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
来源：论文网　作者：宋效萱   2018-03-15 09:17:09

　　【摘 要】抗战时期，以“动员全民抗日”为主题的新秧歌运动，赋予传统陕北秧歌以新的表现形式、新的内涵和新的生命，使传统表现神灵祭祀、自娱狂欢为题材的民俗活动以全新的艺术职能和社会功能，成为启迪民众的抗战意识，动员民众发展农业生产、投身抗战的最好工具和有力的宣传武器。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新秧歌;新秧歌运动

　　20世纪40年代兴起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随后辐射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其发生发展及其影响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对于这段弥漫着黄土的革命秧歌运动史的研究，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一、抗战前陕甘宁边区的秧歌

　　秧歌又称 “扭秧歌”，是汉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形式，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民间扭秧歌历史悠久，据传始于春秋时期，有迎神驱邪的意义，后来逐渐演化成一种普遍的劳动和喜庆的歌舞活动。

　　秧歌在陕北曾广泛流行，最初是一项与古代祭祀活动密切相关、且富含浓厚宗教色彩的仪式。在漫长的岁月更迭中，经民众的再创造逐渐演化为一种陕甘宁边区民间群众性的节日娱乐活动。

　　抗战前的秧歌，剧情单一，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诙谐风趣，引人逗乐的秧歌，二是反映田园乡村生活的秧歌。但是还有很多一些表现爱情的秧歌，其思想内容却常常夹杂封建、色情和庸俗化的成分，群众称之为“骚情秧歌”。老百姓说“旧秧歌是酸的，我们不爱看”，“恋爱是旧的秧歌最普遍的主题，调情几乎是它的本质特色”。

　　二、新秧歌运动的兴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救亡就成为了时代的主题。面对陕北地区老百姓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非常淡漠的现状，戏剧是“社教的最好工具，不论抗战动员，改

　　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它都是有力的宣传武器”。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部分文艺家纷纷到达边区，他们的到来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的发展。1943年3月中央文委开会确定了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剧运方针，就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同一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就强调戏剧是根据地“文艺工作各部门中最有发展的必要和可能的”，而且还指出：“内容反映人民情感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这是融戏剧、文学、音乐、跳舞甚至美术于一炉的艺术形式，包括各种新旧形式与地方形式)，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随后1944年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在《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中也认为“群众艺术无论新旧，戏剧都是主体，而各种形式的歌剧尤易为群众所欢迎。应该一面在部队、工厂、学校、机关及市镇农村中发展群众中的话剧和新秧歌，新秦腔等活动，一面改造旧秧歌，社火及各种旧戏”，于是，在这些方针的指引下，由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工农兵共同参加的群众性的戏剧活动，很快在各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

　　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开始得最早，成就和影响也最大，带动了整个边区的群众性的戏剧活动。1942年的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为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确立了“工农兵方向”，于是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深入农村，收集整理当地流行的各种民间文艺作品，认真向劳动人民和他们创造或者喜爱的艺术学习，其中就包括了秧歌这种民间形式。1943年春节，以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创作演出《兄妹开荒》为标志，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迅速兴起并呈现出繁荣之势。

　　《兄妹开荒》这一秧歌剧的成功演出标志着新秧歌剧的正式诞生，并由此带动和促进延安新秧歌运动的蓬勃发展。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鲁艺第五个专业团体分别赴陕甘宁边区工作，为劳军和老百姓演出。鲁艺的秧歌队连续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联防司令部等多处表演，秧歌队员化妆成新社会的工、农、兵、学、商各类人物，大秧歌的领头人手持斧头镰刀，以拥军优属，宣传生产为主题，推出了一大批新内容，新形式的节目。1943年春节期间，陕甘宁边区的秧歌运动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潮。从此，新秧歌成为《解放日报》的一个主题，几乎每天都有报道，整个边区成为秧歌的海洋。随后，一些机关，学校纷纷组织业余的秧歌队，各地秧歌队如雨后春笋，到了1944年元旦春节期间，几乎每个机关学校都有自己的秧歌队，据统计，当时(1944年春)全边区有各类秧歌队949个，平均每1500人就有一个，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达到了它的高潮。

　　三、“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的新秧歌

　　改造后的秧歌写的都是劳动人民的事，风格又健康大方，老百姓称之为新秧歌，又叫它斗争秧歌。周扬在看了春节的秧歌以后写得《表现新的群众时代》中说到：“这些节目(指秧歌)都是新的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它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 新秧歌表现的是“新的群众时代”，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40年代，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生产劳动就成了新秧歌运动要表现的首要主题。“1942年至1945年间，解放区的秧歌剧共有169篇，涉及生产劳动的秧歌剧初步统计有64篇，占总数的38%，其中直接涉及开荒的有《开荒》、《开荒前后》、《兄妹开荒》等”。

　　与大生产紧密相关的，是改造二流子，这是边区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例如《文二起家》、《钟万财起家》、《动员起来》、《一朵红花》、《刘海生转变》等都属于这一题材范畴。这些秧歌剧用欢乐的舞蹈将劳动诗化，通过这种方式来描绘劳动，突出了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表现了劳动的美和劳动的意义，批评教育了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新秧歌取材的内容还表现了民众的政治生活。“解放区的秧歌剧中涉及政治生活的，初步统计有19篇占总数的11%，尽管相对数量较少，但改变了以往秧歌远离政治的局面”。 为了配合边区的选举运动，反对迷信，减租减息等，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选举法》、《破除迷信》、《神虫》、《减租》等新秧歌剧，这些秧歌剧都有力地宣传了中共的政策，揭露了旧的社会风俗、旧习惯对群众的毒害，在欢乐和嬉笑声中加强了鞭挞和嘲讽的力量。 　　改造后的新秧歌还涉及到了军民关系，例如“鲁艺”排演的《拥军花鼓》，风靡陕甘宁边区，唱遍了全中国。除此之外，具有代表性的剧作还有《牛永贵挂彩》、《刘顺清》等。当西北党校秧歌队在一个剧目中演到有军民关系的地方的时候观众中一个老乡说：“军队离不开老百姓，老百姓也离不开军队，迩个谁也离不开革命”，这充分反映部队战斗和开荒生产中，突出了边区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谊。

　　改造后的新秧歌之所以“新”，还体现在它的新的形式上。改造后的新秧歌剔除了旧秧歌中的丑角，取而代之的是劳动生产充满热情，“明朗与快活的边区青年人了。“新的秧歌取消了丑角的脸谱，除去了调情的舞姿，全场化为一群工农兵，打伞改用为镰刀斧头，创造了五角星的舞形，这些都是被文艺家阐释为斗争秧歌的鲜明的标志”。

　　四、结语

　　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一经兴起就呈现出繁荣之势，是实践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重大成就，它为后来的戏剧改革运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一方面，在新秧歌运动中产生的新秧歌，它继承了陕甘宁边区传统秧歌的风格。另一方面，新秧歌在继承传统秧歌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新秧歌无论在人物的塑造和舞蹈、曲调、演唱上又都有所改革，去掉了旧秧歌中不健(下转第267页)(上接第264页)康的成分，并创造性地加进了能够表现健康向上的新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说，新秧歌运动无论在探索旧戏曲改造利用与新戏剧发展的关系方面，革命的思想内容与传统的戏曲形式的和谐处理方面，以及发掘、采用、改造、发展民间文艺形式和加强群众化方面，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它对后来的戏剧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新秧歌运动在文艺上的重大历史功绩。

　　新秧歌运动诞生于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年代，它以“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基本内核。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始终紧密配合当时的政策要求，发挥了积极的政治宣传功能。在战争的特殊语境中，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革命秧歌起到了为抗战呐喊助威的作用，它凝聚了人心、团结了民众，积极配合了当时的革命任务，成为了实施革命文化策略、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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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宋效萱(1992—)，女，陕西兴平人，现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