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地点：北京沙滩《红旗》杂志招待所
访问人：吴仲炎、李泽、郑自来 整理人：郑自来
我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到武汉的，是从南京到武汉的。我到武汉时，《新华日报》已经有了营业部，具体负责报纸的出版发行工作。营业部的主任是寿松涛(已去世，解放后是南京市委组织部第一任部长，后任过西北工大的校长)。我则担任发行课(科)的课(科)长，整个武汉时期都是我担任。 当时，报纸发行在即，编辑人员很少，只有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西原(华岗)，以及章汉夫、石西民、鲁珉、张企程等人。筹备工作是很紧张的。经过努力，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就正式在汉口创刊了。
《新华日报》的印刷器材及印刷工人，主要是由当时在南京任《早报》经理的张思明(现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带到武汉的，张思明参加武汉么新华日报》工作后，是《新华日报》社长室秘书。
吴克坚大概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份到《新华日报》的，没多久，他接替华西原担任总编辑。熊谨玎是四月份到的《新华日报》，担任总经理(这以后没有总经理)，寿松涛约在四月份就到延安抗大学军事去了，其营业部主任职务则改由易吉光(解放后曾担任过武汉市民政局长副局长)。《新华日报》印刷部主任是袁冰(现在上海定居)。
《新华日报》在武汉时期发行量不大，最多达到二万份。但是就是这个份数也够印刷厂忙的。因为当时只有两部对开印刷机，一张报纸分两次印刷，先印一、四版，再印二、三版，常常是日夜不停地开动。
《新华日报》在武汉时的发行渠道有四条：
一条是口派报业工会。即由该会派人来《新华日报》营业部批发报纸拿出去卖，这是在本市范围内。
第二条是在外地发行。主要是通过地下党及某些进步人士的关系，在一些城市建立《新华日报》发行点。这里面还包括同一些做报业生意的人建立关系，销售报纸。
第三条是通过《新华日报》在各地的分馆(如重庆、山西临汾、广州等地都设有分馆，其中广州分馆是航空版，每星期两、三次，把纸型运去印刷)发行。当时，铁路沿线的郑州、长沙、洛阳等地则是由一个在铁路上搞过，十分熟悉交通情况的工人为我们分送报纸。
第四条是直接约订户。主要是市内的一些工厂、学校等，如汉阳兵工厂就订了不少，总计直接订户大约有一、二千户。
这些工作都是由发行课(科)做的，发行课(科)共有七、八个人。
汉口《新华日报》编辑部的编辑人员有章汉夫、杨放之、徐迈进、楼适夷(负责编副刊《团结净)，何云等人；许涤新、蔡复生、李干龙等人也搞过编辑工作。编辑部汜者有刘述周、范元甄、杨慧琳、陆诒、张企程等人。
《新华日报》的战地记者陆诒和陈克寒，是作为特约记者的。陈克寒一直在敌后，基本上没到武汉。陆诒则主要跑正面战场的，来往于前线与武汉之间。到后来华西原、石西民、章汉夫、张企程等人都到过前线(当战地记者)。跑市内的主要是范元甄、张企程、刘述周等人。
《新华日报》的广告没有专门人搞，是请一个做广告生意的人兼着搞的，他每天到报社工作一、二个小时就走了。我们开始登广告是不收费的(这些广告主要是一些救亡团体的)，后来也收费了。
由于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通讯社，所以，《新华日报》采用的消息都是国民党中央社的，这些消息一般来说还能反映一些真实情况(因为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蒋介石也不得不同日本人打一下)。另外，还采用苏联塔斯社的一些消息，对其他外国通讯社的一般没采用(这些外国通汛社的消息被国民党垄断了)。
在党的影响下，李公朴主办的“全民通讯社”的稿件也还是比较进步的，因为在这个通汛社里面工作的主要是我们的同志。“全民社”当时派了很多人出去采访消息，他们发的稿?件我们也采用了一些。
汉口《新华日报》设立有董事会，这是对外的称呼，对内可能称党报委员会吧(这是听有关同志讲的)，主要成员有王明、博古、潘梓年、邓颖超、何凯丰等人。 从版面上看，当时王明对新华日报确实控制得比较利害，王明对报馆的工作人员态度也是很坏的。他搞家长制，动不动训人。蔡复生同志的回忆谈到这方面事了。新华日报受王明的影响从报纸上也是看得出来的，例如王明当时为了提高自己和他的老婆孟庆树的威信，报纸也就为他出了力。再如对陈独秀问题，那时总理等人按照中央的指示对陈做过不少工作，同时陈独秀本人当时也是表示要抗战的。但是，《新华日报》则按照王明、康生的意思登载了文章，说陈独秀是叛徒等，这和党中央就不一致了。
尽管王明极力控制《新华日报》，但该报作为党报的群众路线，还是对的。就是报社内工作的大多数同志，对王明的一套还是有抵制和反对的(尽管各人认识程度有所不同)。王明当时对报社内不同意他观点的人是进行打击的，把他们派到前线去，然后派进他的人。
《新华日报》武汉时期有几件大事。
一是一月十七日下午大约六点多钟的时候，国民党派坏蛋来报社捣乱，这件事报纸上是发了启事的。原来准备十八日刊登，但当时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刁难，没登成，故那天开了天窗，经反复交涉，十九号才登出了启事。
二是开除张国焘党籍，我们报纸也刊登了。
三是解散“民先”、“蚁社”、“青年救国团”三团体，报纸登了抗议文章的。
从报面上看，有时周总理的名字放在王明前面，但比较多的是王明的名字放在前面。
一九三八年八月份，《新华日报》派出二十多人到西安建立西安办事处(新华日报西安办事处)，由杨放之带队。这里面有少数人后来还回到武汉，其余大多数人由何云带队到长治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后改为太行版。以后负责的是陈克寒，是在何云同志牺牲后的事(何云是同左权一块牺牲的)。 彭老总曾到《新华日报》作过报告，主要讲前线的战势。
叶帅也到过《新华日报》。
武汉地区的救亡运动，救亡团体等组织还是周总理领导的。当时，在欢迎国际学联、献金运动等都是搞得很热烈的。
《新华日报》从武汉向重庆撤退是分三批走的。
第一批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份，雇了二只大木船，由华西原、戈茅(徐元霄，现文化部顾问)带队，戈茅是队长，华西原是临时党支部书记。为了便于行动，船上插有第十八集团军的旗帜，戈茅的军衔是少校。行至中途时，有条船还出过毛病。到宜昌时，华西原上岸先走了，船上就完全由戈茅负责。这两条船从汉口出发，到达重庆，走了半年的时间。
第二批是乘坐“新升隆”号船走的，关于这条船在嘉鱼遇敌机轰炸事，报上有登载，就不多说了。
第三批就是随总理走的那批人了。
从武汉撤退，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七个人，其中有林肖硖(现任《红旗》杂志秘书长)、朱进纶(现为中联部顾问)等人。
章汉夫当年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从武汉撤退到重庆的经过，可查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份的《新》报。注：范剑涯同志原是《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现是《新》报史研究负责人之一 彭老总曾到《新华日报》作过报告，主要讲前线的战势。
叶帅也到过《新华日报》。
武汉地区的救亡运动，救亡团体等组织还是周总理领导的。当时，在欢迎国际学联、献金运动等都是搞得很热烈的。
《新华日报》从武汉向重庆撤退是分三批走的。
第一批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份，雇了二只大木船，由华西原、戈茅(徐元霄，现文化部顾问)带队，戈茅是队长，华西原是临时党支部书记。为了便于行动，船上插有第十八集团军的旗帜，戈茅的军衔是少校。行至中途时，有条船还出过毛病。到宜昌时，华西原上岸先走了，船上就完全由戈茅负责。这两条船从汉口出发，到达重庆，走了半年的时间。
第二批是乘坐“新升隆”号船走的，关于这条船在嘉鱼遇敌机轰炸事，报上有登载，就不多说了。
第三批就是随总理走的那批人了。
从武汉撤退，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七个人，其中有林肖硖(现任《红旗》杂志秘书长)、朱进纶(现为中联部顾问)等人。
章汉夫当年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从武汉撤退到重庆的经过，可查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份的《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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