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音乐运动
来源：论文网　作者：乔书田   2018-03-14 14:09:47

　　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很快风靡全国

　　1935年2月，在上海雷米路(现永康路)一家纸烟店楼上的亭子间里，中国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成员吕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党小组长章泯(即谢韵心)家，以打麻将作掩护，举行了简短的入党仪式。

　　自1934年3月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上海地下党连续四次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里。就在吕骥入党不久，上海地下党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田汉、阳翰笙、杜国庠同时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夏衍、阿英被通缉追捕，左翼文化运动一度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4月，上海地下党得到消息，1933年入党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负责人聂耳也上了特务机构的黑名单。为了聂耳的安全，党组织决定派他秘密出国，取道日本赴苏联学习。

　　4月15日，聂耳带着上海电通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的草稿，匆匆离开了上海，秘密赴日。到日本不久，他作曲完毕，把定稿寄回国内。正等米下锅的《风云儿女》剧组，立即组织吕骥、盛家伦、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等七人成立了一个小合唱队。在吕骥指挥下，经过几天的排练后，到法商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了唱片，然后根据唱片复制到了电影胶片上。

　　随着影片《风云儿女》的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很快风靡全国，为推动全民抗战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7月底，一个噩耗从日本传来。7月17日，聂耳在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消息传到上海，文化界为之震惊。许多知名人士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悼念文章，回忆聂耳为党的音乐工作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聂耳逝世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的工作改由吕骥负责。

　　随着抗大学员的足迹，《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传遍了抗日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

　　1937年9月，抗战烽火燃遍山西。正在五台山前线的吕骥，创作了战歌《武装保卫山西》(夏川作词)，并在战士中教唱。这首歌很快传遍了山西，传遍了全国。每传到一个地方，当地的歌者就把歌词中的“山西”改为自己所在的地名，于是，出现了《武装保卫山东》《武装保卫河南》《武装保卫长沙》，一直到《武装保卫家乡》，遍地开花。

　　9月底，吕骥来到太原，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向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此时的延安，正需要他这样的音乐人才，要求很快得到批准。

　　10月下旬，吕骥到达延安。组织部门分配他到延安最重要的两所学校———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和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负责音乐工作，并在陕公办公。

　　陕公校长成仿吾见来了个大音乐家，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写了一首《陕北公学校歌》，请吕骥谱曲。很快，《陕北公学校歌》唱遍了延安城。

　　抗大是中共创办的一所十分重要的军事、政治学校。毛泽东亲任校教育委员会主席，并为学校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

　　抗大学员多是十八九岁的青年，他们在这里学军事、学文化、学政治、学哲学，充满活力。吕骥每天早饭前、晚饭后，都指挥他们学唱歌曲。学员们非常喜欢唱歌，而且学得很快，每隔两三天就能学会一首歌。

　　时任中宣部代部长的凯丰，根据毛泽东制定的抗大教育方针和八字校风，写出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毛泽东看后说：“写得很好，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吕骥以极大的热情，为歌词谱了曲。

　　随着抗大学员的足迹，这首歌很快传遍了延安，传遍了陕甘宁边区，传遍了抗日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成了吕骥歌曲创作的巅峰，成了中共领导的革命音乐史上的一部杰作。

　　众多艺术家会聚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立

　　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延安的文艺家们自发组织起来，排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参加演出的既有红军时期就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的人员，也有来自上海等地的作家、美术家和演员，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毛泽东、周恩来等观看了演出，并请大家吃饭。

　　席间，毛泽东高兴地说：“没想到我们延安还有这么多文艺家，大家聚到一起不容易，我看就不要散了。”就毛泽东这句话，大家纷纷提出建议：延安有培养军政干部的抗大，有培养地方干部的陕公，就是没有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学校，应该成立一所文艺院校，为抗战培养文艺工作的干部。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

　　2月，中央作出决定，创建一所以鲁迅的名字命名的艺术学院，来培养抗战所需要的文艺干部，并责成沙可夫起草了一篇由毛泽东领衔，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为发起人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缘起》中指出，“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3月7日，根据中央指示，由沙可夫、周扬、艾思奇等人组成了鲁迅艺术学院筹备委员会，同时宣布了学院的组织机构和教学机构。学院由院务委员会集体领导，成员有沙可夫、周扬、艾思奇、朱光、李伯钊、徐一新、张庚、吕骥、沃渣。院长暂缺。副院长沙可夫兼任教务处处长，训导处处长徐一新，秘书处处长魏克多。下设三个系：戏剧系，主任张庚;音乐系，主任吕骥;美术系，主任沃渣。因缺少文学教员，文学系暂缺。教师共47人。 　　院址选在延安北门外凤凰山北部的一个半山坡上，两排共20多眼窑洞。窑洞不够，大家又动手盖起了十多间简易平房，还挖了两排新窑洞。山下一座废弃的文庙，经过修缮，做了教学活动的场所。第一期学员共60人，大多是陕公和抗大的文艺爱好者。学制为9个月，实行“三三制”：三个月在校学习，三个月下基层实践，三个月再返校学习。

　　文艺工作者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

　　4月10日，延安城内的中央大礼堂显得格外热闹，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建院(开学)典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并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坐在学员中间。大会宣读了建院宣言，指出，我们不仅为目前的抗战而工作，还要为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工作。“一方面，我们的一切工作是为了抗战。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些工作中创造新中国的艺术。”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重点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泽东再次来到刚刚开学不久的鲁艺，在半山坡的窑洞教室前，向全体师生作了讲话。

　　他说：“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理想、丰富斗争经验和良好艺术技巧的一批艺术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他还引用吕骥作曲的《鲁迅艺术学院院歌》说：“你们的院歌在唱‘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文艺做我们的武器’，这很对。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在上海亭子间的和在山上的会合到一起了，这就有个团结问题，大家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好好团结起来，进行创作和演出。”

　　他还说：“文艺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要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更好。……《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去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鲁艺的第一期学员在校学习三个月后，分批下到基层去实习。实习结束后，由于基层十分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或因战争交通阻塞，大部分学员未能返校继续学习。

　　8月，鲁艺第二期学员到校。同月，何其芳、沙汀、卞之琳穿过敌人重重封锁线，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随之，鲁艺成立了文学系，何其芳任系主任。

　　延安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鲁艺也不例外。一年四季就是定量的小米干饭或稀饭，除遇到特殊困难外，大家平均一下，基本上还能吃饱。夏季还有点青菜吃，到了秋、冬季，就是干菜叶子煮汤，放点盐，有时上面漂点菜籽油，就不错了。作为细粮能吃顿馒头，就了不得了。有人二两一个的馒头，一顿能吃十来个。肉蛋只有在年节才能吃上。学员每人每月一元津贴，只能买点毛巾、牙刷、牙粉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学员们却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生活得自由、愉快而欢畅。

　　冼星海在延安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

　　1938年9月，武汉失守已成定局。每天四五十架次的敌机在武汉上空盘旋，狂轰滥炸，许多机关纷纷撤离武汉。

　　10月上旬，冼星海所在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已分批撤到长沙，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也准备撤往重庆。刚刚结婚不久的冼星海夫妇正在为到哪里去苦恼着。冼星海曾回忆说：“正当我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是否有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又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次电报。”于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冼星海和夫人钱韵玲在有关人员护送下于11月3日抵达延安。

　　在延安，冼星海入了党，并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先后创作了歌剧《军民进行曲》，大型声乐作品《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以及被人们誉为抗战时期最优秀、最恢弘、最具历史意义的《黄河大合唱》。

　　1939年5月10日，鲁艺在中央组织部大礼堂举行庆祝建院一周年大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等到会祝贺。毛泽东为鲁艺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刘少奇也为鲁艺题词：“为大众文艺的创作而努力。”

　　就在庆祝鲁艺建院一周年期间(5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鲁迅艺术学院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不久，吕骥调出了鲁艺，与沙可夫、成仿吾等人组成筹备组，从抗大、陕公、鲁艺抽调部分师生，加上延安战时青年训练班和延安工人学校，筹建一所华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北联大”)，准备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鲁艺音乐系改由冼星海负责。

　　1940年5月11日，是冼星海35岁生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他与袁牧之一起赴苏联，为大型文献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完成后期制作和配乐工作。这一天，毛泽东请冼星海夫妇和他们刚满九个月的小女儿冼妮娜到家中做客，为他们饯行。谁也未曾想到，冼星海一去竟是五年，最后不幸病逝于莫斯科。

　　冼星海出国后，吕骥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并负责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抗敌协会的工作。

　　1941年4月28日，中宣部副部长罗迈(即李维汉)来到鲁艺，在全院召开的阶段性总结大会上作了讲话。他说，鲁艺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学院，当前在教学上的重要任务是“要专业化”，要走“正规化的道路”。

　　根据罗迈的讲话精神，学院立即对教育体制和组织机构作了重大调整。将原来的各系和带有一定研究、实验性质的团(室)，一律按专业归口，重新设立了四个部：文学部、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文学部下属文学系和一个文学研究室，戏剧部下属戏剧系和一个实验剧团，音乐部下属音乐系和一个音乐工作团，美术部下属美术系和一个美术工场。学制也由原来的九个月改为三年。 　　调整后的音乐部，冼星海任部长(因出国，由吕骥暂代)，下属的音乐系主任为贺绿汀(因尚未到职，也由吕骥暂代)，吕骥的正式职务是院教务处负责人兼音乐工作团团长。

　　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

　　为迎战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及可能到来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使全党同志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

　　在延安的政治家眼里，文艺界是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的。抗战正处在最艰苦的阶段，我们的文艺家，不是专心致志地去为抗战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而是关起门来搞提高。鲁艺戏剧系在教学上热衷于推崇“斯坦尼”体系，剧团热衷于演大戏、洋戏;音乐系则喜欢洋腔洋调，追求大、洋、古，延安的广大群众看不懂，也听不懂，说他们演戏是“装疯卖傻”，唱歌是“哭爹叫娘”;美术系则喜欢搞漫画，讽刺延安的缺点和不足，热衷于揭露黑暗面。根据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5月2日下午，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一楼的会议室举行。会议由中宣部代部长凯丰和毛泽东共同主持。朱德、陈云、王稼祥、任弼时、博古等中央领导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作了讲话。他风趣地说，现在，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朱总司令的是“手里拿枪的军队”，鲁总司令的是“文化的军队”。接着，他没有拿讲稿，严谨而流畅地提出了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供大家讨论。

　　5月16日，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大家用一天时间，进行了深入讨论。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参加了会议，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但没有发表讲话。

　　5月23日傍晚，举行了第三次会议。由于参加的人数增加了许多，会议室坐不下，便移到办公厅门前的空地上举行。服务人员用三根木杆支起一个三脚架，上面挂起一盏汽灯，毛泽东在这盏明亮的汽灯下，发表演讲。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了题目，要我来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他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联系五四运动以来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阐述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方向和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他强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的文艺家，要认真改造思想，要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5月30日，应周扬邀请，毛泽东再次来到鲁艺。他再次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他说，鲁艺是小鲁艺，工农大众的火热斗争生活是大鲁艺，他教诲艺术家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向工农大众学习。

　　中共七大闭幕前夕，歌剧《白毛女》进行了首演

　　1943年春节前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军热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鼓舞下，鲁艺成立了秧歌队，他们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扭秧歌。原来根本看不上眼的民间秧歌，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跑旱船》《推小车送粮》《赶毛驴运盐》《打花鼓拥军》等，这些以秧歌为体裁创作的新节目，受到延安群众的热烈欢迎。

　　其中，以路由编剧、安波作曲、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最为成功。他们演到哪儿，群众就跟到哪儿，饭不吃了，水不喝了，看了一场又一场。延安群众说：“一九四三年，秧歌闹得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枣园看了他们的演出。毛泽东笑得合不拢嘴，不住地夸赞：“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德也连声称道：“不错，今年的节目与往年大不一样了。”毛泽东高兴得留鲁艺秧歌队在枣园吃了一顿饭。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会议开了一个月零19天。在这次大会即将闭幕前夕，鲁艺音乐系的艺术家们将经过多次修改、反复排练的民族新歌剧《白毛女》进行了首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与参加七大的全体代表一起观看了演出。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每演到激动人心处，“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不约而同地热泪盈眶，都拿出手绢不停地擦着眼泪，并站起来鼓掌称赞”。

　　从此，《白毛女》成了演出时间最长、演出的剧团最多、演出的场次最多、最受群众欢迎的经典剧目，成了中国歌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