深潜于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实质的生存状态之中。鲁迅先生最早将“乡土文学”称为“侨寓文学”。侨寓性正是抗战前乡土书写的重要特点，对于乡土的远景关照落脚不在乡土本身，而在侨寓者要抒发的“胸臆”。而对于都市，战前中国书写更鲜有真实地域感的表达，常常在现代性的漫游和反殖民的表述中，模糊了都市市井的本土特征。

　　抗战后从沿海到内地、从乡村到都市的大迁徙改变了文人的生存状态。侨寓者的归乡、漫游者的沉潜，改变了作家的情感体验，也改变了文学表达的地域意指。加兰说：“只有出生于当地并从内部了解当地生活的那个作家，才能真实地描写某个城市或某个农村的生活。对于这样的作家说来，任何东西也不会是‘奇怪的’或‘美丽如画的’，对于他，一切都将是亲切的、充满了美与理性的。”[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92页。抗战时期两地文学不仅仅在方言俗语、风土人情中渲染地域氛围，而是着重于特定地区生活样态的描述。师陀宣称《果园城记》的主人公不是“马叔敖”或“我”，而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小城”，是“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师陀：《〈果园城记〉序》，《师陀研究资料》，刘增杰编，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96～97页。这时，“地域”与“空间”内涵更接近，它是人物的生存场所，也是一个文化成长的特定场域。它不仅体现着明显的地理特征，还包含了历史文化的人文因素。

　　列斐伏尔提出要改变空间作为人物活动场地的中性面目，关注其作为社会关系集合的内涵。上海与延安的一些小说地域特征明显，人物与环境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地域书写体现出吉登斯所说的“本地在场的有效性”。安东尼?吉登斯是英国社会学家，他指出现代性体现为传统的断裂，地域界限的模糊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张鸿声说张爱玲，“将乡土中国理解为上海自身城市逻辑，甚至是一种‘底色’。这使她对上海的表现，获得了空前的深度。”张鸿声：《海派文学的“小叙事传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白吉尔对上海史的研究发现：上海现代化历程最可贵之处是对现代化的超越，即现代性在其文化本质中的植入。“上海是接受西方文明并使之与民族文化互相兼容的现代化样板”，其现代性不是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而是“由现代化及其成果所唤起的相应的精神状况和思想面貌”。[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3页。也就是说，现代元素在上海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在地化”生根，是其具有超越性的独特价值。 　　赵树理小说也在人物与环境的协调中体现出本土现代性的新颖。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与现代文学、人民文学人物创造的典型化手法不同，“赵树理文学的核心”在于，他“作品中的人物在完成其典型性的同时与背景溶为一体了”。⑥[日]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76、78页。也就是说，赵树理的人物是带有乡村空间整体特征的个体。人物与背景之间不再是主次有别的关系，而形成了人物与空间互相说明、互相指涉的整体链接。上海、延安两地对本地风物、本地体验、本地文化的书写，体现了回到地方性的文学努力，是民族性回归的深化。

　　其三，文化传统的承续。上海与延安两地文学在民族化追求上的殊途同归，其重要意义不在于内容形式上的局部变化，而在于其中所昭示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对本民族文化的正视、尊重，是民族生存、革新的力量源泉。研究者将“新文学自创始伊始即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加剧的与传统文学精神的巨大断裂”，称为中国新文学始终艰难承受着的“无‘根’之累”。贺仲明：《无“根”之累――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关系试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1期。在新文学徘徊回旋的发展中，抗日战争非正常的时代环境提供了一次反观五四、重审传统的机会。

　　上海和延安两地文学动用文化资源浴火重生，部分地实现了精英走向底层、先锋融入常规。古老的文学记忆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两地文学的民族化进程。以小说为例，故事的复归、诗性的融合，展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文学风景线。上海文坛对市民传奇的拓展、延安对评书体的改造，都是对传统小说形式的继承;同时，部分作家以诗化语言对意象、意境的营构，又是中国诗化传统的发展。张爱玲、钱钟书、赵树理、康濯、马烽等擅长以意象描写人物、推动情节，而施济美、师陀、孙犁等热衷于意境的创设。两地文学拓展了取象范围，对意境、物象的选择广泛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传统诗词中常出现的典型意象，如月亮城墙、园林私宅、松竹兰梅、历史人物等，几乎涉及古今中外文化思想、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不同于传统的比兴、借景抒情、寓情于景，两地文学的意象从文人雅趣转向生活实感，并融入了西方的心理分析手法，增加了情节叙事的多重意味。如三仙姑的神案、李成娘的传家宝、寒夜里的红棉袄、水上漂着的小菱角似乎并没有脱离实际的生活空间，却具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而张爱玲与钱钟书多维意象群的组合，把意象的作用从写景抒情扩展到说理批判，衍生出丰富的思想意蕴。意象等传统符码具有以一当十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在两地阅读中有效地勾连起共同的文化遗产，成为本民族共享、打开异民族隔膜的文化密匙。

　　传统的文艺形式、语言原料是从历史走向现代的重要载体。两地文学以形式的熟悉与文化传统建立了或明或暗的联系，诉诸读者文化心理、寄寓民族文化现代性的生长。竹内好评价赵树理对传统的回归说，“赵树理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中超脱出来”;⑥而张爱玲也说，“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事物与局面上”，“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2～25页。这体现了对五四文学的反拨与调整，是现代思想与文化传统的深入融合，使五四的先锋文化通过本土化过滤逐步与主流文化合流。

　　四

　　上海与延安两地文学在战时文学空间的调整中，对读者接受的尊重、对民间生态的融入、对文化传统的敞开，创造了民族文学的重要收获。两地文学分别启示了商业与政治两股动力对新文学大众化的推动作用。延安文学借意识形态的力量使新文学与农村底层有了接触;沦陷时空下，商业杠杆促进了上海文学的雅俗共通。精英知识分子、底层普通民众、政治意识形态诸种力量的交互运动构成了文学场的历史变迁。应该充分肯定，商业与政治推动新文学与普通大众结合具有历史意义。处于文化权力边缘地带的底层文化获得了一次正典化机遇，同时赋予了正统文学以新的活力。

　　但文学通俗化、大众化和民族化并不完全等同，商业与政治推动下的大众化路向也暗含着可能的困境。商业的改造和政治的控制也会扼杀底层文化的生命元气，走向表面上的大众化，实质的庸俗化。上海沦陷时期文坛曾主动进行通俗文学的自我革新，热切呼唤兼有新旧文学优点的新文艺，但一段时间下来，“合乎‘通俗’条件的短篇小说收到尚少”，预期的“通俗小说”专号未能刊出，陈蝶衣：《编辑室》，《万象》，1943年1月第2年第7期。其间出版市场的掣肘是重要的原因。在市场效益的吸引下，大部分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走向感官化，形式语言的创新越来越少。谭正璧对苏青的批评对当时整个上海文坛都有警示意义。他说：“我对于苏青的大胆直爽，没有女性的扭捏是钦佩的，但是她的过多的‘直言谈相’有时很使我感到肉麻。她的‘直言谈相’仿佛是和味用的‘辣火’，偶然用些是很够刺激的，但是如果像‘四川菜’那样每菜必用，那就要辣得我们‘口舌麻木’。谭正璧：《论苏青与张爱玲》，《苏青文集》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487页。对于读者感兴趣话题的反复演义，使创作的视野狭窄、风格单一。创作力的衰退，即使在张爱玲也难以避免。傅雷说奇迹在中国都没有好收场，竟有一语成谶的味道。

　　商业化的影响使小说成为感观消费品，与世俗的妥协、创新性的缺乏是其主要弱点;而政治化的覆盖则使小说成为官方意识的传声筒，质疑性、谐谑性的脱落是正典化对民间文艺的损害。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革命宣传即非常重视对民谣、小调、秧歌及说书等民间艺术形式的借用和改造。延安通过对旧艺人和知识分子的同时改造，完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但是对农民文化的政治借用使农民文化生态无法得到完整的展现，颠覆性、讽刺性作为民间艺术的精神实质也被部分扭曲。巴赫金指出，对官方严肃性的嘲弄消解、对食色节庆的狂欢是民间文化的娱乐本性。农民文化与延安意识形态的半合半离关系，在抗战时期表现为民间力量的反抗性与政治革命的破坏性内在相合，而在战后政治权力合理化的文学论证中，民间文化的自由自在、野性蓬勃则明显难以融入。以民间诙谐的体现者丑角来说，战后解放区文学对此有明确限定：“在森严的封建社会秩序和等级面前，丑角是唯一可以自由行动，自由说话的人物”，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小丑的身份已经完全改变了”。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41页。新时代文学中已没有了小丑的位置，也就折损了底层文化的本真面目。

　　现代中国一直处于现代化滞后与民族性丧失的双重危机之中，上海与延安两地文学在民族灾难中以民族化的明显趋向进行了本土化的现代性探索。两地异质空间下对文学民族化的多元探索，不仅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战时文学记忆，而且对民族文学的发展极有反思价值。这份难得的文学经验也启发身处全球化的我们：坚守民族文化之根，融入民间、对话世界，以民族精神的独特表达丰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