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诗派”诗人抗战时期在桂林的创作活动
来源：《广西地方志》   2018-05-22 15:44:44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之后，由于桂林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沦陷区的文化人，出于自身安危和经济能力的考虑，不愿远赴当时的陪都重庆，而选择在桂林驻足。另一方面，国民党桂系军阀以自身的利益计，对文化界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文化政策，使得一些在重庆不能出版和发表的诗歌都能在桂林面世。在这样一种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中，一大批文化人陆续荟萃桂林，使得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日益高涨，诗歌创作也更为活跃。桂林的抗战诗歌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阵容十分庞大，堪称当时国内之最，其中尤以“七月诗派”在桂林抗战文化城诗坛的影响最大。

　　艾青在桂林的诗歌创作活动

　　1938年11月，“七月诗派”的台柱诗人艾青来到桂林，成为缔造桂林抗战文化城的首批精英。他在桂林活跃的诗歌创作及文学活动揭开了“七月诗派”在桂林文化城诗歌史上崭新的一页。

　　刚抵桂林，艾青征尘未除就着手桂林诗歌阵地的开拓和队伍的组建工作。11月底，他便与由武汉、广州等地撤退至桂林的文艺工作者巴金、夏衍、高兰、周钢鸣、林林等一道筹建了文协桂林分会，还先后主编了《广西日报》文艺副刊《南方》、《救亡日报》副刊《诗文学》、诗刊《顶点》、《文协》旬刊等。这些刊物的创办，不仅开拓了重要的诗歌阵地，同时也为桂林抗战诗坛培养了大量的诗歌新人。

　　在桂林期间，艾青的创作力非常活跃，佳作叠出。他初抵桂林，就激情洋溢的抒写了著名的爱国主义诗篇《我爱这土地》。诗人以鸟自喻，用沉痛的声调为“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和“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而歌唱，甘愿为祖国献身，甘愿死后“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诗人抒发的对祖国对土地之爱，情素浓烈，动人心魄，使这首诗与诗人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名诗一样家喻户晓，争相传诵。尔后，此诗同艾青在抗战初期写的七首短诗一起于1939年1月在桂林出版，书名为《北方》。这是诗人继《大堰河》之后的第二部诗集，虽仅收入了抗战初期的部分诗作，但却标志着诗人从吹芦笛到吹铜号，从“芦笛诗人”到“火把诗人”的过渡，表现出一个思想感情深沉执著的诗人所特有的深度。

　　作为桂林抗战诗坛最具号召力的一面旗帜，艾青在桂林短暂的日子里，以旺盛的激情，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质量很高的诗歌作品，迎来了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他创作发表了33首短诗，出版了诗集《北方》，而最能代表艾青创作水平的，则是他于1939年春在桂林完成的两首长诗《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诗人在自己亲身体验的基础上，为抒发自己的爱国激情和讴歌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刻画了两个为国牺牲的血肉丰满的战士形象。在这些诗篇中，艾青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其炽烈浑厚的格调催人奋起，他发出了“七月诗派”的先声，犹如时代的号角，鼓舞着中华民族奋发起来，为挽救危难的祖国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胡风在桂林的诗歌活动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七月诗派”的主将胡风也由香港辗转来到桂林。由于他在桂林诗坛上的积极倡导和活动，以高昂的激情和沉重的忧患来抒写民族的危难和耻辱，抒写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促进了这一时期桂林抗战诗坛的繁荣，并使“七月诗派”在桂林文化城诗坛上的创作及活动达到了全面兴盛。

　　胡风是“七月诗派”的创始人、重要诗人兼理论家。“七月诗派”的美誉也正是因胡风主编的文艺期刊《七月》而得名。为了活跃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胡风在抵桂林不久，就将其抗战初期的诗集《为祖国而歌》再版。诗集中收入的《为祖国而歌》、《血誓》、《同志》等诗，充满了火的炽热和被压迫的呐喊，像号角一样吹奏出了时代的强音，鼓舞了人们的抗日斗志，在当时的诗坛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受到桂林抗战诗歌运动的激励后，他又创作了《悼东平》、《流亡篇》、《记一首没有写的诗》、《海路历程》等一批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记一首没有写的诗》和《海路历程》是他这一时期高歌救亡的代表作，也是他在抗战时期绝无仅有的两首长诗。

　　在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中，胡风不仅是一名出色的诗人，而且更以一名杰出的理论家和活动家活跃在抗战的文坛上。在桂林短暂的日子里，胡风撰写了不少极有分量的诗歌评论文章如《涉及诗学的若干问题》、《四年读诗小记》、《关于“诗的形象化”》等，对当时诗歌界、文艺界都起过很好的指导作用。在组织诗歌专题研讨会、朗诵会和诗歌讲座方面，胡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亲自筹备了南天出版社，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他积极编辑出版了轰动文坛的《七月诗丛》，其中包括：邹荻帆的《意志的赌徒》、孙钿的《旗》、冀汸的《跃动的夜》、S.M的《无弦琴》、鲁藜的《为着未来的日子》、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杜谷的《泥土的梦》、绿原的《童话》、田间的《给战斗者》、诗合集《我是初来的》(胡风编选)、庄涌的《突围令》(再版)、艾青的《北方》(再版)和胡风的《为祖国而歌》(再版)。这些诗集堪称抗战诗歌的瑰宝，是抗战时期中国新诗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七月诗派”其他诗人在桂林的诗歌创作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诗坛不仅有大诗人艾青、胡风为抗战摇旗呐喊，而且其他一些“七月诗派”的诗人如彭燕郊、郑思、邹荻帆、钟瑄等也先后来到桂林，积极地活跃在抗战诗坛上。他们在桂林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诗歌，有力的促进了桂林文化城抗战诗歌运动的深入发展，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热情和争取胜利的信心。

　　当时，因创作风格与艾青的诗风相近，而被誉为“小艾青”的年青诗人彭燕郊，在桂林抗战文化城诗坛上创作十分活跃，成就令人瞩目。在桂林期间，他积极从事抗战文化活动，曾担任文协桂林分会理事兼诗歌组组长，并主编《力报》副刊、《半月文艺》、《半月新诗》。在桂林的短短几年，是彭燕郊诗歌创作的丰收期。他先后出版了《战斗的江南季节》、《春天——大地的诱惑》和《第一次爱》等诗集。诗人以其自然的语言，开拓出秀美的意境，渲染出抒情的氛围，将自己对祖国的深深爱意和渴望战斗的心愿，化入大自然的勃动图景中，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郑思也是一位才气横溢的年青诗人。1938年在武汉加入抗敌演剧五队，次年抵达桂林。直至1944年10月桂林沦陷前夕，才离桂赴广西容县参加抗日挺进队。他的诗歌创作生涯始自1938年，却成熟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在驻桂林期间，郑思虽然身处于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但它却坚持发愤写诗抒怀，在桂林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作，并且于1942年出版诗集《吹散的火星》，收入自1939年7月至1942年4月诗人所写的15首诗。诗人用大量的自然景象来比拟抗战后期桂林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表达了内心的悲愤与沉重。

　　邹荻帆，1938年加入抗日救亡演剧二队，由武汉抵桂林，在进行抗战剧演之余，也进行诗歌创作。他在桂林文化城诗坛上比较有影响的是作为《七月诗丛》出版的诗集《意志的赌徒》。在诗集中，诗人善于将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融合起来，既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又有强大的宣传鼓动性，在当时的桂林文化城诗坛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诗人钟瑄。他从1935年起在《救亡日报》、《战时艺术》等报刊发表诗歌创作。其中最具影响的一首诗是《我是初来的》。诗人以质朴的语言表达了自己面对民族灾难时的奋起反抗的意志和自愿为抗战而歌的强烈愿望。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诗坛盛况空前，阵容庞大，不仅云集了艾青、胡风、彭燕郊、郑思、邹荻帆、钟瑄等“七月诗派”精英，也得到了散居全国各地其他“七月诗派”的同仁田间、阿垅、孙钿、冀汸、鲁藜、天蓝、绿原、曾卓、杜谷、侯唯动等诗人的热情支持。他们虽各自战斗在全国不同的岗位，但均对桂林的诗歌运动相当关注，经常向桂林的文艺期刊和报纸投稿，为桂林的诗坛增添了异彩，推动了桂林抗战诗歌运动。

　　“七月诗派”诗人在桂林的诗歌创作及文学活动，繁荣了桂林文化城诗坛的诗歌创作，对全国的抗战斗争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战争的洗礼，民族的危亡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挥动诗笔，走向战场。他们的诗作，不仅为全国各地人民传送出桂林抗日斗争的讯息和生活风貌，增强了人们抗日的斗志，而且他们以不同的风格，促进了桂林文化城诗坛百花竞放的局面。他们创作了不少诗歌佳作，大大丰富了桂林抗战文化城的诗库。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桂林出版诗集和诗论专著共约120本，在桂林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诗歌也不下3千首。正是在以“七月诗派”为代表的众多诗人的辛勤耕耘下，桂林文化城的诗苑才如此硕果累累，形成了现代诗歌史上的一道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