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留北平教授周作人陈垣下场迥异
来源：深圳新闻网-晶报，作者 晓亮   2018-08-11 12:21:13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的教育界人士在隆隆炮声中齐聚孑民纪念堂，商议救国之策。著名史学家陈垣也参加了会议，他并提议要增强舆论宣传，多发表一些在国际间有利于我的新闻。然而“七二九”北平沦陷后，“大家的精神实在已经涣散了”(陶希圣《从牯岭到南京》)，纷纷开始避难逃离。

　　日方当时的打击目标，主要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日军曾列有一个应当“驱逐”的名单，蒋梦麟、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名字在列。陈垣的身份是辅仁大学校长，此时的辅仁大学已由美德两国圣言会接办，校务长是德国人雷冕神父。有了这层身份，陈垣校长似乎不必担心个人的安危问题。但大敌当前，前方交战正炽，一个稍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偏居于沦陷之地，无论如何也是一件颇费思量的大事。陈垣也不是没有过挣扎，据他的弟子柴德赓回忆，“北平沦陷后，很多朋友都千方百计、陆陆续续准备离开北平，陈先生对此很支持，说应该走。而他自己呢?想走，但又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一天也离不开书，抛下书库出走，就不能做学问了，划不来;同时又相信中国是个大国，历史如此悠久，决不会亡，一定能恢复。由于这两个原因，陈先生没有离开北平，而是留下来了。”(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

　　这两个理由，不知是陈先生曾做过口述，还是柴先生私度乃师之腹，但在今人看来，都多少有些牵强。陈先生是读书人，且学基本是朴学一路，与政治无涉，但当年南下的知识分子，又有哪个舍得离开自己那堆书?他们草棚为舍，寄旅为家，不也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作出了一番成就?至于第二条，也许根本就算不得理由了吧?

　　同样是留平教授，周作人的理由则平实、直白很多。1938年，已经随校南迁的叶公超回到北平，敦促陈垣和周作人两位到昆明。周作人说：“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他认为自己实在是“寒家系累甚重”，并讲到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我的家族那时有我夫妇、及子女各一，女已出嫁，夫在西安，所以她住在我家，带着两个儿子。我兄弟的弃妻，有二子一女，也住在我处，过着共同生活，此外我的老母同了鲁迅前妻虽然住在别处，也要我照顾，这样说来，就是这不算在内，已经连我在内有十个人了。我也知道是顶好单身跑到西南去，但是撇下九个人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在北平‘苦住’。”(周作人给许雨的信)

　　周作人身后留下非议，还在于他曾出任北平伪教育督办之职，做了“汉奸”。就职之前，他也颇为踌躇，曾征询友人张深切意见，张说：“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做，须吃苦，不做，也苦。”意思是既然留下了，那就身不由己了。“做，恐怕会受人批评……”周喃喃道。不久，周就任督办之职，立即引来各方批评。周写了一则短短的读书笔记《读〈东山谈苑〉》，以表心志：“《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他原是想“忍过事堪喜”的，但这块伤疤最终还是被不断地揭开，清算。

　　留下来的陈垣要比周作人稍稍好过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也少得多。尤其是后来德意日成为轴心国，辅仁大学不仅在日本人那里争得了权力，坚持文史各科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而且也成为沦陷区内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惟一一所大学。

　　在那八年时间里，陈垣困守枯城，心情苦闷自是当然。某日，陈垣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望见日军趾高气扬地走过。陈沉默不语，片刻，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热泪盈眶。同是留北平，周作人、陈垣二人却落得下场迥异，主要还在于周“忍辱投敌”，而陈先生却实践了他“不走”的两条心愿：读书著书，迎候光复。在这八年间，他先后撰成七部专著，其中尤以“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最能体现他的知识分子名节和爱国思想。《明季滇黔佛教考》借明季中原陷落后，一些士大夫避地滇黔，“逃禅以示不仕之决心”，以表彰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发掘北方宋遗民不仕金朝的事迹，“觉此所谓道家者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因发愤为著此书，阐明其隐”;《清初僧诤记》借木陈忞、澹归变节之事，贬斥当日媚事新朝的汉奸。此外，他还通过钩稽《资治通鉴》中胡三省的注释，著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他在致友人信中说：“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胡三省是宋末人，不仕于蒙元，陈先生以作通鉴注的方式，申诉蒙元的暴政。

　　陈先生在65岁那年，终于迎来了古都光复。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平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先生听了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