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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来源:华夏经纬网   2018-08-07 14:27:33

  价值观、政治立场、学术追求等诸多方面存在分歧、矛盾,甚至对立,“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一个高度异质化的群体。然而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在民族危难面前,仅仅沉湎于自己的科学、艺术殿堂,似乎成了缺乏气节的表现。

  战争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对社会、对政治的观念。西迁也好,南渡也罢,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所有人都在思考自己未来的行进路线,有踌躇,有困惑,有悲观,也有喜乐。

  这一个个个体的选择,最后竟共同促成了抗战时期知识和思想的迸发,使文化薪火相传,他们的爱国热忱至今都让人为之震撼。

  史无前例的高校大迁徙

  从浙江杭州出发,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江西泰和、广西宜州,8月12日,一支由浙江大学学生组成的社会实践团队,终抵贵州遵义和湄潭。

  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艰苦辗转的路线。这条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的路线,就是至今仍被浙大人津津乐道的“西迁”之路。

  “学习西迁的历史,是我们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浙江大学毕业生张学天说。在他看来,只有到过抗日战争中浙大走过的地方,才能亲身体会到他们和那一方水土至今仍存的连结,感受到历史的印痕,体悟到使命和责任。

  1937年8月,杭州告急。为了坚持学业,并为国家保留一批知识分子,竺可桢毅然率领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辛征程。

  国际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其中的一员。怀揣科学救国信念的他,几个月前拒绝了美国摩尔根实验室的挽留,返回祖国,才刚到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

  知识无国界,但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国家。在谈家桢归国前后,志在报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正陆续回到祖国怀抱。国内高校,也一时成为他们的聚集之地。

  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数学家陈建功,于1929年谢绝了日本的工作,回国加入浙江大学。其好友苏步青,也在1931年接受了他的邀请,从日本回国与其共事。同年,化学家杨石先离开耶鲁大学回南开大学任教。1934年,物理学家王淦昌,也结束了在德国的学习后回国,并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

  但随着战火燃起,许多院校蒙受损失,被迫停办。为挽救国家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大学被有计划地迁往深居腹地的西南、西北。数据显示,当时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迁至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此同时,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等高校,于1937年9月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山东大学、私立齐鲁大学等山东高校,于1938年迁抵四川。浙江大学则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江西泰和、广西宜州,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和永兴继续办学。

  史无前例的高校大迁徙,行进得异常艰难。据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唐觉回忆,师生途中乘坐的铁皮火车,由于曾遭日军轰炸,夜晚的凉风肆虐而入。“冷得不得了,吃也没的吃,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都硬撑着。”他说。而支撑他们走完迁徙之路的则是不做亡国奴、与大众共赴国难的信念。

  舒适的生活不可得

  并不是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离开熟悉的校园,告别舒适的生活。

  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在1937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记录这个多事之秋下的复杂心境:“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华北沦亡,身为奴隶,或则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

  彼时对战事颇感悲观的吴宓,甚至冒出了求死的念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1937年7月 18日,日军飞机轰炸西苑,枪炮声隐约传到清华园。留在学校的师生和家属,多避于科学馆、图书馆楼下。而吴宓则“和衣蒙被”,仰卧屋内,“愿毙命于此室”,吴宓在日记中写道。

  1937年8月2日,吴宓从《世界日报》上得知,清华将迁往长沙,而他不愿前往,于是致函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及陆志韦、梅贻宝等,希望能为他谋一英文讲师之职。

  他坦言自己“留恋此美丽光明之清华、燕京环境”,因此一直“不以清华教授之纷纷离平为然”。与千里奔波相比,他更想留在北京隐忍潜伏、保全性命,即使“清华实行开学,亦拟不往。”

  然而,即便异常留恋,可当时的形势,还是让他无可奈何地把选择的天平向“南下”倾斜。

  毫无疑问,转变的过程对吴宓而言,是迂回而又痛苦的。所以直到1937年10月6日,朋友、同事促其南下长沙临时大学时,他才最终发觉,面对国难危机和处于危难之中的民众,自己实在没有理由留下以期得到安稳的生活。

  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的前6天,1937年10月26日夜,吴宓作出最后决定:南下。

  吴宓的这番翻腾,反映了战争爆发初期部分人的内心世界,但是,不管他们当初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不管他们曾经抱过什么样的念头,最终还是摆脱了种种羁绊,汇入到抗日战争的时代洪流。

  科学进步涌现的年代

  学者们要默默承受战争带来的一切。

  梁实秋在战时写下了著名的《雅舍小品》,所谓“雅舍”不过是乡下的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老舍穿上了斯文扫地的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像个清道夫。香烟的牌子一降再降,最后抽的是四川土产的卷烟,美其名为雪茄。文学界的朋友聚在一起时,能到小饭馆里吃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在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则相信:坚守岗位、潜心学术是学者应对国难的最好方式。闻一多沉湎于学术难得下楼一次,为此得“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一心埋头国学的陈寅恪在贫病交加中还认为“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在四川古镇李庄,梁思成在乡下的两间小屋里,开始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44年完成;刘文典在常面对无米下锅、“难以为炊”的窘况之中,完成了《庄子补正》一书,奠定了其在庄子研究领域的地位;在贵州遵义,王淦昌一边放羊一边想出了用K电子俘获办法寻找中微子的办法,成为世界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不管是对文物古籍的珍藏,还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知识分子都把学术研究当成救国工具,成就蔚为大观。有资料显示,1938年到 1944年,国民政府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杨凤城说,正是抱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情怀,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将民族的灾难化为了砥砺自身、奋发图强的硎石,为中国教育科学事业的维系和进步,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其他阶级、阶层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个人追求让位民族利益

  不过,在那段极其敏感的岁月,埋头学术已经与周围高涨的抗日情绪格格不入。科学家们尚可以做一些经世致用的研究,而文人们,即便不失民族气节,若未实际参加抗战,就可能被扣帽子。

  一生淡泊名利的梁实秋在主编《中央日报》副刊时,因一句“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惹火了“左翼”文人,只好避居“雅舍”。

  抗战爆发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7年7月10日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号召“全国的同胞们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

  “中国知识界的统一战线,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凤城说。这条统一战线,云集了当时著名的学者、作家、教授、律师、出版家和新闻记者等多个群体。以宣言、电影、歌曲和新闻报道等方式,宣传抗日救国理念,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以提振国人抗击侵略的热情和信心。

  从山东赶到武汉的老舍,加入了于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总务部主任一职。除了要为文协的各种活动四处筹备经费,老舍的文学创作也在炮火中迅速转变。

  抗战前,老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要能够写出像但丁《神曲》那样的,直抵人们‘灵的生活’的文学——‘灵的文学’”。他坚决反对把文学作为宣传工具,一再强调:“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

  但随着强寇迫近、家国濒危,全部良知都在命令他放弃一切个人情绪,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甚至不惜牺牲艺术品格。“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南下武汉之后,老舍停止了已经写有十万余字的两部长篇小说,开始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作品的写作。

  “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它有益于抗战。”老舍曾在文章中写道。他不顾得失毁誉,“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联系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我写了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于写了数来宝。”

  文人们已经无法再专注于自己的领域,而必须为全民族鼓与呼。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对抗战有过理性的思考。归国后,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他却出任了驻美大使,“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在沦陷区里潜伏

  无法苛求每个人都在战争中保持冷静,身处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可以用研究,用笔墨明示自己的风骨,而还有一部分留守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他们就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和潜在危险。

  1936年辞去北大教职迁居上海的马叙伦,在上海沦陷后留起胡须,改名换姓,决心不事敌伪。有汉奸曾劝诱他就任伪北京大学校长,被他言辞拒绝。而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则因拒绝就任伪维新政府教育部长,在1938年4月遭敌伪暗杀。

  “如果说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是在以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撑着民族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话,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主要为民族战争提供着精神支柱、精神食粮。”杨凤城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伴随着对文化的破坏和灭绝,中国大批珍贵文物和文化典籍遭到肆意掠夺和焚毁,沦陷区还被迫实行愚民政策、奴化教育。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胜利后整理编撰的《被日劫掠文物目录》及《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统计:“我国战时被劫之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迹741处。以上估价共值国币(战前币值)9885646 元。”

  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保护文化便是他们抗争时的主战场和抗战前线。在暨南大学任教的郑振铎没有离开上海,当他知道日本人在收购旧书,特别是地方志等文献时,这位精通版本学的学者更迫切地要留在沦陷区抢救本民族的文化。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并不亚于军事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对于郑振铎的留沪,当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报以理解,甚至有人因此怀疑他对抗战的态度。叶圣陶曾回忆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郑振铎才告别暨南大学,在《最后一课》中他写道:“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的刺刀,‘引满待发’。”

  1958年8月,郑振铎在《光明日报》上表露心迹,“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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