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喉舌”——《大众报》
来源：江苏档案馆   2019-01-05 15:05:03

　　《大众报》是1940 年2 月8 日在常熟徐市镇创办的中共常熟县委机关报，为宣传抗日思想，传播抗日信息，团结抗日力量，鼓舞抗日斗志发挥了积极作用。1940 年4 月20 日左右，谭震林奉命来到常熟，成立东路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东路特委，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从此，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高潮迭起，别开生面。1940 年5 月9日，属东路特委领导的江南社成立，全面负责东路地区的宣传出版工作。江南社有冯二郎(刘平若)为社长;傅学群为副社长，负责出版与发行工作;吴宝康为编辑部负责人;编辑有肖湘、李明、林子平、蔡修本等;出版部有周汶、刘宗炎、薛勇、陆震等七八位同志。他们大多由上海地下党输送至常熟抗日游击区。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筹备，当年7 月7 日，为纪念抗战爆发3 周年，《大众报》由油印改为铅印出版，无论信息量还是印刷质量都有很大提高，赢得了抗日军民的一致欢迎。

　　论及《大众报》的创办，有位署名“玉明”的作者在《一年来的出版工作总结》中写道：“东路变成敌人腹地之后，敌人为着消化这块广大肥沃的土地，为着驱使千万人民变为服从‘皇军’的‘顺民’，早把政治侵略放在军事进攻的上面，特别表现在文化事业的侵略与破坏。我们为着揭破敌伪的欺骗麻醉，粉碎敌伪的阴谋毒计，树立东路正确舆论指导的中心，指示斗争的策略、路线与方向，以及建立和巩固东路文化事业，冲破敌伪的重重封锁与不断的扫荡与骚扰，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打定了东路出版事业的基础。”可见《大众报》的创办除了宣传抗日、鼓舞抗日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就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使抗日这一时代主旋律始终植根于人民心中。还有位叫“林在”的作者指出：“一张进步的报纸是一部宣传书，是一个鼓动者，又是一个组织者，它是不能脱离群众的，东路的喉舌——《大众报》，就是要担任这个任务。”

　　“玉明”又说：“东路的出版工作是随东路整个局势的发展而发展的。”《大众报》创办伊始是一份油印报纸，“字迹清晰、秀丽和整齐，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许外，在印刷的数量上，每张蜡纸可印一千八百多次，实造成东路空前的记录，而油印套色的发明，更属难能可贵的业绩。铅印时期一开始，在排印的数量与美感上，即有惊人的发展。去年十月初新的生产工具配备以后，工作更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如以七月份铅印开始时为标准，十月初已提高了一倍，十一月开始，排印数量都已达到两倍至四倍的程度。”至1941年2 月，《大众报》的发行量已达5000 份之多。

　　《大众报》为3 日刊，在战争环境中做到正常出版是很不容易的，而印刷厂的艰辛奉献功不可没。由于日伪时常扫荡寻衅，作为非战斗单位，印刷厂必须随时做好转移准备。为此，大家集思广益，因地制宜，将排字房、印刷厂全部安置在船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上印刷厂，无论编辑、排印，还是活动、生活，都可以在船上完成……整个印刷厂由三四十人组成，所用船只有十一二条，前后衔接，宛如长龙，在密如蛛网的水乡地区穿梭前进。水上印刷厂除排印《大众报》外，还担负着排印东路特委主办的《江南》杂志和上级机关文件、政府公告、抗战传单、财税票据等任务，并翻印过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重要著作的单行本，为东路地区的抗日军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据当年负责筹建印刷厂，后任印刷厂党支部委员、出版部总干事的吴以常回忆：“我们这个水上印刷厂，是一个亲密、团结的抗日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一起工作、生活，一起学习和接受教育，其乐无穷。”“我们转移流动的地区很广，经常在苏州、常熟的南长浜村、北长浜村、金家浜、大滃、小滃、木渎等村庄的水面上，在常熟的董浜镇至梅李村之间的长亳塘两岸，在常熟东唐市、横泾等附近几十个村庄的河浜里，都有我们水上印刷厂的游弋踪迹。”1940 年11 月7日，《大众报》三字改用毛泽东墨迹，落款“毛泽东”三字则选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封面上的签名字体，使抗日军民虽然身处苏南敌后却有着与伟大领袖并肩战斗的亲切感与使命感。1941 年3 月，江南社奉命由苏常太地区转移到澄锡虞地区。同年7 月，日伪纠集重兵，对苏南抗日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残酷清乡，《大众报》于7 月21 日印刷出版最后一期(第215 号)后与读者告别。

　　《大众报》坚持以抗日为宗旨，为宣传抗日，鼓舞抗日士气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喉舌作用，它既是抗战的号角与火炬，又是抗战的文献与见证。虽然历经岁月侵蚀，能留存下来的《大众报》少之又少，但对后人而言，却仍可通过留下来的部分报纸饱览历史风貌，看到前辈们在抗战岁月中顽强拼搏的不屈身影，看到在常熟这块革命热土上所演绎的抗战史剧。在那一页页发黄的纸张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生等社会百态都能得到充分展示。

　　由中共东路特委主办的《大众报》

　　(《档案里的江苏》