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堪刀锋，声可震敌——衡阳报刊文艺界的抗日活动
来源：网络收集   2014-03-18 16:03:08

　　笔堪刀锋，声可震敌——衡阳报刊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长沙大火以后，湖南省军政要员纷纷南迁，许多新闻机构也来到衡阳，一时间，衡阳热闹非凡，成了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报纸在衡阳出版发行，其中由共产党员影响或直接控制的有三家，这就是《大刚报》、《力报》和《开明日报》。

　　《大刚报》原是国民党的官办报纸，１９３９年迁来衡阳改为民办。在党组织的影响下，《大刚报》经常刊登一些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官场黑暗等文章，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这个报纸的文章更加犀利，“本报专讯”栏目有时刊发的战地消息比中央社还早一二天，还配有短评和详细的资料介绍。１９３９年１月，这个报纸还义卖一天，获款三万余元，买了１０万个救急包送往湘北抗日前线。

　　《力报》于１９４０年从邵阳搬来衡阳。这家报纸原以挣钱为目的，党组织控制了这家报纸以后，很快改变了这家报纸的政治方向，面貌为之一新，经常登载一些国际问题和军事评论的文章，顿时声誉雀起，销量激增。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这家报纸的记者王平，深入江南敌后，目睹了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深受感动。他设法搜集了一套反映新四军战斗功绩的图片及战利品，带回衡阳在各处展出，使衡阳人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了解。后来，这个报纸又连载了驻桂林记者走访熊佛西、欧阳予倩、千家驹、瞿白音等著名文化人的谈话，其内容以对国民党统治者的批评和抗击日寇为主题。

　　《开明日报》的前身是长沙的《观察日报》。这家报纸是在徐特立指导下办起来的。该报极重宣传抗战、宣传民主、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湘赣两省均有较大影响。如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发表《经济学常识讲座》主讲曹伯韩写的开场白中说：“为人要学，才会晓得富人怎样发的财，穷人怎样吃的亏，外国人为什么有钱，中国人为什么受苦，日本鬼子为什么侵略中国……”这一连株炮似的发问及阐明的道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上述三家报纸，最多的一天可以发售到三万余份，不仅是衡阳，而且是整个湘南地区乃至全省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此期间，耒阳还创办了《前锋旬刊》，衡山创办了《南岳快报》，为宣传抗日救国，动员民众杀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上述一些直接或间接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报纸之外，也还有一些具有进步倾向和主张抗日的报纸，仅衡阳市内就有《湖南通俗日报》、《大华晚报》、《南风晓报》、《湘潮日报》、《正中日报》以及益世通讯社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发表过一些抗日议论和报道了一些抗日战况与消息。

　　自办书店，销售进步书刊是中共衡阳各级地方组织借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一条重要渠道。１９３８年２月，李华楫主办“读者书店”，出售了大量的进步书刊。７月，中共衡阳县工委决定将书店改名为“湘江书店”，后除了发售一般性的自然科学、文化读物之外，又秘密从外地翻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阶段论》、《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罗瑞卿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单行本，分送有关人士。１９３９年１月，该店又编印《新阶段旬刊》投入社会。这个旬刊，主要报道战地消息，抨击时弊，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内容新颖，语言流畅，很受读者欢迎。４月６日，日寇飞机滥炸衡阳，城中一片火海，湘江书店被毁。紧接着，中共湖南省工委派梁君大在衡阳司前街又创办了“五五书店”，该店的业务性质与湘江书店一样，除出售进步书刊外，自己还编辑、印刷发行一些书籍，如《汪精卫叛国的真相》、《半月文选》等，主要登载一些进步知名人士对时局的评论文章，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是时，徐特立在辖神渡吴家坪（现蒸水桥附近）小住，文选稿件常请他过目，然后编辑付印。除了“湘江”、“五五”两家书店以外，还有两家为抗日救亡宣传作过贡献的书店，就是“生活”、“新知”两书店在衡阳的分店。１９３８年４月，生活书店在李华辑的协助下，在中山路（现中山北路）开设分店，负责人吴琛。１９３８年３月，陆静山受新知书店总店的委托，在铁炉门（现解放路湘江地段）开设分店。同年１０月，因陆去桂林参加新知书店总店的筹备工作，该分店的经理由陈再德接替，店员有王解谷、陆仁德、刘景行等。两家书店大量销售和出版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和武汉编印的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小册子，如《辩证唯物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共产党章程》等书。

　　１９３９年１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姚国华（又名姚克，女）来衡阳搞文化工作，在大东华门（现为人民路）办了家“萌芽图书馆”，与各进步书店及大西门外五显庙的“衡阳书报供应社”都有密切联系。

　　１９４１年１月，由中共党员黄明主编的《青年界》在衡阳出版发行。次年，他在回雁峰山下创办了一家“三友书店”。除了将自己收藏的一些进步书刊拿出来供读者租阅外，他又与桂林的“生活书店”联系，赊销了大批新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就在这个书店发售过。同年，向愚、刘国英又在衡阳办起金国印刷厂，出版发行各种文献，一直坚持到１９４４年衡阳沦陷前夕结束营业。

　　五、组织救亡演出，开展抗日宣传

　　１９３８年，在衡阳开展抗敌文艺宣传的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以本地党组织为核心，联络当地的音乐界、戏剧界的进步人士组织演出团体，或在非专业人员中组织业余宣传演出；一是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辖各抗敌演剧队及武汉、上海等地文化人所组织的文艺团体来衡阳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

　　１９３７年冬，从上海、南京等地来衡的一批热血青年如吴琛、　何奇、徐鹏、王绍聿等组织了一个“晨呼队”。他们每天拂晓即集结起来，迎着曙光，沿湘江河街高唱救亡歌曲，高喊抗日口号。这一活动，后来逐渐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参加者有学生、教师、工人，也有普通市民，并由江东岸发展到江西岸。随着人员的增多，“晨呼队”成员中的许多人都先后参加了李华辑领导的“衡阳抗日救亡歌咏队”。这个歌咏队，直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活动，既在城里的正式剧场演出，也到农村地头进行宣传，非常活跃，很受群众欢迎。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取得“合法”地位，１９３８年春，歌咏队与国民党军方支持的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团衡阳服务站合作，正式在他们的门口挂出歌咏队的牌子，使活动的开展更加顺利。随后，歌咏队公开招收了一批新队员，并成立歌咏、戏剧两个部。戏剧部由来自“衡阳艺术界抗日救亡工作团”的创始人之一程嘉哲负责，先后演出了抗日名剧《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计》等。

　　耒阳由县委直接组织《新华日报》耒阳分销处的工作人员，下乡到群众中去教唱革命歌曲，张贴抗日标语，散发传单，县委还直接令人谱写一首《还我河山》的歌曲，到群众中教唱。

日本鬼子真残忍

杀我百姓夺我城

到一乡，杀一乡

到一村，杀一村

妄想杀尽中国老百姓

日本鬼子真可恨

中国土地他们占

中国房子他们住

中国牲口他们宰

中国山河从此归日本

沉睡狮子快快醒

共赴国难抗倭兵

拿起刀，扛起枪

挥起拳，举起棍

四万万华夏炎黄子孙

有钱的快快出钱

有力的快快出力

壮丁们快快当兵

杀尽倭寇还我河山

　　中共耒阳县委所属中共马水支部的支部书记刘若梁，把党员和进步青年组成“抗日救国宣传队”，深入到洲陂、坪田、亮源、端木、桃花等地演讲、散发传单、出漫画专栏。１９３９年冬，他们还组织了“钟声剧团”，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编成快板，将国民党假抗战真投降的把戏编成话剧，将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编成《送夫参军》，在年节前后到乡村巡回演出，借以揭露国民党，颂扬民众抗日爱国精神。

　　中共衡山地方组织则通过“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组织了歌咏队，分头到各个国民小学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在尚德小学初年级小学生中组成“小朋友歌咏队”，利用周休日等课余时间，到学校附近的屋场、村落演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流亡曲》等；还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自编了《放下你的鞭子》、《不当亡国奴》、《勇敢的胡阿毛》等小型剧目，从白莲寺出发，到罗家湖、吴集、栗木坪、甑箕岭、大堡、霞流市、雷溪市、石湾等地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日。一边演出，一边在铁路沿线的火车站救助难民，慰劳伤兵，为伤员和难民烧开水、煮稀饭，为伤员代写家信。青工队的成立，既没有要公家资助，也没有向社会求助一分钱，队员们自带钱粮办伙食，自已凑钱买宣传用品。时间一长，队员们自带的一点现金花光了，他们把队部移到县城，在城北朝天街３７号租一间铺面办起了一个书店，靠经营书籍文具解决经费短缺问题，使青工队越办越红火，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并深入到吴集、白莲寺、南岳等地农村集镇演出，宣传“抗战必胜，侵略者必败”，大大鼓舞了民众的士气，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坚定了各界人民“誓死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在“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的影响下，衡山各地的抗日宣传搞得有声有色。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刘国安从湘北前线再次回到衡山师范，很快组织了由他担任队长的宣传抗日歌咏队，由何启君老师给队员教唱《游击队队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同时成立戏剧队，由陈卓猷等导演了《凤凰城》、《日寇暴行》、《王老二当顺民》、《放下你的鞭子》、《朱大嫂送鸡蛋》等剧目，在学校内外演出。使宣传抗日的进步活动由学校走向社会，并深入伤兵医院，有力地宣传了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对在各界人士中开展抗战的思想教育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郭沫若、田汉等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辖“抗敌演剧队二队”和“抗敌演剧队八队”分别来到衡阳。演剧二队队长吕复、主要成员有瞿白音、郑君里、沙蒙、严恭、舒强、苏丹、水华、石联星、刁光覃等许多名家。该队先后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９４４年元月四次来到衡阳，为衡阳人民献演了《大地回春》、《愁城记》、《黄河大合唱》、《蜕变》、《钦差大臣》、《日出》、《保卫大湖南》等剧目和歌曲。每次来衡演出，都使全城为之倾倒，产生极大的影响。演剧八队队长刘斐章，导演谢添，主要演员有王平、朱琳等，阵容整齐，演出水平很高。他们组织来湘的流亡艺人白天到街头、江边、车站进行抗日救亡小演唱，晚上则到一些剧场演出《生路》、《壮丁》、《一二八剪影》、《雷雨》等剧目，同时出面邀请叶剑英等著名人士登台作报告。１９３９年春节慰问演出期间，他们还到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要了许多《新华日报》和党的其他刊物，向观众散发，影响很大。演剧二队和八队还帮助国民党第四军组建了“铁血剧团”，该团亦于１９４１年来衡演出《明末遗恨》、《陈圆圆》、《少年之志》、《无名英雄》等剧，给观众以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１９３９年２月，叶剑英同田汉率领一个抗日救亡京剧团到衡山县师古乡的师古小学，给当地群众演出爱国名剧《陆登殉国》，叶剑英还登台作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满怀激情地告诉大家：“只要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大大鼓舞了民众的抗敌情绪。演出结束后，田汉作诗一首以颂之：“风云叱咤老毛奇，却把奇功属教师，师古桥边嘶战马，将军亲作教师时”。

　　１９３９年冬，田汉又亲自组织“平剧实验宣传队”来到衡阳，住在成章中学，并在该校礼堂建立实验剧场，演出《梁红玉》、《岳飞》等古典剧及《凤凰城》、《俘虏》等话剧，同时还演出《江汉渔歌》等抗敌宣传剧，并在舞台桌围布上绣着田汉亲自书写的一首五言诗：“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极大地鼓舞了人民。

　　１９４２年“抗敌演剧九队”在著名演员李超、舒模等率领下，在道前街（今市府路）国光戏院演出苏联名剧《大雷雨》和曹禺的《原野》、《日出》，田汉的《丽人行》，历时月余，场场满座，产生了巨大影响。同年，演剧九队、七队与衡阳社会服务处的社会剧团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主要成员有著名演员麦大非、高博、邱星海等，演出了《杏花春雨》、《大明英烈传》、《家》等剧，在市民中大力宣传了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１９４３年６月由欧阳予倩率领的广西艺术班来衡演出了《茶花女》、《软体动物》。１９４４年日寇犯衡前夕，由电影皇后蝴蝶领衔率粤剧名星罗兰、著名影星白露等１０余人来衡演出三天，都使衡阳为之轰动，街头路途为之一塞。尤以蝴蝶演唱的《卢沟桥小调》，给观众以极大的激励，整个剧场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之情达到鼎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