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胡愈之在桂林的新闻出版活动
来源：论文网　作者：徐健 杨晓佼   2018-03-14 11:20:39

　　胡愈之(1896―1986)，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我国文字改革的重要倡导者和我国世界语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他与沈雁冰(茅盾)等成立文学研究会。“九?一八”事变后，主编《东方杂志》，并支持和帮助邹韬奋办好《生活》周刊和创办生活书店。1935年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救国会。1940年赴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担任《南洋商报》的总编辑和主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是一个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出版于一身的知识英才。本文试图梳理抗战时期胡愈之在桂林的新闻活动，以此阐明胡愈之奋斗不息、诲人不倦、热心传播真理的革命报人精神。

　　抗战爆发后，新桂系出于自身派系利益的考虑，采取开明政策，欢迎民主进步人士来到广西。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5月期间，周恩来三次来桂林，同新桂系领导人进行多次接触，做了大量工作。新桂系对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以及中共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在原则上是接受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白崇禧也于1938年12月在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请中共军事家叶剑英担任班主任。①随着桂林的政治形势大为好转，1938年11月，受周恩来的指派，胡愈之以救国会人士的身份和范长江一起到达桂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

　　一、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借助自办刊物，撰文呼吁政治民主

　　1937年10月，新桂系为了团结非蒋的各派政治力量，成立了“广西建设研究会”，聘请各方面知名人士、学者等来研究广西建设问题，为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意见。新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分任研究会的会长和副会长。1939年，胡愈之被任命为“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部的副主任。他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推动民主宪政运动，呼吁政治民主。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曾有宪政的讨论，并付诸一定的行动。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其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宣布“战事既起，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议决关于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不得已而延期……抗战胜利之日，结束军事，推行宪政，以完成民权主义之建设，为势固至顺也。”②客观地说，战时将宪政的实施延期，在当时是得到国人谅解的。但是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国内各方要求修明政治、提高民主程度、实施宪政的呼声日益高亢。当时广西就成立了宪政促进会，以李宗仁为主席，并成立宪法研究小组。

　　为了配合和推动广西宪政促进会的运动，胡愈之在桂林主持的救国会刊物《国民公论》上，发表了《向着胜利的新阶段前进》、《抗战与宪政》等一系列文章，大声呼吁国民政府促成宪政，实现政治民主。

　　在《向着胜利的新阶段前进》一文中，胡愈之着重阐述抗战仅凭军事抗战是不够的，必须做到真正的全民抗战，必须实现政治民主。胡愈之写道：“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把握在哪里?主要地在于倚靠广大民众精诚团结的力量，足以坚持长期抗战，直到最后驱逐日寇出境为止。”如何发挥民众的力量，胡愈之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在政治上完成民主统一。随后，胡愈之就民主政治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六点建议：

　　第一，封建军阀的残余势力完全铲除，完成真正的民主集中政制。第二，比国民参政会更进一步的真正代议机关的建立，使各党各派都有参加政权的机会。第三，以民选的地方政治机构代替自上而下的保甲制度。第四，约法规定人民权利的绝对保障。第五，贪污的绝迹。第六，中国各民族，包括各弱小民族的团结一致，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共同为抗战而努力。③

　　在《抗战与宪政》一文中，胡愈之首先开门见山地提出期望：“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并由议长指定参政员19人组织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随后他指出，政府和民意机关特别重视宪政问题，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两年多的抗战经验告诉我们：抗战需要民主，而民主也只有从坚决抗战中，才能完全实现。”接着，针对两年来国民政府政治的进步赶不上军事的现状，胡愈之分析了两点基本原因：“第一，全国上下虽然精诚团结，但是除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并没有完全确定合法的地位，因党派问题引起的误会和磨擦，依然不可避免。第二，大部分民众因为缺乏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缺乏自觉自动自发的精神，所以就力量与意志集中这一点上说，还是很不够。”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胡愈之提出了办法，那就是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推行宪政。并且他就当前促成宪政和抗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提出“宪法草案与制宪机关都必须根据抗战的需要来重新加以确定。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应该尽快开放政权，使全国人民都有参加的机会，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应该使全国军民都有代表参加制宪及民意机关。”④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广西宪政促进会以“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成员陈劭先、胡愈之、千家驹、陈此生、白鹏飞等为骨干，针对国民党中央认可的“五五宪草”起草了一个宣言，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宣言的主要执笔人就是胡愈之。

　　但是面对各党派团体对宪政表现出的热情和期望，国民政府却开始退缩，并于1940年4月18日，在国民党中央制订的《宪政问题集会结社言论暂行办法》中规定：凡关于宪政问题之集会或研究宪政问题之团体，除由中央直接派人分赴各地办理外，由各省市党部政府会同所在地参议会召集或组织，“宪政问题之言论，应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训政纲领、训政约法、抗战建国纲领，总理、总裁有关宪政之指示，暨国民政府公布有关宪法政令为依据”，“曲解宪政者，应一律取缔之”。⑤1940年9月，国民党又以交通不便、国民大会无法召开为由，终止了第一次宪政运动。

　　二、创办成立文化供应社和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向大众普及科学文化

　　(一)创办文化供应社

　　抗战时期，胡愈之在桂林办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创办了文化供应社。文化供应社由广西建设研究会同救国会合资经营。沈钧儒曾为此专门从重庆来到桂林，为该社的创办提供了一笔资金。胡愈之就根据自己在上海参加生活书店的工作经验，制定了文化供应社的规章制度，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

　　文化供应社由陈劭先任社长，胡愈之任董事和编辑部主任。文化供应社的工作方针是配合抗战建国的需要，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文化，供应精神文化食粮。

　　20世纪初期，西方新闻学理论中对于新闻事业功能的探讨早已为中国绝大多数新闻界知识分子所接受。胡愈之结合中国实际对于新闻事业功能作出新的阐释，他将西方新闻学理论中通常所说的报道新闻、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刊播广告五大功能⑥合并为三大功能，即传播新闻、引导舆论和社会服务。社会服务功能中包括教育国民、提供娱乐等。文化供应社正是基于“教育国民、普及科学文化”这一社会功能的考虑出版了大量的科普文化书籍。该社出版的大都是社会科学、知识性读物和文学作品。所有这些出版物无不体现了胡愈之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夏，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通俗小说《新水浒》是该社创办以来出版的重要书籍之一。《新水浒》最早曾由“孤岛”时期《每日译报》连载，由于报纸停刊未能全部登完。文化供应社在胡愈之本人的力主推荐之下，出版了《新水浒》的第一部《太湖游击队》。 这本小说叙述描写了抗战时期江南地区人民武装奋力抗日的英勇事迹。它用章回小说的形式表现了抗战时期的当代生活，深受胡愈之的重视。胡愈之亲自为该小说写了一篇序言，并在序言中提到：“关于民族形式，现在似平淡得很多，但是做得还不够。这一本书的出版，至少是向文艺界提出一个关于民族形式的实例。”⑦小说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著名的通俗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也曾指出，他是受了这本小说的影响才写通俗小说的。

　　文化供应社是胡愈之结合战时桂林的实际在新闻出版工作上的一个创造。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文化供应社就发展成为桂林有着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新闻出版机构。1940年，胡愈之离开桂林后，文化供应社仍然继续发展，对广西的文化普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成立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胡愈之就支持和帮助过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1938年12月，胡愈之还一度应邹韬奋的约请到重庆商讨生活书店的工作。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对生活书店的压制越来越严重，胡愈之和邹韬奋决定大力发展分店，让各个分店独立自主经营，这样不仅扩大了业务和影响，而且可以避免国民党政府一下子把生活书店整个扼死。

　　为了适应发展分店的需要，生活书店正式成立了编审委员会，由胡愈之担任委员会主席。胡愈之结合当时的抗战形势，提出了书店经营的三条方针：“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

　　胡愈之回到桂林后，长期住在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的宿舍里，和书店的职工一起过着集体生活。为了进一步扩大书店的影响，他还把原来在武汉出版的救国会机关刊物《国民公论》于1939年1月1日搬到桂林，由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出版，直到1941年2月出至五卷49期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

　　生活书店实施分店经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国统区发展到50多家，为传播抗日文化贡献巨大。邹韬奋曾在生活书店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上专门撰文表扬胡愈之，称赞“胡主席”⑧是“本店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讽诵，而且对出版事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是视友为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的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⑨

　　范长江同志曾说：“胡愈之同志是我们进步文化界的参谋长。”这是对胡愈之出自内心的评价。当时“救国会”在桂林出版的机关刊物《国民公论》，由胡愈之、张志让等4人轮流主编，每人负责一期。这也是胡愈之提出的办法，体现了他的谦虚谨慎精神，注重培养人才，敢于担当重任。

　　194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根据指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李克农让胡愈之到办事处阅读了上述文件，并决定让胡愈之首先离开桂林。随后不久，胡愈之成为桂林进步人士中第一个撤离的。⑩

　　胡愈之在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既是我国先进文化事业的先驱，也是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其在桂林的新闻活动不仅弥漫着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也散发着对本民族的热爱与忠诚。

　　(本文为2008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号：08BXW003)

　　注释：

　　①程思远：《桂林在抗战时期中的特殊地位》[A].《桂林文化城纪事》[C].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649页。

　　②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③评论.《向着胜利的新阶段前进》[N].《国民公论》原件，第四期。

　　④评论.《抗战与宪政》[N].《国民公论》原件，1939年10月1日。

　　⑤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⑥何梓华.《新闻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⑦于友：《胡愈之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⑧注释：胡愈之当时担任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主席。

　　⑨于友：《胡愈之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⑩胡愈之：《我的回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徐健：广西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治与社会学系副教授;杨晓佼：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2009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