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战地文化服务处”
来源：论文网　作者：刘晓滇   2018-03-14 14:18:51

　　郭沫若对陈诚说：“前线抗战也需要一种精神食粮”

　　1938年4月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是国共统一战线的产物，它的主要职责是进行抗战的动员和宣传。当时的三厅，事实上也是中共发出抗战声音的一个重要阵地。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出任三厅厅长，都是为了开辟、坚守和扩大这一阵地，从而为抗战呐喊，为中华民族呐喊。而要扩大这一阵地，就须敢于争取、利用“规则”而大胆“出牌”。当时国民党当局虽然也需要抗战的宣传，但控制很严，框限很多。郭沫若在主政三厅的过程中对此常有感触，他意识到必须有所突破才能有所作为。

　　这天，郭沫若找到陈诚，向他提出一个建议。他称：“前线最迫切需要的是两样东西，一样是伤病缺乏医药;另一样是精神缺乏食粮。前一样我们让全国慰劳总会经办了,后一样我们得另想办法。不仅一般的书报，即狭义的所谓精神食粮不能到达前方，就是一般的宣传品也大成问题。”陈诚闻之不解郭沫若之意，便问：“不知沫若兄有何想法?”

　　郭沫若说：“我考虑成立一个‘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经办整个宣传品和一切精神食粮向前线运送事宜。此项工作迫在眉睫，必须立即定夺，以慰前线将士之精神需求。”

　　陈诚觉得言之有理，而此事确在三厅工作范围之内，便点头应允说：“这是好事啊，确实要有人具体来办。但不知沫若兄以何人来主持此项事宜?”

　　郭沫若知道陈诚很敏感这一处长人选，目的是想有所控制。所以他之前早已考虑好，面对陈诚提问便脱口而出三个字：“何公敢。”

　　何公敢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曾参加辛亥革命，任过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因同陈铭枢关系十分融洽而参加“闽变”并出任闽海省长，“闽变”失败后流亡日本。他是一个开明的国民党员，与郭沫若以及三厅副厅长范扬同为日本帝大同学，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知名度。政治部成立时，他又是部聘设计委员。郭沫若对何公敢评价较高，说他“有事务才干，三厅的几次预算都是他领导编成的。他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过发行的工作，是国民党所能放心的人。请他来主持战地文化服务处，那是不会有问题的”。

　　确实如郭沫若所料，陈诚对何公敢出任处长倒没有什么异议。于是，战地文化服务处很快便批准成立，名义上由各相关单位合办，事实上属于三厅。根据郭沫若的意见，三厅派了很多人参加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工作，其中有卢广声、宗君仁、管长原等，还有不少外来投效的青年。虽然待遇菲薄，但大家均甘之如饴。这成为当时的一种境界，正如郭沫若所说：“大凡由各地来的流亡青年，都踊跃参加救亡工作，而以待遇菲薄为荣。愈菲薄才愈荣耀。”

　　战地文化服务处在汉口设有总站，在长沙、宜昌、上饶、西安、桂林等地设有分站，每个分站在全省许多县城里又成立了二级“战地文化服务站”。这些“站”星罗棋布，形成了一个战时宣传品发行网。通过这个渠道，三厅把各处编写的宣传品输送到前线，输送到国民党军队，同时散发到广大中小县城。这些宣传品有单张的，也有64开、薄薄几页的小册子。这种薄册子比起书来更受士兵们的欢迎，更便于散发和传播。其内容是宣传抗战，形式则多种多样、通俗易懂、短小精干，不仅有短文、报道、诗歌、故事，而且还有连环画、歌曲、短剧和各种曲艺等。因为宣传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所以有些小册子的封面上印有蒋介石的头像，也印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字样。这样不仅保证了发行渠道的畅通，也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题。

　　“三厅走私”与“替中共运输”的谣诼

　　三厅编写的抗战宣传品数量很大。据阳翰笙回忆：“记得有一次晋察冀边区来的一位同志向我索取这些宣传品，我一次给他的就有200多种。那时纸张困难，每种宣传品印的数量不多，最多印几万份，但是散发下去，流传很广。”“流传很广”自然起到了宣传作用，但情势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国民党上层有一批不主张全民抗战的顽固派，他们对三厅的抗战宣传内容起初并不在意，后来发现其中内容体现的是发动全国军民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便视之为一股“有危险的潜流”。于是在一些顽固派的授意下，有的战区就下令不准他们的军队接受这些宣传品，也不准许地方邮局受理邮寄。但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些进步官兵与当地“战地文化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已经熟络了，他们自己跑到服务站索要宣传读物。这也充分说明了三厅的这些宣传读物已成为前线官兵的一种精神寄托。在裸露的土堆壕沟里，在硝烟弥散的间隙，一些简单的阅读对前线士兵们来说是多么惬意的一种精神享受。

　　战地文化服务处与全国慰劳总会的工作有着密切的配合。当时慰劳总会的卡车载着宣传品送往前线，返回时便将各地可作慰劳用的物资采购回来，同时也替别的部门代运必要的物品。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运输链，但突然谣诼四起，流言甚嚣，“三厅走私”的谣言不胫而走，令人目瞪口呆。尽管善良的人们并不相信，但这种抹黑战术还是让三厅的同仁们非常气愤。他们在热情地为抗战宣传、呐喊，背后却有“同一营垒”中捅来的刀子，且见血封喉，极具杀伤力。对这使人心冷齿寒的谣言制造者，郭沫若一语中的地予以揭露：“部内张厉生、贺衷寒之流。”当然，清者自清，在铁的事实面前，很快谣言便不攻自破。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个版本的谣诼又被炮制了出来，这一次更加厉害，称“三厅是中共的运输机关，专门替中共运输宣传品”。这不仅仅是将三厅的宣传工作狭义化、政党化，而且也是对客观事实的公然歪曲，有疏离三厅与其他部门以及前线抗战官兵关系之用心。

　　更有令人愤慨的事继之发生。一日，贺衷寒竟率人半夜突查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堆栈，折腾很久而一无所获。随即又搜查次日即将开赴西安的一部卡车，将所有已经包装好的书报全部打开。映入眼帘的都是官方报纸和印刷品，且都是抗战内容的宣传品。后来发现了几包旧的《新华日报》和《生活周刊》之类的进步报刊，他们如获至宝，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将其从车上全部扣留下来。其中有人把握不准地说：“《新华日报》是重庆各地公开发行的报纸，是不是要扣下?”贺衷寒无话可说，悻悻而返。

　　次日，阳翰笙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去找贺衷寒质问：“听说贺秘书长亲自带领一二十个人去搜查我们三厅的堆栈，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搜查，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一起去搜查?如果有坏人故意借搜查之名塞些什么东西进来诬陷三厅，怎么办?”阳翰笙非常气愤，情绪也很激动。他继之说：“三厅为抗战做了许多工作，不辞辛劳，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你们竟这样对待我们，这叫我们以后如何工作?还要不要抗战?”

　　贺衷寒支支吾吾，非常尴尬。

　　郭沫若知道这出闹剧后，不禁嘲讽地说道：“顽固派的神经衰弱、疑神疑鬼，老实说实在是到了可笑的程度。三厅如果要把战地文化服务处作为中共的运输机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何至于要拉何公敢出来做处长呢?何公敢是国民党员，是‘孤军派’的健将，有一个时期他和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倒是很接近的。居然要把‘红帽子’戴在何公敢头上，岂不令人啼笑皆非吗?”

　　战地文化服务处虽然为抗战宣传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几次风波而为国民党上层所关注，在三厅转移到重庆不久，陈诚下令撤销了这一组织。

　　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与服务处的“一项绝密工作”

　　作为以运输抗战宣传品为主要职能的战地文化服务处，其作用和轮廓基本是清晰的。但建国后当事人阳翰笙的一段回忆，却又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将战地文化服务处推进了我们的视线。他披露了在当时非常绝密的一段历史，称战地文化服务处“还曾经起了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的作用”。

　　历史真相是这样的。1938年5月，徐州失守以后，武汉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上层制定了保卫大武汉战略，王明也提出要保卫大武汉。然而，日军精锐已逐步会师武汉，武汉形势岌岌可危。面对撤离武汉只是时间问题的现实，周恩来非常冷静地在思考应对形势变化后的工作重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武汉沦陷后怎样继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由董必武直接领导的中共湖北省委是这项任务的具体执行者。于是，在那特定的时间里，周恩来和董必武以很大的精力突击研究和部署坚持湖北省敌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的要求，中共湖北省委把全省各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先后召集到武汉，在整顿组织的基础上，研究和确定哪些党员将转移到解放区或是撤退到长沙、重庆，哪些党员将留下来进行敌后斗争。特别是各区、县哪些同志适合以公开身份在社会上活动，以便在非常时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这就需要有一个公开组织的名义作为掩护。为此，周恩来与中共湖北省委专门找三厅特支组织委员刘季平谈话，决定以“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名义来掩护这项工作的开展。找刘季平的原因是因为在战地文化服务处成立时，三厅就安排了刘季平的弟弟刘明凡担任秘书，直接掌控着服务处的很多具体事务。就这样，三厅的刘季平和服务处的刘明凡兄弟受命直接负责这一特别任务。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共湖北省委几乎天天找人谈话和开会，确定留下来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同志的名单。而这些人均委任为各地大小县城的“战地文化服务站”的站长或副站长。每天研究确定的名单，由刘季平转交刘明凡，刘明凡则连夜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名义写好委任状，盖上公章，通过刘季平转给中共湖北省委。之后，阳翰笙在其回忆录中称：“这件事情在当时是绝密的。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连郭沫若也不知道。后来，新四军第五师迅猛发展起来和这一重要部署是密切有关的。”

　　阳翰笙的解密，确实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周恩来的未雨绸缪，中共湖北省委的运筹帷幄，三厅和战地文化服务处相关人员的勇于任事，共同勾勒出一页特殊的历史画面。画面中的历史惊心动魄，却又让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