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抗战时期延安的知识分子
来源：论文网，作者： 付关怀    2018-03-13 17:04:53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各类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干部培训、医疗科研及工业部门等各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对坚持长期抗战、建设“民主中国的模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党已探索出了善待知识分子的宝贵经验。

　　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号召：在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要吸收城市知识分子和全国青年学生来边区，并给以必要的教育以影响全国。由于中共政策的感召，各地知识分子涌向延安。1938年夏秋之间掀起了第一个延安潮。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任弼时在1943年12月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

　　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归为三类：叛逆者、逃亡者、追求者。曾以思想罪、政治罪而被捕、监禁的文化人，他们由政治的反叛走向道德的反叛、社会的反叛、文化的反叛，如：丁玲、艾思奇、范文澜、艾青等人;逃亡者包括声名的逃亡与失去故土的逃亡。前者有：论战“国防文学”的周扬，“两个口号论争”的徐懋庸，陷入感情纠葛的高长虹等人;后者如“九一八”后流落重庆、桂林的东北文化人萧军、罗烽、舒群等20多人;第三类人或为生计，或为理想，是形而下、形而上或兼而有之的追求者，像王实味、冼星海、何其芳、茅盾、朱光潜、沈鸿等人。

　　延安之所以磁石般吸引着外来知识分子，首先是因为中共在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和科技政策的正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具有先锋和桥梁作用;工作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能治党治国治军;要主动地、机智地、刻不容缓地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去“抢”知识分子，“抢得慢就没了”。1941年6月2日《解放日报》社论提出“不应把科学技术上的提高工作推迟到抗战胜利以后”。边区政权把提倡科学知识、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明确载入其《施政纲领》。其次是日寇对文人的迫害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使广大的知识分子痛感要救亡是不能信赖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他们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纷纷投奔延安去经受革命熔炉的锻炼。

　　抗战时期，延安的知识分子担载着文化传承，涵养着民族精神，肩负着国家独立和富强的责任感。他们最大限度地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边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在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边区“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知识分子来延后，情况大为改观。以小学为例，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分别由边区政府成立前的120所和2000个学生增加到1945年的1377所和34004个学生。教员培养;开办短期培训班，利用假期集中进行。教材编写：1938-1940年共编印初级小学教材9种29册，高级小学教材和补充读物9种20册，涵盖国语、算术、社会、自然、美术、体育、劳作等科目。教学内容：公办小学除一般文化课程外，增加了珠算、应用文、植棉、防治病虫害等技能。村办小学更加灵活，群众需要识字，村学就教他们日用杂字;需要记帐，村学就教他们珠算;需要应酬，村学就教他们写信、写条据;需要健康，村学就教卫生常识;需要儿女，村学就教怎样生娃娃。教学方法：采取讨论法、谈话法、读书指导法、参观法、练习法、实验法，注重培养学生个性，力戒“注入式”。

　　二、培养干部的工作母机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抗战初期，边区的干部状况是老干部多数文化不高，文盲很多。为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边区的全部教育工作以干部教育为主。当时的干部培训学校有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十几所。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兢兢业业，将知识无私奉献给党的干部教育事业。据1938年抗大统计，全校657名教职员中，归国者14人，外来教授12人，本校第四期结业留校591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八路军干部40人。抗大第四期文化程度分别为：文盲152人，小学594人，初中1417人，高中1440人，专门学校145人，大学428人，研究院11人，留学生25人，其他57人，共4269人，其中初中以上3466人，约占总数的81%，这是抗大历史上学员人数最多的一期，也是知识分子比例最高的一期。学员毕业后除部分留校外，许多人奔赴前线，大批人被派往晋察冀、晋翼鲁豫和华中各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或到部队当文化教员，另据1939年统计，仅驻延安的中央机关、人民团体，接受在职教育的干部就有2000人，1941年增至4000人。中国医科大学在1940年9月至1945年11月举办13期，培养了数名医术精湛的医务干部。抗大、陕公及延安的其它院校，在培养造就干部中起了工作母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广大知识分子在教育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一大批善于从事学校工作、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干部。毛泽东称之为“干部之干部”，而只有这种干部之干部才能担负起培养干部的特殊作用。原有知识分子在提高工农兵干部文化水准时，也改造了自身的思想，成为革命者。

　　三、人民科学技术事业的奠基者

　　起先，边区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一切依赖外界，从日用品输入到技术专家的引进。知识分子来延后，自然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会等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科研院所陆续建立。当时，对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生命起源的研讨，不仅在全国甚至在国外都有很大的反响。边区农业学校、边区工业学校、中国医科大学等等为边区乃至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研和经济建设骨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农业方面：引进抗虫性强、穗大、鸟雀不易啄食的粮食谷和子粒长、骨子细的金皇后玉米，产量比当地品种提高10%-30%，还引种了边区现有的西红柿、红皮花生、甜菜等新品种。1941年边区发生牛瘟，光华农场自制免疫血清16万毫升，疫苗10万毫升，迅速扑灭了牛瘟。农技人员推广套种、间种、轮种和棉花种植。1944年，全边区棉花种植面积近30万亩，收皮棉300万斤，可织布150万匹，解决了边区2/3的需要量。工业战线：沈鸿等人研制了战时急需的印刷机、油墨机、造纸机、制药机和炼油机，奠定了陕甘宁地区的工业基础。钱志道、陈振夏分别筹建化工厂和玻璃陶瓷厂。三四十年代延长油矿的开采，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明珠。科技人员用马兰草造纸，研制了纺织机械如主体水轮动力机、打毛除尘机、织毛毯机等。石油专家提炼出汽油、柴油、机油，分馏出煤焦油(可造炸弹)。军工人员设计出新式步枪和子弹、掷弹筒、迫击炝。医卫领域：从中草药中提炼出麻黄素、黄苓碱中成药，也研究出西药片剂、注射剂如吗啡片、奴夫卡因、阿托品等。到1941年前，边区可生产各种丸、片、粉等药品1000种。1945年5月，青霉素试制成功，这在当时是十分宝贵的抗菌素。

　　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标兵

　　新民主主义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延安是抗日文化的摇篮。延安文人是党的文化政策和新文化事业的宣传者、组织者和实践者。他们发出民族的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号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因为“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谁要是把它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他们用笔作刀枪，揭露日寇暴行，阻止顽固派妥协投降，动员、宣传、组织和教育人民，对武装斗争起着重要的配合作用。他们批判封建、买办文化和日寇奴化教育，在文化战线上与敌伪顽抗独立作战，起着武装斗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宣传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热情讴歌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业绩：松沪抗战中的800壮士、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张思德……他们印行马恩列斯毛著作，提高人民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们深入工农兵大众，创作了四十年代中国最高水平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音乐及其它艺术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黄河大合唱》等等。

　　总之，在神圣的民族战争中，在延安艰苦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奉献了自己的才智，许多人甚至牺牲了生命，他们创造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丰功伟绩。

　　抗战时期，党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宝贵经验。其主要是：

　　1.政治民主

　　中央号召打破关门主义，大胆发展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抗日积极分子入党。如抗大第四期开学时知识分子党员占30%，半年后结业时增加到70%。毛泽东强调对党内干部要进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态度”。1940年以后，党中央每年召开各种知识分子座谈会。1942年又建立了高级技术干部季会制度。中央领导人与知识分子促膝谈心，并采纳了沈鸿的意见，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技术人员“归队”。这样，一些技术干部从前方转到后方，从部队工作转为技术工作，为边区乃至新中国准备了技术骨干和专门人才。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廓清了知识分子中长期而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认识。

　　2.学术自由

　　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同志不排斥，采取吸收消化的态度。1943年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批评有些同志轻视资产阶级学说，想凭空创造的左的错误时说，必须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化为无产阶级的，像吃狗肉一样，吃下去后消化、创造，变狗肉为我肉。广大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科研结合生产，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44年4月，沈鸿、李强等8名高级知识分子被评为特等劳模，大批科技人员受奖。

　　3.量才为用

　　党中央严厉批评了边区时而发生的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尊重和排斥现象。一些名流学者被安排到中央研究部门工作或抗大任教如艾思奇、何思敬、王学文、徐懋庸、任白戈、何干之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常找他们研究马列理论。中央军委规定，对专家们的安排，一律以学识专长为标准，不以政治为标准，如厂长、院长等。尽可能把知识分子放到领导岗位上，使干部中的知识分子比例逐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