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初探(上)
来源：论文网　作者：梁宏霞   2018-03-14 11:21:50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得以发展，从生态学角度而言，抗战时期桂林和广西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和推动是战时桂林新闻传媒得以较快发展的根本原因，桂林文化城的形成集聚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人才、丰富抗日救亡传播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一批批文化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使得桂林一度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享有“桂林文化城”的美誉。

　　在抗战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领域里，重庆、上海、武汉、香港和西安的抗战新闻活动的历史地位总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作为抗战新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广西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历史地位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桂林这个蜚声海内外的“抗战文化名城”的文化繁荣的景象极不相称。

　　抗战前，桂林只有几家小的报刊。在桂林形成“文化城”期间，桂林的报刊激增。据统计，抗战期间，桂林共有各类刊物39种，报纸17家，印刷厂109家，每月排字量在4000万字左右。当时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报纸从战前仅有的几个地方小报一跃发展到十几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其中，著名的日报就有《广西日报》、《救亡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力报》等;晚报有《桂林晚报》、《自由晚报》、《大公晚报》、《广西晚报》等四家;还有例如《辛报》、《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民众报》、《小春秋》等报刊。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得以发展，从生态学角度而言，抗战时期桂林和广西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和推动是战时桂林新闻传媒得以较快发展的根本原因，桂林文化城的形成集聚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人才、丰富抗日救亡传播内容。桂林自古“山水甲天下”，历史上长期为广西省会，内外物资交流，各方人文荟萃，是继重庆之后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北平、上海、武汉、广州和香港的相继沦陷，大批的文化人和文化事业机构内迁到了桂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这批文化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使得桂林一度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享有“桂林文化城”的美誉。据统计，当时集结在桂林的作家、画家、音乐家、戏剧家和新闻工作者等，多达1000余人，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①

　　抗战时期，新桂系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和国民党中央的鞭长莫及，使得八桂大地成为国统区内的一小片文化绿洲。特别是一些受战火威胁的报纸和知名报人辗转内迁到桂林后，使得广西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新闻事业发展最为蓬勃的地区。

　　受众激增是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另一原动力。抗战时期的桂林是当时国内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所占比例最大，人员构成最为复杂多样的城市之一(抗战时期，桂林人口最多时超过60万，而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人口也就是80多万――笔者)。既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高学历、高收入阶层，又有大量只具备中等文化、低收入的打工一族;既有相当一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追求现代生活品位的人士，又有不少受中国文化熏陶，留恋传统的市民。这些人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桂林传媒的受众生态系统，也由此决定了其多元化的形态。

　　新闻传播发展的物质条件是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利器。抗战以来，内地许多厂家迁来桂林，桂林的印刷业飞速发展。抗战前，桂林只有印刷厂10余家，而且大部分属于手工印刷，工效低，质量差。抗战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全市共有大小印刷厂109家，排字能力每月可达3000万字到4000万字，有关印刷工人、技师在1万人以上。纸张的来源渠道也较多。当时多用湖南邵阳、浏阳及广东南雄土纸，数量充足，价格便宜，运输也很方便。桂林生产的黑色油墨就能满足桂林印刷业的需要。这些条件在整个大后方来说都是较理想的。它们是桂林文化事业尤其是新闻传媒事业盛极一时的强大的物质基础。

　　出现这一独特的新闻现象，不仅与当时桂林的政治、文化和新闻生态密切相关，而且桂林新闻界内部自发或被迫进行的管理体制、经营理念诸方面的创新变革，也是桂林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

　　一、桂林各报的新闻报道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突显现代报纸的专业化倾向

　　抗战以来，桂林各报力求新闻客观，发展出一套相对成熟的新闻理念，特别是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代表的桂林媒体，其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和高效率的报道流程，体现了独立的舆论立场、高尚的报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昭示了战时桂林新闻界在新闻报道上已经具备了现代专业化报纸的成熟特征，有着强烈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新闻专业主义于19世纪末开始形成，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的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

　　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该报在报道取向上体现了专业主义特色，在当时桂林的新闻界脱颖而出。《大公报》(桂林版)的新闻报道以“公众需要”为目标。这种“公众需要”不是简单的受众兴趣，而是基于在社会动荡时期人们需要信息以助决策而导致的对硬新闻的普遍偏好。该报的长篇通讯坚持专业的角度，将个别事件联系到大的社会结构变化，锲而不舍地为读者提供多元的报道、精辟的分析，以营造丰富的思考空间。由于既有较强的说理性，又有丰富的情感和鲜明的立场，使得它更像今天的新闻特写或调查报告，可以视为当时“深度报道”的典范。文笔优美，可读性强，深得读者喜爱。这一系列的文章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在今天看来仍有较强的史料价值。

　　《广西日报》(桂林版)大力宣传新桂系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在抗日救亡的报道方面，紧随着前方战事，及时报道最新战事信息，对鼓舞士气，增强民众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新桂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也是《广西日报》(桂林版)报道的主要内容。这些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同时也兼具广西的地方特色。

　　《救亡日报》是一张在中共领导下的打着“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名义、以“公正合法”的身份、在国统区出版的报纸，尤其是《救亡日报》(桂林版)，更是在八路军驻桂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分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但是，《救亡日报》(桂林版)比之中共领导的其他报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救亡日报》(桂林版)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报刊都负有的“宣传抗日、团结、进步”这个历史使命外，还肩负着一些特殊的要求：“必须争取公开合法”;“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因此，该报以超党派的面目出现，报道兼容并蓄客观公正。特别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各阶级、各党派的冲突纠纷，采取了客观的手法，以第三者的姿态报道有关事实，以缩短与中间群众的心理距离，扩大宣传效果。

　　二、桂林各报的言论在选题和立意上以抗日为主

　　报刊言论的选题，即选择报纸所要评述的事物或论述的问题，它规定着评论的对象与范围，换句话说，也就是就事论理的“事”，有的放矢的“的”。言论通常是一张报纸的旗帜，有着鲜明的风格。综观桂林各报的言论选题，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1.言论的选题注重新闻性

　　《大公报》(桂林版)言论的选题基本上来自当天或者近期的国际、国内新闻。特别是遇到重大的新闻事件，《大公报》(桂林版)除了专门的新闻报道外，通常配发社评。例如，珍珠港事件后，《大公报》(桂林版)在12月9日的二版中，以大标题刊登了题为《暴日扩大侵略终于掀起太平洋上大战!》的报道，同时刊登了社评《暴日自掘坟墓》。

　　2.言论选题的选择主要以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宗旨

　　无论是国际选题还是国内选题，桂林各报的言论多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事件来评述。例如，《大公报》(桂林版)在国际选题中既关注太平洋战争的变化，也留意欧洲战场和北非战场的最新战况。在国内选题中，《大公报》(桂林版)既积极评述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辉煌战果，也以激情昂扬的文字呼吁国人为浙赣战役中的国军献金。《救亡日报》在1939年英日谈判持续的过程中，就发表了大量社论、时论，一再指出这是慕尼黑阴谋在远东的重演，企图制造中国的弗朗哥――汪精卫。1940年先后，《救亡日报》又先后刊登了《张伯伦寂寞的春天》、《反共阴谋没有死》、《赖伐尔的悲剧》等社论，犀利地揭示了英法当时妄图假手德意“对苏采取行动，从而期待以东线进攻来解决西线僵局”的阴谋。

　　3.言论选题往往小中见大，通过选取小事件展开评述

　　这种由小见大、“一朵花中见天堂”的情况，在选题中比比皆是。例如，《大公报》(桂林版)1942年5月28日的社评《由朝鲜征兵说到消耗日本》，这篇社评从日本在朝鲜征兵入手，从兵源的角度探讨日本因常年战争，兵源枯竭，不得不在朝鲜实施征兵政策，从而断定日本必败的命运。又如《救亡日报》(桂林版)分析日本政局的社论《论宇垣与板垣的内哄》、《破难船在怒海中》、《近卫“事物官”内阁》等，对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日本内阁的频繁更迭，通过这些小事件、小事物来不断揭示背后日本政坛派系的渊源、政见的纷纭、交织在其中的私人嫌隙等等，这种评述的丰富、精细、准确常常令人惊叹。

　　4.各报言论的立意以抗日为主

　　立意，就是确定主旨即作者的主要意图。总结抗战时期桂林各报的言论立意，主要体现出四大主旨：第一，宣传中国抗战必胜，坚定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二，宣传日本侵华必败，揭露日本军阀的罪恶;第三，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强调中国与盟国共存共亡的关系;第四，密切关注民生，重视对国民政府的舆论监督。

　　三、桂林各报的副刊借助于桂林文化城的繁盛而别具特色

　　副刊是报纸的具有相对独立编辑形态，并富于整体文化和文艺色彩的固定版面、栏目和随报发行的附刊。抗战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是联系、教育各阶层广大群众的重要园地，又是对敌人口诛笔伐、对顽固派嘲讽兼施的坚强堡垒。特别是借助于桂林文化城的影响和帮助，桂林各报的副刊成为桂林文化城繁盛的缩影。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1.各报的副刊版面基本固定，不受广告影响

　　例如，《大公报》(桂林版)副刊《文艺》相比较同时期的《大公报》(重庆版)副刊《战线》，由于《战线》篇幅很不固定，常常被广告挤到一角，使得读者很不满意。而《文艺》篇幅较大而且固定，不受广告多少影响。从1941年3月16日起，每一期均是半版，与地方通讯轮换在第四版见报。《救亡日报》(桂林版)副刊拥有素具盛名的众多作者，其副刊为当时桂林出版的其他报纸所不及，成为《救亡日报》(桂林版)靓丽的风景。该报的副刊主要刊登在第四版，第三版偶尔也会刊登一些副刊的内容。

　　2.各报的副刊得到各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

　　以《救亡日报》(桂林版)为例，该报有不少副刊，完全是借助社外文艺社团的力量编辑的。比如《漫木旬刊》就是由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战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合编的;《青年政治》由广西大学政治研究会主编的;《诗文学》是由诗文学社编辑，艾青主编的。通过这种合作，既丰富了副刊的内容，吸引了读者，又达到联合社外文艺社团共同抗战的目的。经常为副刊撰稿的各界知名人士主要有茅盾、田汉、张天翼、艾芜、艾青、欧阳予倩、马彦祥、焦菊隐、于伶、林焕平、孟超、宋云彬、叶紫、王鲁彦、何其芳、黄药眠、谷斯范、杨朔、卞之琳、曾敏之、新波、李桦、胡玉枝、何家槐、秦似等人②。他们为《救亡日报》(桂林版)撰写了大量高质量的稿件，使《救亡日报》(桂林版)富于文艺气息。而《大公报》(桂林版)的副刊编辑杨刚也善于团结文艺界、文化教育界人士写稿。老作家如老舍、田汉、茅盾、施蛰存、熊佛西、侯外庐等，青年作家如周为、曾敏之等都为《文艺》积极投稿。还有昆明西南联大的知名作家如穆旦、汪曾祺、杜运燮、郑敏(女)、陈敬容(女)等也常在《文艺》上发表作品。

　　3.副刊内容丰富、亦庄亦谐

　　以《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为例，内容不但多姿多彩，而且亦庄亦谐。这一点尤其在《文化岗位》的“岗语”，《草地》③的“小言”，《十字街》的“街谈巷议”中得到鲜明的体现。这些专栏小言论往往运用旁敲侧击，借题发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嘻笑怒骂。有心人自能体察个中三昧，被抨击者亦心中有数。1940年4月18日《草地》刊登《富与穷》一文在叙述了英国打了半年仗极力节省开支后，笔锋一转：“而中国呢?此番委座在《取缔党政军人宴会办法》里面说：‘酒食征逐，日有所闻，一席所费，动逾百金，……或则沟通餐室，短取筵资，或则珍馐满前，诡称便饭。’”借蒋介石的话把国统区后方吃的腐败现象暴露无遗。④

　　注释：

　　①吴颂平：《桂林文化城的报纸综述》，《广西新闻史料》第22期，广西新闻史志编辑室，1991.2.

　　②刘晓慧：《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救亡日报〉及报人研究》，广西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07年。

　　③《草地》为《救亡日报星期刊》一版上一个富于趣味性、知识性、通俗性的小副刊。

　　④刘晓慧：《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救亡日报〉及报人研究》，广西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07年。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