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社
来源：团结网，作者：邓啸林   2018-08-14 16:31:36

　　自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中国科学社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与《学衡》一并成为国立中央大学两大学术名片，以至时人称之“北大以文史著称，东大(东南大学)以科学名世”。中国科学社的同人群体皆为后来政学两界一时之选，掌握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央研究院等关键学术岗位，在理学、工学、农林尤其是生物学等的研究和普及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所以在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科学社虽然受到国民政府学术体制化的压力，竟然也能以一私人学术团体，负担全国科学事业领导之责。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工商界和教育界开始“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国科学社由中央到地方，由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由科学主义到民族主义，一手抗战一手建设，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中不断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科学》月刊薪火不绝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河变色。此时的中国科学社正处在事业巅峰期，正在筹备联络各专门学会在浙江大学召开联合年会，组织数学分股委员会，与中国数学会合作创建数学研究所。

　　1937年7月29日，为消解中国师生的抗日精神，日本华北驻屯军轰炸南开大学，南开秀山堂、思源堂、木斋图书馆等标志性建筑和诸多珍贵藏书被摧残殆尽。张伯苓校长当场昏厥，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当时国民政府曾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南开师生随即南下与北大、清华合并为西南联大。北方既不能瓦全，身处东南人文渊薮、京畿之地的上海、南京也不能幸免于难。

　　1938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随即对上海、南京展开狂轰滥炸，中国科学社亦在此中之列，中国科学社在南京的生物研究所三幢研究楼在1月和11月的两场轰炸中相继被付之一炬，还未来得及转移的标本和资料，也被日寇洗劫一空。

　　“大河之旁必有大城”，而身为中国科学社旗帜的《科学》月刊也因稿源短缺、印刷成本、流通渠道、受众群体等陷入危局。《科学》总编刘咸在《1939年科学之展望》一文中提到，“当战事发生之初，科学机关，或被轰毁，或经内迁，交通阻滞，人事繁乱，生活不安，遑论著作，以致年余以来，投稿稀少，捉襟见肘，维持不易”。就谈到了由于战火纷飞导致“纸墨腾贵，交通阻滞”，投稿也变少，故而《科学》编辑部不得不将《科学》定价从原来的每本3角提高到4角，同时酌情减少文章篇幅。即使如此，因为《科学》本身定位即为学术期刊，受众有限，所以销路一直没有大的起色。战争造成的交通阻塞也使得各地编辑无法会同审稿，只有交由上海的科学社社员杨孝述、范会国、韩祖康、徐渊摩等主动承担编辑之责。在此危局之下，《科学》同人表现出民族大义和使命精神，坚信如果《科学》停刊，将“以致莘莘学子，平日所恃为知识资粮者，一旦中断，其为打击，与所受影响，更非物质损失，所可比拟”，以之支持自我孜孜以求期刊之生存，《科学》月刊才得以“勉力支持，得不中断，继续为科学界服务略尽非常时期之义务”，薪火不绝。

　　《科学》境况如此，其姊妹期刊《科学画报》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战争不仅阻隔了国内的交通，也使得国际航运出现困难，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更是如此。不仅国内作者无法投稿，海外期刊也难以抵达，上海“孤岛”中的《科学画报》出现稿荒，不得不改为月刊。《贝壳学杂志》则幸得杨孝述、刘咸等人的拼死保护幸免于难，科学社存在租界内图书馆的各种中文藏书悉数被抢。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科学社和《科学》编辑部被迫迁往重庆。

　　生物研究所成绩瞩目

　　中国科学社和《科学》编辑部迁入重庆之后，开始励精图治，渐渐恢复元气，力图有所作为，恢复编辑组织和通讯网络，振兴生物研究所，服务地方社会，开展学术奖金评选，召开学术会议，拓展西部组织，开展国际合作，编译出版书籍，颇有一番新气象。

　　生物研究所是中国科学社的主要研究机构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在日军轰炸中损失最大。迁到重庆之后，生物研究所的同志一度生活十分困窘，靠给中学生兼课补贴家用。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利用大西南天然生物基因库的便利条件，他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生物研究所积极从事川、康、滇、黔四省的生物调查和采集工作;开展实用科学、经济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编撰了《中国森林图志》《中国药用植物图志》《中国野生植物图志》等资料;与贸易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经济部、南川、中华自然科学社、江西省经济委员会、四川省建设厅等单位合作进行辅助研究;向当地生物学者、女性、中学生、中学生物教员普及生物学方面的知识，有力支援了当地的建设和发展。

　　组织学术活动

　　组织工作也是中国科学社的重点之一，抗战期间其组织了很多学术活动。1939年8月中国科学社恢复“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以姜立为委员会主任，熊庆来、姜立夫、江泽涵为征求委员，征求数学方面的研究论文。1940年为纪念1939年去世的物理学家何育杰，由蔡宾牟等社友捐赠，经中国科学社理事会一致通过，设立“中国科学社何吟莒教授物理学纪念奖金”。

　　1944年11月4日至6日，与新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遗传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牙医学会、中国药学会等12个科学团体在成都举行了联合年会暨中国科学社30周年成立大会，时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出席会议。先后成立昆明社友会、北涪社友会、湄潭社友会、夏壩社友会等地方组织，为“战后复兴”出版中国科学社土木工程丛书、水利工程学、电工技术丛书等。

　　宣扬科学抗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科学社不仅致力于学术研究、科学普及和服务地方的工作，还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协助抗战救国与抗战建国。如在上海“孤岛”期间，中国科学社通过《科学》《科学画报》《申报》等媒介宣扬科学抗战报国、抗战救国、抗战建国。1940年、1943年、1944年又联合多个专门学会召开联合年会，为抗战救国献计献策。在建社30周年庆典之余，也进行了“科学与四川建社”“科学与社会”“科学教育”三个专题讨论。抗战期间，与中国科学社一生相守的秉志为躲避日军的骚扰，改名翟际潜，化名骥千、伏枥,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日军侵略暴行。在国难之际，社员周美权捐助算学图书基金6000元，现金1000元等。

　　正如中国科学社发起人之一任鸿隽所说，《科学》的发行“不过是一班书呆子想就个人能力所及对于国家社会奉承一点贡献，他们做文章，做事务，不但不希望物质报酬，有时还得自己补贴一点费用”。此语堪称是对中国科学社精神最好的总结，作为一个私人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不仅担负起领导全国科学事业之责，还践行了科学报国、科学救国、科学建国这一箴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以一社团引领时代风潮者有之，如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等，但也仅仅是一时之迅，旋生即灭。以刊物辐辏天下士气者有之，如《新青年》《学衡》等，但大多不得长久。以社团加刊物构建一私人学术团体者有之，如禹贡学会与《禹贡》等，但也是局促一隅，不能领导全国和全行业的学术事业。唯有中国科学社从1915年跨到1959年，不仅对整个中国科学研究、普及产生影响，而且对当时整个中国科学实体也产生影响，即使有中华学艺社和中国自然科学社，也难以与之争锋。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学术人际网络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央研究院发挥巨大作用，以至于现今浙江大学、东南大学也享受其遗泽。

　　在中央与地方、国家和社会、学术与政治之间，在抗日战争之时，中国科学社把握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既领导全国之科学研究、建设和普及工作，还支持地方之调查、建设、发展;既与其他国家机构密切合作，也针对社会需求调整策略;既专研于学术研究，又依托赵元任、任鸿隽、竺可桢、丁文江、张謇、马相伯、杨杏佛、蔡元培、熊希龄之政学能量，应对国民政府学术体制化的压力，同时又借力以图自身之发展。中国科学社调整自身策略从事应用研究，将科学主义统摄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待时机成熟又变“救国”为“建国”。五四运动两杆大旗“民主”与“科学”，民主借由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来实现，而科学则全在于中国科学社这样的脊梁之中了。中国科学社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铸就了中国科学事业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